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中国才开始与西方相互熟悉、相互交往起来，而中国签署的承认欧、美各国存在的第一批条约距今也只有50几年的历史。但是，那些条约仅仅在某种前期介绍性工作中发挥了作用，而缺乏例如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彼此之间良好关系等具体条款。只要中国对外开放贸易并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口岸仍然只是沿海三四个城市，只要外国人在中国内陆的游历仍然被禁止，只要北京的大门不能向各国外交代表敞开，只要我们被滞留于军舰上的使团依然在中国沿海四处漂荡——只要这些情况仍然存在并一直存在下去，我们西方人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同样，中国人也无法认识我们。
从中国在1842年8月29日与西方列强签订第一个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开始，直到1860年《天津条约》的签订，中国才允许外国使节进驻北京，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陆自由游历。而在此之前的年月中，情况一直像上面说的那样。
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的人们面对面地站在了一起，互相审视着对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先进的、富有侵略性的西方人正满怀期待。在东方，他们遭遇了象征保守高傲、雍容自尊的中国人。先进进取与落后保守碰撞在了一起；已然跨入蒸汽时代、钢铁时代、电气时代的西方正虎视眈眈地直逼尚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不妨设想一下：倘若让一个近代富于进取的西方商人和那位中国圣人彼此相识并交往，同时各自形成对对方的印象与看法。这里，有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不得不提——那位孔圣人根本就不愿见这位西方商人。这样，对于东西方最初接触的情况，读者便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概念。
绝对没有交往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利益点。事实上，我们非常渴望同中国人有生意往来。清政府小心翼翼地将同我们的贸易往来限制在广东，并且那里也是我们唯一被允许做生意的地方，清政府这样做是想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这种贸易就如同下面的情况：我们将从牢固的雉堞上递下来的成捆的生丝和满箱的茶叶接过来，然后将我们的墨西哥银元和英国鸦片再用绳子递回去。只要这种极其脆弱的交易方式依然存在，我们的认识永远都是：这种贸易规则是带有限制性的，不是令人满意的、带有鼓励性的。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特别反对与欧美各国建立良好的政治与经贸关系。事实上，中国只是不希望在任何方面将自己与西方的交往扩大。为了防止内地百姓对郑成功抗击清军的支持和联系，清政府于顺治18年，也就是1661年，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同时还勒令其将沿海民居与船只全部烧毁，不允许有片板入海。在迁海令的执行中，清政府不惜以酷刑相逼，损毁城廊，烧毁房屋；越界者无论远近，一律斩首。不过后来禁令渐宽，到康熙20年，也就是1681年，禁令被完全撤销。然而在当时，一旦有人漂洋过海到国外去，回来之后又不小心落到了官吏的手中，那么，给与他的惩罚便是被刽子手砍掉脑袋。
尽管这条法令许多年来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但至今却仍然没有被正式废除。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任何超过6英尺长的片板船只都不得建造。这就使得所有的短途航海变得无利可图，同时还要担受风险。无论任何国籍的船只想要进入中国港口是不被允许的，而中国国内又将船只限制在甚至不能作一般远途航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纳从异域来的客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对他们进行回访。在这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唯一例外的就是允许数量有限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商船只需要按时注册登记，就可以在曼谷和某几个中国港口之间进行贸易。这些商船随着夏季风或东南季风北上来到中国，再由冬季的西北风送回自己的国家，这样的往返旅程每年进行一次。
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探究导致中国政府采取这一专制的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也不在于探究这种政策的效力是否得到了认可或否定。但是，可以确信的是，中国对于西方各国的特点及其地理位置都一无所知。据说，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曾经想要派遣一支外交使团到中国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个条约时，被中国政府拒绝了。在英国官员百般斡旋之下，拒绝的成命才勉强被收回。同时，中国政府还天真地宣称从英国代表提供的信息来看，德国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民族，因为他们的国王是大不列颠女王的亲戚。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中国政府同意进行谈判和签约。1870年，一位北京的高级官员因为某种特殊使命将被派往欧洲访问之时，他竟然要求将150多镑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带上车，因为他担心在将要去的地方很难得到焦盐。最近，即1884年左右，有人曾经偶尔听到一位清朝内阁的官员向他的同僚询问外国人结婚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婚约，还问他们是否男女杂居在一起，甚至有乱伦的行为。
