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之于中国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然而在中国，“面子”不仅仅指人的脸面，它更是一个复杂的复合性名词，其含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表达的范围，或许比那些心领神会的词语的意义还要广泛。
想要弄清“面子”的意义，就算只能部分的理解，我们也要事先考虑有关的一些事实：作为一个种族，中国人赋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戏剧本能。几乎可以说，戏剧是这一种族唯一的全民性娱乐方式。中国人对戏剧的痴迷程度，同英国人对体育、西班牙人对斗牛的狂热不分上下。哪怕只有一点点的触动，中国人都会沉迷其中，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戏剧中的人物。置身于戏剧的场景之中，中国人会像戏中人物一般行礼、下跪、躬身、叩头。
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行为即便不会被认为是荒唐的举动，也会被看作是一种无趣的表现。而中国人正是借助这种戏剧术语来思考的。每当中国人的自我防御心理启动的时候，即便只有两三位听众，他们也会像面对上百万民众一般，慷慨激昂地说：“我不仅要对你说、对他说，我还要对你们大家说。”假如麻烦得到了解决，他们就会像绅士般自称自己是在一片赞扬声中“走下舞台”的；假如这些麻烦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他们就“下不了台”。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你就会发现，这一切与现实毫无瓜葛。
事实永远不会成为问题，而问题只是一种形式罢了。如果人们总能适时地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说出一段漂亮的话，那根本就是做戏。我们不会到帷幕的后面探个究竟，因为这样做只会破坏戏的美感。在纠结着各种复杂关系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去探究，因为这样才会有面子。如果不这样做，抑或忘记这样做，时时中断表演，就是“丢面子”。
一旦正确理解“面子”的含义，你就如同得到了一把钥匙——能够打开“中国人的特性”之锁的钥匙。但我们必须注意一点：西方人通常不能完全理解面子的运作规则，以及这一规则所能获得的利益。他们总会忘记戏剧这一重要元素，而不断地纠缠于无足轻重的现实领域里。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面子如同南洋岛的“塔布”，存在着一种无法否定的势力。但面子更加神秘莫测、无章可循，只能按照中国人的观念来判断和变更。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因为在同一件事情上，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即便在解决村民吵架这样的小事上，“和事佬”也需要认真掂量面子的平衡问题，就像欧洲政客们思考力量均衡的问题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目的并不在于公正——尽管理论上要求这一点，但对于东方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调解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全双方的面子。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法律的仲裁。很多时候，诉讼都只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比赛。
送给别人一份厚重的礼物，就是“给他面子”。如果这份厚礼是个人送的，那就只能收下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很少，或者说还没有出现过将礼物全部回绝也表示给对方面子的先例。要想保留面子，就必须这么做。如果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也是丢面子的事情，即使证据确凿，也要予以否认，只要能保全面子就好。
例如一只网球不见了，恰好被一位苦力拾到。当苦力把球归还给网球的主人时，主人却表现得非常气愤。他带着大家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地上有一个球（实际上这个球是从他的袖子里掉出来的），然后理直气壮地说：“瞧，‘丢’的球就在这儿！”一名女佣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主人的房间里，事后客人发现丢了东西，她又会装模作样地把铅笔刀从桌布下面拿出来，并声称是自己找到的。
在这两个事例中，当事人都保住了面子。如果仆人不小心弄丢了一把银勺，当他知道为此要付出一笔不小的赔偿金时，就会马上辞职，并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说：“我的工钱就留着赔那把勺子吧，我才不要呢。”这样做他便觉得没有伤到自己的面子；一个债主明知钱已经要不回来了，却还要到债务人那儿，严厉地斥责、威胁一番，以显示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却保住了面子，从心理上得到暗示，以后不会再像这样要不回钱。一旦仆人得知自己因为失职或激怒了主人而将被解雇时，他们很可能会故意继续犯错，然后主动辞职，以保全自己的面子。
对我们来说，为了面子而丢掉性命，并不见得是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我们总会听说在中国，作为一项恩赐，允许犯罪的官吏穿着官服接受死刑，这样做也是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