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本性的勤劳，无论做何种工作，都全力以赴——这是对“勤劳”的一种解释。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意识到了勤劳的价值，认为勤劳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大为称颂。
从总体上看，一个民族勤劳与否，可以从一个立体的纬度分析，即长度、广度和深度。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长度指的就是劳动的时间；广度指的是劳动的人数；深度指的是“出于本性的勤劳”和“全力以赴”所花费的精力。从这三个角度分析，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一种综合性的产物。
一个偶尔来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与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相比，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显然是不一样的，但他们都会认同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劳表现。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感觉，就如同约翰·卫斯理的名言所表述的那样：“永不停息地全情投入。”在中国，很难看到懒汉的身影，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闲适的富人。虽然这部分人只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一小部分，但这些富人的生活并非像外国人看到的那般平庸，他们也在时刻关注自己的事业。
中国人总把平民分成知识分子、工人、商人、农民四大类。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教学方式存在很多弊病，但同时却又对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一项特质很感兴趣——勤奋出回报。为有钱人买官所开的后门比比皆是；各个省份的官府也总在抱怨候补的人数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但这一切却丝毫影响不了科举考生们的积极性。无论是高级别的还是低级别的考试，可以说是场场爆满，这些人仅仅是为了争夺一个职位。只要想象一下每次考试中考生们所花费的精力与投入的热情，我们就会对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勤奋刮目相看。
《三字经》中提到了很多勤奋治学的人物，比如在晚间借助萤火虫所发出的微弱光亮读书的车胤；将书固定在牛角上，一面耕田一面看书的李密。这样的故事激励着中国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很多人的勤奋程度几乎和这些传奇人物不相上下。而当他们一旦获得成就，哪怕是最低级别的晋级，一部人便会放弃勤奋的作风。中国人通常不会将这样的人称为学者，只有那些勇于在布满荆棘的小路上，坚定不移地前行而获得最终成就的人，才被人们尊称为学者。
不仅在中国，恐怕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祖孙三代参加同一场考试，经过多年百折不挠的努力，最终如愿以偿。
1889年春季，京城的《京报》上刊登了几篇讨论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的奏折。福州一位官员称，当地的秋试中有九名年过八旬的老年考生，其中有两名老年考生已经超过了九十岁高龄。当然他们最终全部通过了统考，其文章结构严谨，书法逑劲有力。还有一些老年考生，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晋级考试，无论这次成功与否，都会获得政府授予的名誉学衔。
河南地区的官员也作了相关的报告。报告中称，当地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考生，其中一位年过九十。他们也全部“通过了为期九天的严峻考验，文意准确，词章优美，毫无暮年之气”。最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安徽省呈报的情况，那里八十多岁的考生有三十五名，九十多岁的考生有十八名之多！别的国家会出现这样嗜考的现象吗？
如果说中国考生的生活是一种勤奋的典范，那么中国农民的勤奋状况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们如同一个全方位的管家，手头上永远都有做不完的活。北方地区的农民，除了在冬季能够休息一段时间外，一年到头总有做不完的活。虽然各国的农民大体上都这样忙碌，但中国农民的勤劳程度是任何国家的农民都比不上的。
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尚且如此，那些无地的雇农更是忙得不分昼夜。即便这样，他们也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生活永远是艰难的。农民要精心照看田间的每一棵白菜，消灭每一片菜叶上的害虫；而雇农们则要找寻更为琐碎的事情做，想尽办法弄到吃食，以养活家人。有事需要出远门的人，即使是在通马车的地方，人们通常也会在半夜起来赶路。在他们的意识中，这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不管你起得多早，你总会在路上遇到手持粪叉、肩背篓筐的矮个子农民，一路搜寻粪便的踪影。如果实在没有别的事情做，拾粪就将成为他们继续进行的工作。
为了生活，中国人经常要做两份工作。每当河面结冰而无法通船的时候，天津等地的船工就会拉冰撬，这样他们就可以以最小的资本、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到一些运货费。同样的，很多地方的农民也在农闲时期编织草帽、手搓草绳，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换钱。如果你到过中国的农村地区，就会看到妇女们坐在巷口一边闲聊，一边纳鞋底或者纺线。总之，她们不会真正闲下来。
