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人民的人有必要对国家中出现的政治风波的前兆有所了解，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政治风波在双方力量达到势均力敌的时候是最为剧烈的，这就像自然界中的暴风雨在春分或秋分的时候是最为狂暴一样，在一场暴风雨来临之前，经常会刮起沉闷的风，海水会渐渐地波涛汹涌起来，国家中也会有这种情况。
太阳神曾经警告人们，凶恶的反叛即将发生，变节行为和隐秘的战争正在酝酿，这时，针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频频出现，而且是公开的。而且政治谣言往往是不胫而走的，那么将会不利于国家，却又往往是很容易被人们匆匆接受的，这些都是动乱的前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女神家谱的时候，说“她是伟大的巨人们的妹妹”。
传说中，因为众神惹怒了大地女神特拉，使她怒火中烧，于是就生下了谣言女神，她就成了凯欧和恩克拉多斯的妹妹。
我们从这个神话可以看出，谣言好像是历史上众神叛乱的遗物似的。但谣言确实是即将来临的叛乱的序曲。无论怎么看，维吉尔的话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构成叛乱的行动与推动叛乱的谣言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充其量不过是哥哥与妹妹，阳性和阴性的差别。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往往是国家制订出最好的政策的时候，本来这是最值得称赞的事，应当受到最大程度的欢迎，但却遭到了恶意的曲解和中伤。这就表明会有很大的怨恨之情存在。就像塔西佗所说的那样：“当人们开始对统治者怀有非常大的不满时，他的所有举动，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同样会使他受到非难。”
这种情形如果一旦出现，那些以为通过施用严酷的铁腕手段，就能压制住这些谣言，并且能防范或根除叛乱的想法，将是非常错误而危险的。因为这些举措反而可能会成为加速叛乱的导火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冷静地处置这些谣言，比设法压制它可能会更有效。还应当分辨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即他们表面上似乎是服从的，而实际上却是在对政府的法令进行挑衅。争论、挑衅、对君主的命令进行随意的批评和指责。这种种的举动往往是走向叛乱的前奏。其结局必然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尤其是当全民大辩论发生的时候，如果那些拥护政府的人不敢站出来讲话，而反对政府的人却可以滔滔不绝、畅言无忌的时候，那么形势就会变得更加险恶。
而且，诚如马基雅弗利所指出的那样，君主本来应该是国民共同的父母，如果他自成一党，偏向一方，那就好像是一条船，很可能会因为载重不均衡而导致倾覆，这一点在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统治的时代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先是加入了联盟，为的是消灭新教徒，而不久以后，那个联盟却又开始反对他。因为如果君主的权威成了一个目标的帮凶，而且还有其他的更加强大的君权约束力，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国王也就几乎丧失了他所拥有的权力。此外，当纷争不和、互相攻讦和派系斗争在公开的状态下肆无忌惮地进行的时候，也就标志着这个政府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了。
政府里最高层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像传统观念中关于“第十层天”里行星的运转一样，也就是说每个行星受到最高层的运转作用而做的运转是迅速的，但是它的自转则是舒缓的。因此，当高官们在自主的运作中运动得太剧烈，并且，就像塔西佗所说的那样，“放任到了根本不把他的支配者放在眼里”的时候，也就标志着天体离开了运行的轨道了。因为威信是上帝所赐的，是用来使君主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的佩带。
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是组成一个政府的四个重要部门。当它们的地位被动摇时，国家也将会面临解体的危险。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酿成叛乱的各种因素以及动机和预防的方法。
关于酿成叛乱的因素众多，因而也就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因为预防叛乱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导致叛乱的因素。只要有堆积的干柴，那么就很难说它会在什么时候，可能会由于某一个细小的火星的掉落而燃成燎原的大火。导致叛乱有两个主要的因素：一是贫困，二是民怨。社会中存在着多少破产者，那么就存在着多少潜在的叛乱者，这是一个定律。卢卡斯这样来描述罗马内战前的情形：
