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文学史
1005900000020

第20章 五言诗的产生 (3)

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诗,颇有许多意见与问题。但其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的一篇最宏伟的叙事诗,却没有一个人否认。此诗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沈归愚以为是“古今第一首长诗”。叙的是一个家庭中的悲剧。其著作的时代似较晚,当是五言诗的黄金期中的作品。序文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假如序言完全可靠的话,此诗也是“汉末建安(公元196—220年)中”的“时人”所著的了。然论者对此,异议尚多。梁启超说,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

为什么这一类的叙事诗会起于六朝呢?他主张,他们是受了佛本行赞一类的翻译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但有人则反对他的主张,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中国的叙事诗,并不是突然而起的。在汉人乐府中,已有了好些叙事诗,如《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等皆是。蔡琰的《悲愤诗》也在汉末出现。又魏黄初(约公元225年)间,左延年有《秦女休行》。在这个时代(公元196—225年)的时候,写作叙事诗的风气确是很盛的。所以《孔雀东南飞》之出现于此时,并无足怪。五言诗在此时实已臻于抒情叙事,无施不可的黄金期了。

有主名的五言诗的早期作家,有蔡邕、秦嘉、郦炎诸人。蔡邕的《饮马长城窟行》为五言诗中最隽妙者之一,然或以为系古词,非他所作。他的《翠鸟》一作,其情思便远没有《饮马长城窟行》那么隽美了:“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形容。”

秦嘉字士会,陇西人。桓帝时仕郡上计,入洛,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当他为郡上计时,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他赠诗有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深情缱绻,颇足感人。然已离开民间歌谣的风格颇远。

郦炎(郦炎见《后汉书》卷二百十)的《见志诗》二首,其一:“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赵壹(赵壹见同上)的《疾邪诗》二首:“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及“执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以及孔融的《杂诗》:“岩岩钟山首,赫赫炎天路……吕望尚不希,夷齐何足慕”;《临终诗》:“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都是以五言的新体来抒写他们的悲愤的。五言诗在此时,已占夺了四言诗及楚歌的地位,而成为文士阶级所常用的诗体了。五言诗到了这个时代,渐渐地离开民间而成为文人学士的所有物了。自成帝(公元前32年)至这时(公元219年)凡二百五十年,五言诗已由草创时代而到了她的黄金时代;已由民间而登上了文坛的重地了。

当五言诗在暗地里生长着的时候,其接近于音乐的诗篇,则发展而成为乐府。唯乐府不尽为五言的。《汉书》卷二十二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同书卷九十二又说:“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又同书卷九十七上,说李夫人死,武帝思念不已,令方士齐人少翁招魂。武帝仿佛若有所遇,乃作诗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因“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在这些记载中已可见所谓乐府,不外两端,首先是“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其次,是自作新声,为新词作新谱。然自制之作,本未足与民间已有之乐曲争衡,而庙堂祭祀的诗颂虽谱以新声,却更不足以流传于当时。世俗所盛行者,总不过是所谓“郑、卫之声”而已。《汉书》卷二十二又说:“是时(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然皇帝的一封诏书又怎能感化了多年的积习呢?所以“乐府官”尽管罢去,而“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雅乐”不要说“不制”,即制作了,也是万万抵抗不了俗曲的。已死的古乐怎敌得过生龙活虎的活人的歌曲。一时的提倡,更改革不了代代相传,社会爱好的民间乐府。所以《晋书·乐志》说:“凡乐府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世荀勖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然而被于新声的调句与古辞已很有异同。有一部分,我们现在只能知其新词而忘其古辞,这是很可惜的。但有一部分,则古辞幸得保存。《唐书·乐志》说:“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侧调者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张永《元嘉技录》说:“有吟叹四曲亦列于相和歌。又有大曲十五篇,分于诸调。惟《满歌行》一曲,诸调不载,故附见于大曲之下云。”他们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特别是以平、清、瑟三调为“周房中曲之遗声”的一说。《晋书·乐志》的“并汉世街陌谣讴”一语最得其真相。我们一看那些古辞,便可知其实出于“街陌”,而非古代遗声。

