两个和尚抬水吃也还算说得过去，只是生产人数增加产量却不增，效率有所下降。外部性在这里就出现了。因为经济学基于经济人的假设，即人们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都希望付出越少越好而收获多多益善，谁都不愿意看到别人“搭”自己的“便车”，同时又都想方设法占别人的便宜，希图坐享其成。和尚也不例外，谁也不愿意自己挑水而让另一个免费享用。读者也许很容易为他们想到一些办法。比如每个和尚各买一套水具——扁担、水桶加水缸，各自吃自己的水，但这一方案的成本过大，而且还有一个设备（指水具）的利用率低下问题；还有个办法就是达成轮流挑水的协议，一人挑一天，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比如一个和尚可能会偷懒，总是不把水桶装满，这意味着双方在相互监督和制裁违约等方面的交易费用过大。看来最笨的方法还真是最好的方法，两个人抬水不仅节省了交易费用，而且也消除了外部性问题。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荒谬结果之所以会存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由于外部性的不可避免。从设备——水桶和扁担——来看，其特征决定了要么一个人挑水，要么两个人抬水，每一次的生产活动中必然会出现一位搭便车者，即总会有一个人在吃“免费的午餐”，在大家都不想提供免费午餐的情况下，三个和尚便没水吃了。或许他们可以通过谈判来建立三人轮流值日挑水或者两人轮流值日抬水的制度安排。但是上文分析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人偷懒或两人合谋偷懒都可能发生，而监督费用又是高昂的。
在两个和尚抬水吃的情形下，尽管消除了生产上的外部性，但消费上的外部性还是可能存在的，比如一个和尚吃水比另一个和尚多，好在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谁吃多少水双方心里都有数。但在三个和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很可能会在用水多少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监督、谈判，甚至第三方仲裁的费用都可能太高而最终使大家不欢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三个和尚可能最终会寻求一种付出的努力与行为的结果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即谁付出的劳动多谁就多消费水。不过如何对努力程度进行考核是个问题，更麻烦的是劳动成果——水——的性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它不存在消费的排他性，显然，没有哪个和尚愿意提供这一公共物品。
三个和尚的故事似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事实上只要大家都退一步，互相谦让一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的确如此，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故事只是用来说明问题而已，它告诉我们：在集体经济活动中，如果没有明确的可监督的和可实施的责、权、利关系，或者不能保证付出的努力与行为结果的紧密关联，那么分配时的努力就会超过生产时的努力，既大家宁愿分抢一块小蛋糕也不愿意一起把蛋糕做大。这样，外部性问题就会使整个集体行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从而导致合作的失败。对人民公社时期的生活留有印象的人不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问题的本质与三个和尚的故事是一样的，不过那可不是大家互相谦让一下就能解决了的。
以上事例中的外部性都是积极外部性，即生产过程中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了一种有利的影响，使他人或社会的利益得到增进。这一概念是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为了说明积极外部性，他举了一个农场主与养蜂人的例子——一个农场主在山地种植果树，有个养蜂人将蜜蜂放飞到他的田间来采蜜，这样，农场主的果园增产了，养蜂人也获得了一定的收入，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谁也不要对方支付任何费用。
积极外部性固然好，可以使各方受益，然而天不遂人愿，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消极外部性的例子，比如单位施工给周围居民造成噪声干扰，汽车尾气造成环境污染，工厂向河流里排放污水影响下游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等。消极外部性的实质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差，拿工厂来说，本来生产污水和废物是要自己花费成本来处理的，但是他们直接将其排放到河流中，节省了私人成本却增加了社会成本，即转嫁了部分成本。
如何消除消极外部性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课题。为了消除外部性，政府通常是采用界定产权和课征税收的办法将外部性予以内部化。
所谓产权界定就是将资源的使用以及管理权力明确地界定给某一方，如企业、政府或者居民。我们以污水处理问题为例来说明。国外的一般性做法是：由政府有关机构评估出一定区域内满足环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力，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优惠甚至无偿给予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力能够合法地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切身利益出发，自行决定排污权的买卖。由于总的排污权力是以满足环境要求为限度的，因此不管这些权力如何分配，环境质量和标准都能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之内。而企业会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从排污权中获得最大收益而尽量少排放污水，这样客观上就达到了促进环境保护的目的。如果权力界定给居民一方，以保护居民的生活环境不受污染，那么企业就要向居民支付一定的费用使居民得到补偿，企业则获得相应的排污权。
所谓征税是指政府向产生污染的企业征收一定的排污费用，即对企业排放废弃物的量做出限制，超出的部分要征收一定的费用或者罚款。政府则利用向企业征收的税收收入和罚款收入投资于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从而使环境得到改善。这一措施也为不少国家所采用。
可持续发展
当我们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的时候，当我们备受酷热天气折磨的时候，当我们时时被警告淡水短缺不得不厉行节约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想过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我们是在自食苦果——当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不得不承受着因自然的和谐被破坏而带来的生存环境的恶化。保护环境的呼声日渐高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等人的观点，早期经济社会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形成都与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的比例关系密切相关。