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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五言诗的产生 (1)

五言诗的重要——五言诗不会产生于苏李的时代——更不会产生在枚乘的时代——最早的五言诗——民歌与民谣——《古诗十九首》等——两篇伟大的五言叙事诗:《悲愤诗》与《孔雀东南飞》——蔡邕、郦炎、孔融等——乐府古辞——相和歌辞——《汉铙歌》

五言诗的产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一个大进步。《诗经》中的诗歌,大体是四言的。《楚辞》及楚歌,则为不规则的词句。楚歌往往陷于粗率。而四言为句,又过于短促,也未能尽韵律的抑扬。又其末流乃成了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等等的道德训言。五言诗乘了这个时机,脱颖而出,立刻便征服了一切,代替了四言诗,代替了楚歌,而成为诗坛上的正宗歌体。自屈原、宋玉之后,大诗人久不产生。五言诗体一出现,便造成建安、正始、太康诸大时代。曹操、曹植、陶潜诸大诗人便也陆续地产生了。诗思消歇的“汉赋时代”遂告终止。

五言诗产生在什么时候呢?钟嵘《诗品》托始于李陵。萧统的《文选》也以“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几篇为李陵之作。徐陵选《玉台新咏》则以“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诸作为枚乘之诗。如果枚乘、李陵之时,五言诗的体格已经是那么完美了,则他们的起源自当更远在其前了。至少五言诗是当与汉初的《楚辞》及楚歌同时并存的。然而,在汉初,我们却只见有“大风起兮云飞扬”、“诸吕用事兮刘氏微”、“力拔山兮气盖世”,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即在武帝之时,也只有“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东方朔歌),“凤兮凤兮归故乡”(司马相如歌),“秋风起兮白云飞”(武帝《秋风辞》);却绝不见有五言诗的踪影。那么,枚乘、李陵的“良时不再至”、“西北有高楼”等的至完至美的五言诗,难道竟是如摩西的《十诫》、穆罕默德的《可兰经》似的从天上落下,由上帝给予的吗?像这样的奇迹,是文学史上所不许有的。

我们且看,主持着李陵、枚乘为五言之祖的人,到底有提出什么重要证据来没有。

钟嵘、萧统皆以李陵为五言之祖。然钟嵘他自己已是游移其词:“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昭明文选》,先录《古诗十九首》,题曰古诗,并不著作者姓氏,其次乃及李陵之作。然钟嵘尝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去者日以疏”正在《古诗十九首》中。钟氏既疑其为“建安中曹、王所制”。而萧统却反列于李陵之上。可见这两位文艺批评家对于这些古作的时代与作者,也是彼此矛盾,且满肚子抱了疑问的。刘勰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此语最可注意。《汉书·艺文志》选录歌诗,最为详尽,自高祖歌诗二篇,以至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南郡歌诗五篇等,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无不毕录。

假如李陵有如许的佳作,《艺文志》的编者是决不会不记录下来的。又《汉书》传记中,所录诗赋散文,至为繁富。李陵传中,亦自有其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这是苏武还汉时,李陵置酒贺武,与武诀别之诗。所谓李陵别苏武诗,盖即此诗而已。别无所谓“良时不再至”诸作也。这诗乃是当时流行的楚歌的格式,也恰合李陵当时的情绪与气概。“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能辞”,“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这三首“别诗”,诚极缠绵悱恻之至,然岂是李陵别苏武之诗!又岂是“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泣下数行,遂与武决”的李陵所得措手的!《古文苑》及《艺文类聚》中,又有李陵的《录别诗》八首,“有鸟西南飞”、“烁烁三星列”等,则更为不足信了。

苏武亦传有“结发为夫妻”、“黄鹄一远别”诸诗,其不足信,更在李陵诗之上。像“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诚是一篇悲婉至极的名作,却奈不能和苏武这一个人名联合在一处何!又有武《答李陵诗》一道,见《古文苑》及《艺文类聚》;《别李陵诗》一首,见《初学记》。则更为显然的伪托。

为什么钟、萧诸人定要将这些绝妙好词抬高了三个多世纪而与李陵、苏武发生了关系呢?可能的解释是:自“五胡乱华”之后,中原沦没,衣冠之冢不东迁则必做了胡族的臣民,苏、李的境况,常是他们所亲历的。所以他们对于苏、李便格外寄予同情。基于这样的同情,六朝人士便于有意无意之中,为苏、李制造了,附加了许多著作。有名的《李陵答苏武书》便是这样动机伪作出来的。将许多无主名的古诗黏上了苏、李的名字,其动机当也是这样的。

至于五言诗始于枚乘之说,则连钟嵘、萧统他们也还不知道。这一说,较之始于苏、李的一说为更无根据,更无理由。第一次披露的,是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他以《古诗十九首》中的《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八首,定为枚乘作,更加了《兰若生春阳》一首。大约硬派这九首“古诗”于枚乘名下的,当是相沿的流说,未必始于徐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已说起:“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好奇过甚,以此“或称”,径见之著录了。

总之,五言诗发生于景、武之世(公元前156—前87年)的一说,是绝无根据的。在六朝以前没有人以五言诗为始自景、武之世,也没有一首五言诗是可以确证其为景、武之世之所作。虞美人答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一歌的:“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见《史记正义》)以及卓文君给司马相如与之决绝的《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见《西京杂记》)固与苏、李、枚乘同为不可靠的。即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敛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作于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时者,刘勰且以为疑,《文选》李善注也以为“古词”。则西汉之时,有否如此完美的五言诗,实是不可知的。颜延之《庭诰》说:“李陵众什,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苏东坡答刘沔书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诗,有‘江汉’之语,而萧统不悟。”(《通考》引)洪迈《容斋随笔》说:“《文选》李陵、苏武诗,东坡云后人所拟。余观李诗云:‘独有盈觞酒。’盈,惠帝讳。汉法触讳有罪,不应陵敢用。

东坡之言可信也。”顾炎武《日知录》说:“李陵诗,‘独有盈觞酒’,枚乘诗,‘盈盈一水间’。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讳,又可知其为后人之拟作,而不出于西京矣。”又《文选旁证》引翁方纲说:“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河梁之事。所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大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则此日月弦望为虚辞矣。”翁氏又说:“‘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也说:“七言至汉,而《大风》、《瓠子》,见于帝制;《柏梁》联句,一时称盛。而五言靡闻。其载于班史者,唯‘邪径败良田’童谣,见于成帝之世耳。……要之,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由此可知以《古诗十九首》等无主名的五言诗为枚乘、苏、李所作,是有了种种的实证,知其为无稽的;固不仅仅以其违背于文学发展的规律而已。

那么五言诗,应该始于何时呢?五言诗的发生,是有了什么样的来历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最可靠的五言诗,是《汉书·五行志》所载的汉成帝时代的童谣: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

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及班固的《咏史诗》:“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这些五言诗,都是很幼稚的。可见其离草创的时代还未远。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公元前16—前9年)《尹赏歌》:“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后汉书》载光武时(公元25—55年)《凉州歌》:“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后汉书》又载童谣歌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崔氏家传》载崔瑗为汲令,开沟造稻田,蒲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道:“上天降神明,锡我仁慈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溉灌,决渠作甘雨。”常璩《华阳国志》载太山吴资,孝顺帝永建中(公元126—131年)为巴郡太守,屡获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