大抵汉代的乐府古辞,可分为相和歌辞、舞曲歌辞及杂曲歌辞的三类。所谓杂曲歌辞,连《孔雀东南飞》亦在内,所包括的只是一个“杂”字而已。舞曲歌辞则大都为舞蹈之歌曲,文辞绝不可解者居大多数,我们现在所最要注意者唯相和歌辞及杂曲歌辞。

“相和歌辞”凡六类,又附一曲《满歌行》,据张永说是无可归类的。第一类“相和曲”,我颇疑心她们真是相和而唱的。《公无渡河》、《江南可采莲》以及《薤露歌》、《蒿里曲》都有相和相接而唱着的可能。《鸡鸣高树颠》、《乌生八九子》、《平陵东》也可和唱。唯《陌上桑》为第三人叙述的口气,不像相和之曲。然《陌上桑》全文都为纯美的五言诗体写成,与其他相和曲完全不同。或是误行混入的吧。第二类“吟叹曲”,今只有《王子乔》一曲,且还是魏、晋乐所奏,非是本辞。全文似为祝颂之辞,如“令我圣朝应太平”之类。第三类“平调曲”,今存者有《长歌行》三首,《君子行》一首,《猛虎行》一首,这几首都是五言的。《君子行》一首亦载《曹子建集》中。

第四类“清调曲”,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文字较为简洁,似当为本辞。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燕门太守行》、《双白鹄》、《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这是很可注意的。像《东门行》、《孤儿行》及《妇病行》都是很好的叙事诗;在当时,大约是当做短篇的史诗或故事诗般的唱着吧。第六类“楚调歌”,今所传仅有三首。《皑如山上雪》,共二首,一为本词,一为晋乐所奏。《皑如山上雪》即相传为卓文君作的《白头吟》。“大曲”中,只有一篇《满歌行》,但有二首,一为本辞,一为晋乐所奏。其情调与《怨歌行》及“人生不满百”等皆甚相同。

在“杂曲歌辞”里颇多好诗。《伤歌行》的“昭昭素明月”诸语,大似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悲歌》虽只是寥寥的几句,却写得异常的沉痛:“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枯鱼过河泣》似只是一首很有趣的儿歌:“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更有“郊庙乐章”,为朝廷所用的“雅乐”,其辞大都是出于词臣之手。深晦古奥,甚不易解,大似舞曲歌辞。但也有极佳之作。此种郊庙乐章也可分为二类:郊庙歌辞(《汉郊祀歌》十九首)及鼓吹曲歌辞(《汉铙歌》十八曲)。《汉郊祀歌》者,盖即《汉书·礼乐志》所谓:“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词臣应制所作的东西自易流于古奥。

《汉铙歌》十八曲,中多不可解者。崔豹《古今注》曰:“短箫铙歌,军乐也。……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沈约谓:“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辞,细字是声。声辞合写,故致然耳。”沈约之说最为近理,但也未必尽然。当亦有窜乱,或古语本来难知者。其中最好者像《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而《有所思》与《上邪》二首,也皆为绝好的民间情歌。所可怪的是,在“郊庙乐章”的鼓吹曲辞中,为什么竟有这些绝不类“庙堂”之作的民歌在?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是民歌侵入《铙歌》的范围中去;第二是《铙歌》的曲调普及于民间,民间乃取之以制新词。

参考书目

一、《全汉三国晋南北六朝诗》 丁福保编,有医学书局印本。

二、《古诗源》 沈德潜编,有原刊本及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三、《文选》 有汲古阁刊本,有胡氏仿宋刊本,有《四部丛刊》影宋本。

四、《玉台新咏》 有坊刊本。

五、《汉诗研究》 古层冰著,启智书局出版。

六、《古诗十九首解》 金圣叹著,有唱经堂刊本。

七、《汉铙歌释文笺正》 王先谦著,有长沙王氏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