在早期社会，人类所能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只占整个资源的一小部分，因此早期的社会制度鼓励人口增长，通过人口的增加来增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环境无限论”和“自然和谐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前工业社会，人类以简单的生产工具作用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是微不足道的，相对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资源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随着人口与自然资源、土地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西方国家开始了举世瞩目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对私有产权的有力保护大大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各国大量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污染。当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于是便产生了“资源耗竭论”和“增长极限论”。再到后来，人类才注意到对环境应当由单纯的“事后治理”转向“事前预防”，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颇为相似，意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使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仅强调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且强调了前后两代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
先前人们将生产力的发展静止而孤立地理解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人类不过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之一，人类的活动改变了自然界，自然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现代工业化大生产导致了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巨大改变，进而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一直以来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特色，然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众多人口早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大压力了。在中国很多地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自然资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开采，并且以落后的方式进行小规模工业生产，制造了大量污染。如淮河中上游有许多小型造纸厂以落后技术进行生产，排放的大量污染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下游人民的健康和鱼类等生物的生存。
自然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前景不容乐观。首先，中国人口的绝对数量多，增长速度快，并且人口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相对于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我国的自然资源是贫乏的，人均自然资源的拥有数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人均耕地面积为例，我国一直以来是以世界几十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众多贫困地区的温饱仍然是个问题。
其次，中国的自然资源分布不均，有些地区的资源利用率很低。从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资源如淡水等来看，其人均量都不及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而且与经济布局不相匹配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从水资源与土地资源状况看，长江以北的耕地占全国的63.9％，但水资源却只占17.2％。又如矿产集中在西部，而工业却集中于东部沿海，能源消费则集中于东南部地区。
此外，严重的环境污染更显出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的大量排放使不少地区和城市的地下水遭到严重破坏和污染；煤炭的大量使用导致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氮氧化合物污染空气，并造成了酸雨污染；生态环境的恶化则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水土流失、沙漠化、草原退化、物种减少……很多地区的环境退化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环境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和谐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所能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涉及了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为后代人创造一个好环境，走协调发展之路，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为市场经济正名
计划经济“无秩序”
所谓“有计划才有条理”，计划经济不正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吗？计划经济不正是意味着无政府、无秩序状态的消失吗？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处于无秩序状态是生活中常见的实际情况；计划经济消除了无政府状态，则是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论家头脑中的产物。
对于过惯了计划经济日子的人来说，真是有一种“有条有理”过日子的感觉——什么事情政府都给安排分配好了，到什么时候只管按部就班地做什么，自己也不用费太多心思，又省心又有计划性，实在不错。这种想法绝对存在，但不可能持久，除非人们的日子永远不发生任何变故，日复一日地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计划经济究竟如何造成了无秩序和无政府的状态呢？厉以宁教授为我们做了如下的分析。
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是计划配额的制定与实施。而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不自主经营和不自负盈亏的企业，即“只管听话办事”的企业。计划配额通常是根据宏观角度的轻重缓急而安排的。谁排在前，谁排在后，谁得到的较多，谁得到的较少，全由计划当局即各级政府部门决定，是政府部门掌握着人、财、物的分配大权。轻重缓急的排列本来就没有确定不变的客观标准，于是掌握着人、财、物分配大权的计划当局自然就成为了支配企业和待业者命运的主宰者了。正是由于计划配额的制定与实施取决于计划当局的权力，所以计划经济实际上也就演变为权力经济。
计划配额通常采取“批条子”的方式下达给得到配额的企业或个人。比如说，某种原材料供应不足，就以“批条子”的方式把配额分下去；进口要控制，只有拿到“条子”的企业或个人才能得到进口所需要的外汇。于是，得到“条子”的企业或个人就神气起来了，比起其余的企业或个人，他们处于受到特别照顾的地位，可以依靠倒卖“条子”、赚取差价而大发其财。改革开放之初，屡见不鲜的“条子满天飞，倒爷遍地走，私下一转让，钞票弄到手”的现象，正是计划分配的权力被滥用所导致的。计划经济演变为“权力经济”、“特批经济”、“倒爷经济”、“差价经济”，也正可以由此得到部分解释，这不是“计划经济无秩序”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