最能持之以恒的工作的阶层要算是商人和他们的店员了。尽管在西方国家，店员的工作也不是什么闲差，但总比中国的店员轻松许多。这里店员的工作似乎永远无休无止。他们很少能够享受节假日，每日工作繁重，只有在他们忙到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才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中国的店铺很早就开门了，但是要在很晚的时候才结束营业。由于中国人采用了非常繁琐的记账方式，账房先生为了记录每天的销售和收支状况，经常工作到很晚，因此他总是最晚一个结束当天工作的人。当然也会有空闲的时候，店员们会从收到的钱币中挑出稀有的币种，拿去卖钱。
实际上，令人感到最不可思义的是，在中国，工作最劳累的阶层却是官僚阶层。每个人都向往这一阶层，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趋之若鹜。然而，中国任何一级官员都要独自处理数量庞大的文件，并对事件的结果负全责。如果那些为争取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而奋斗着的工友们能有幸看到下面的这张工作表，不知道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这份工作日程表是属于中国一位声名显赫的大臣的。京城一位外国使团的翻译作了如下的讲述：
“有一次，我同一位中国的内阁大臣交谈，他始终抱怨事务的繁忙和身体的过度劳累。他告诉我，每天凌晨两点，他就要离开家来到皇宫值班，一直到六点钟；而六点到九点这段时间，他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务；九点到十一点是他在兵部当班的时间；作为刑部的官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他又要到刑部坐班；同时，他又在总理衙门里任职，所以要在衙门里度过下午的两点到六点这段时间。这些就是他白天的工作行程。此外，各种特别会议也总要求他去参加，这已是工作之外的安排了。因此他总要到晚间七八点钟才能回家。”
了解了以上的情况，此后发生的事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结束了这段谈话的六个月之后，这位官员便因为极度的劳累而去世了。这种工作状态同样夺取了许多其他中国官员的生命，显然，他们都是对政府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
在本章的开头，我们已经指出长度与广度的定义，即是指参加劳动的时间与人数。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看到中国人在这两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成就。刚过午夜，天色微亮之时，中国人便开始了新的一天。当中国的皇帝开始上早朝的时候，欧洲的宫廷尚处于睡眠状态。在西方人眼里，这简直是做不到的事情。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习以为常的事。天子的作为或多或少地为他的子民做出了榜样。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还有北方地区的纺织工人和磨房工人们，据说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才能休息，第二天又会很早起床继续工作。
当天还没亮的时候，赶路的旅行者就会发现有许多远道而来的农民已经赶到了集市上卖菜。当西方人开始用早餐时，中国的早市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夏季，如果你清早五点半到上海的街道上散步，你会感到，没有比眼前的景象更能反映出东西方的差异了。黄浦江畔，当在高楼里做生意的西方人还没什么动静的时候，中国人的店铺已经热闹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个小时之后，街道上才会出现西方人上班的身影，而此刻，中国人已经完成半日的活计了。
“热爱劳动”，或许是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所作出的最正确的评价。他指出，中国人的这一特征充分地显示了其政府的工作能力，即让他的子民们能够安于现状。这种优秀的劳动特质值得人们去研究与发扬，应该受到足够的重视。
有关中国人劳动深度的问题，在此提几点看法。和其他亚洲人工作的情况一样，如果将我们的工作模式强加于这个充满特色的民族身上，那只能得到失败的教训。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缺乏一项西方人万分推崇的品性——热情。不需要《圣经》的教诲，盎格鲁-撒克逊人也懂得这一点对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成熟的宗教与哲理性的思考对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却无法改变他们千百年来行进的步调；他们从长期积累的经验中获得恩惠，如同荷马所描绘的诸神一般，总显得那样从容不迫。
我们不禁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在不久的将来，当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产生了无法避免的残酷竞争时，到底哪一方会胜出呢？
如果所罗门那句勤劳致富的至理名言没有受到质疑的话，中国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繁盛发达的国家——如果他们能够克服自身的那些缺点，实现国家的兴旺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诚意”应该被提到应有的高度上，如此一来，中国人将会因为他们的勤劳，得到前所未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