由于高利贷侵吞了人民的财产！
所以负债者要用战争来获得解放，
它的到来鼓舞了人心。
战争使许多人受益，这就是一个确定而又绝对可靠的迹象，说明一个国家已经有了反叛和动乱的倾向。而如果有钱人的富有和奢侈与平民百姓的贫穷和困窘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危险就是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是危害巨大的。因为贫困和饥饿而产生的造反是最厉害的造反。至于人民的不满，它在一个国家当中，就像污秽的体液流动在人体当中一样，往往会聚集起来，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并且会引起发炎。
君主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衡量不满所带来的危险，也就是说，这些不满是否真实公正，因为这样一来，也就是把人民想像得太理智了，以为他们往往会藐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也不能这样来衡量不满所带来的危险，即赖以产生不满的悲痛在事实上是大是小，因为当恐惧大于感情的时候，不满也就是最危险的不满。
“伤心是有限度的，而恐惧则是没有限度的。”
（Ｄｏｌｅｎｄｉ ｍｏｄｕｓ，ｔｉｍｅｎｄｉ ｎｏｎ ｉｔｅｍ．）
除此之外，在处于高压的时候，那些刺激人的耐性的事情，也会依然压倒勇气，但在恐惧的时候，却并不是这样。任何君主或者政府，也不可能因为不满的经常出现，或者长久存在，或者因为不满尚未产生险情，而对不满无忧无虑：因为并非每一团水汽或者雾气都能够变成暴风雨，尽管暴风雨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安静的，但终究是要降落下来的，而且，就像那句精彩的西班牙谚语所说的：“绳子被最后一下轻轻地一拉给扯断了”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宗教的改革、税赋、法律与习俗的变动，特权的破除，压迫的广泛，小人和外戚的得势，饥荒，军队的解散和党派之争的白热化，以及任何一种激怒民众，并使他们在一场共同的运动中结合在一起的事件。
针对叛乱我们需要一些补救的方法，有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们将在此进行讨论。至于非常有效的救治，就是必须对症下药，因此没有通例可循，而应当交由行政会议处理。
第一种补救或预防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叛乱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国力的匮乏和贫穷。针对这个目标当采用这些措施：开放贸易并让它的发展取得良好的平衡，保护并扶持制造业，流放游手好闲的人，按照节约法禁止浪费和铺张，改良土壤和开垦新的土地，调整控制市场物价，减轻人民的税赋和进贡，等等类似的方法。
也就是说，应当注意的是，不要让国内人口总数超过国内的储备可以供养的人口数。人口的计算也不要仅仅以数目为准。因为，一个人口少的国家，如果收入也少而消费过多的话，比生活节约、储蓄量大的国家，会更快地耗尽它的国力。因此，贵族显要增加的速度和数量，如果超过了平民人口增加的正常比例，很快就会把国家拖到贫困的边缘，而且，宗教神职人员的过度增长也会造成这种局面，因为他们是不从事生产的，而被供养的学者如果多过，那么可以提供给他们的职位的时候，所造成的结果也是这样的。
我们都知道，通过对外贸易，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绝对财富的增加，国力的增强。通常人们知道有三种东西是可以进行对外贸易的：一是天然的物产和矿产资源，二是本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三是商船队。因此，如果这三个轮子都能够运转不息的话，那么财富就会不断地从国外流向国内。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少有人知道，劳务也能够创造财富。荷兰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的国家并没有富足的地下矿藏资源，但他们的劳务输出能力，却变成了一个创造财富的庞大矿藏。
作为统治者，应当防止国内财富被少数人所垄断。否则，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很多的财富，那么大部分的人民仍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金钱就好比肥料，如果不撒入田地中，本身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为了使财富均匀的分配，就必须用严厉的法律来对高利贷以及商业的垄断、地产的垄断来加以限制。
在消除不满，或者是起码消除不满的危险方面，每一个国家，都有两部分臣民：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当二者中的其中之一产生不满的时候，那危险是不大的，因为平民如果没有受到贵族的挑动，那么他们的动作将是缓慢的，而贵族的力量又是弱小的，除非民众倾向于或者愿意自己采取行动。因而，当贵族阶级等待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爆发动乱时，他们就可自己表态了，这就是危险产生的时候。诗人们杜撰说，其他的神想把朱庇特捆绑起来，朱庇特听说了，于是接纳了帕拉斯的劝告，召来了布里阿柔所，让他用他的一百只手来帮助他。这个寓言非常形象地说明，君主如果能够获得平民百姓的友善，那么他就是安全的。
对民众给予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发泄痛苦和不满，才是一种稳妥的办法。如果硬是不让体液排出，以及捂着脓血不让它流出，那么就会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毒疮和恶瘤的危险。
谈到不满的时候，埃匹米修斯的角色倒是和普罗米修斯有些相似，因为再没有更好的方法来预防不满了。埃匹米修斯在痛苦和邪恶飞出来的时候，终于把盖子盖上了，并把希望关在了盒子底下。毫无疑问，用技巧和权谋来培养及保持各种希望，并带领人们从一个希望走向另一个希望，这是缓解和消除不满这种毒素的最佳解毒药之一。而且，衡量一个政府和政治家是否清明，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即使它不能使百姓心满意足而赢得民心，也能够让民众感到有希望的寄托，从而赢得民心，同时，这个政府能够处事得法，以至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它，仿佛任何事都是有希望的，都有解决的出路。这一点做起来并不难，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是善于吹嘘自己的，或至少敢于装出不相信大难临头的模样。
另外还有一种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但仍不失为上策的预防措施，那就是预见并提防某些适合心怀不满的人聚集在一起的领头人物。我们以为能充当这种为领头人物的人大多都拥有成就和声望，深受那些对现政不满的党派的信任和尊崇，同时他们也被认为对现政心怀不满。对这种领头人物，政府要么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对其加以争取并让他归顺，要么就使其同党中有另一领头人物与之对立以削弱他的声望。总而言之，对各类反政府的党派集团实行分化瓦解，挑拨离间，或者至少是让他们内部之间互相猜疑，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因为如果是拥护政府的人内部四分五裂，而反对政府的人内部却万众一心的话，那么将是极其危险的情况。
我们清楚地看到，君主口中无意说出的某些风趣而又刻薄的话，曾经点燃了反叛的烈火。恺撒曾经说：“苏拉是文学上的外行，所以不能‘口授文章’。”这句话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因为这句话完全断绝了人们对前途所抱有的希望，也就是在某个时刻他会自愿交出他的独裁者的职位。加尔巴因为一句“我的士兵是征召的，而不是买来的。”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因为这使得士兵失去了获得赠品的希望。普罗巴斯也因那句“假如我活下去，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了。”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因为这句话让他的士兵们非常绝望。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但毫无疑问，在敏感的问题上和在不稳定的时代，君主需要对他的言行十分谨慎，因为话一旦出口，就好像射出的箭一样，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饱含动机冲口而出的话。至于那些长篇大论，是淡而无味的，也就不像简短的话语那样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为了预防一切可能造成叛乱的因素出现，君主身边不能没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勇敢的大将，他们可以在反叛开始的时候就把它镇压下去。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那么动乱一旦爆发，朝廷中就会出现不应该有的恐惧和不安。而政府就会出现塔西佗所说的那种危险：“人的脾气就是这样的，虽然没有几个人敢于冒险做出这样一个邪恶的举动，但是许多人却渴望邪恶的举动出现并且会默许这邪恶的举动。”但这样的军事人员必须是忠诚可靠的，并且具有很好的名声和地位，而不是那种喜欢结党营私，专门讨人喜欢的人，同时还要拥有与政府中的其他大人物地位相应的职位，否则的话，那治病的药就会比疾病本身更加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