这种毫无根据的无知问题所体现的是这位中国官员对那些可怜不幸的动物们的风俗习惯以及面貌长相的种种荒唐可笑的观念与看法。那些动物们居住在遥远的地方，极具影响和开化力的中华帝国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的。今天，在中国北京或其他城市的书店里，热衷人类文化学研究的学者都可以找到一些包含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种种描述的书籍，其中还附有一些经过用水彩描绘的插图。在这些插图中，有一类人通常被描绘成长耳过肩、直垂到地面的怪物；而另一类人，腿短得出奇，简直不值一提；对于另一类人的描绘，使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人一定曾经比较准确地听说过大猩猩的形态；还有一类人，他的脸被描绘得像一个肿瘤，通过低浮雕的形式刻画在胸脯之上；另一类人的脑袋被画在左手臂下面，他们轻松自如地携带着这样的脑袋。中国对于她认识如此缺乏、作如此想象的人们不希望进一步密切交往的心态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闭关自守受到冲击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成为了核心人物，是世界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帝国，如同一颗恒星，连同环绕在她周围的令人羡慕的卫星国一起，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在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里，其他卫星国用所有最美妙的阿谀奉承式的模仿来使她称心如意。他们完全照搬她的文明，借用她的宗教，甚至连政府体制也以她为蓝本。有几个国家还采用了汉语，从汉语中汲取文学和艺术养分。所有卫星国都将她视为东方世界中最权威、最尊贵的霸主。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争端，她都以仲裁者的身分不断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起义和暴动。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她是如此至高无上。
在这个行星系中，日本就是一颗危险的、捉摸不定的彗星。在东方，或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从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实际利益。日本的艺术、语言、大部分文学以及至少一种宗教流派，都无不来源于她伟大的大陆邻居——中国。例如从日本对自己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蚕丝的称呼中就可以听出他们都是从中国引进的。尽管这样，日本却还一直在招惹麻烦，不断给中国添乱子，她是一个觊觎中国稳定的、公认的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中日两国之间最近的冲突是一种例外，事实上那不过是过去十个世纪的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除日本外，中国和在上述国家间都建立了一种明确的、彼此非常理解的睦邻友好关系。各小国的使节们，每个新年都会带着贡品到北京，向中国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而中国皇帝也会亲自接待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也是满载着国王回赠给他们的礼物，而这些礼物总比他们所带来的贡品贵重得多，因为中国皇帝不论权力还是财富都比他们的国王多得多。暹罗国王几乎年年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这些进贡而来的白象有些至今仍然还活着，存养在北京的象苑里。此外，在1894—1895年的冬季，就算不是称得上是数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也可能是几十年中的第一次，朝鲜国王没有派遣进贡使团来京，而此前的中国同朝鲜的贸易大部分都由这些使团完成，一支庞大的商队被允许随使团一同前往。同时，在上述一些国家中，还形成了一个新国王必须派遣专门的使团到北京告知自己的继位，并请求中国皇帝仁慈的恩准的惯例。在朝鲜和越南尤是如此。
可以预想，在细微缜密、高度务实的西方人心中，对这种灵活松散而又带本质性的东方关系产生了诸多误解。无论任何一种欧洲语言，都无法表达中国所宣称的那种思想，而那种思想对我们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亦是完全陌生的。由于缺乏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同时又缺乏对这种关系实质的准确理解，于是我们就一直将这种关系称为宗主与藩属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它在本质上并不属于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因为在宗主国和藩属国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后者必须定期向前者交纳一定数额的贡物和贡金，同时还必须向前者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然而，无论如何任何藩属国都没有被强迫去这样做。一直以来，中国都不断地向她弱小的邻居们派遣全副武装的军队去帮助镇压国内的造反与叛乱，然而她从来都没有请求更没有接受过藩属国的此类援助。除了中国总是在其中无一例外地多予少取的新年互赠礼品活动之外，藩属国向中国皇帝进献什么贡物贡金的情形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这种关系虽然对我们来说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东方人来说，这恰恰符合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观念。他们将这种关系形象地比喻成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举例来说，如果中国政府想要表明她和朝鲜的关系时，就会采用这种说法，就如同被用来描述一个家庭中哥俩的亲缘关系一样。如果考虑到在这种盛行于中国各地、甚至已经形成了她的整个政府基础的宗法家长制下，作为老大哥的中国有凌驾于小弟弟之上的某些权力与义务，那么连结中国同她周围弱小邻居的这种关系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关系体现的是一种道德权威，也体现了对正义的支配，然而这种思想是令人厌恶的，与我们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因为它既可以随意强加于人，同时又可以随意被取消。这样，依据这个事实，即主观判断可以加强或者可以回避这种关系，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找到这个体系中最令东方人满意的某些特征。
勤于思考的人们不会惊讶于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始终保持着霸主地位，她欣然地接受了她的弱小的、还未开化的邻居们的恭维与赞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整个民族的强烈的骄傲自大意识。于是，她有理由鄙视那些没有受惠于她的远方国度以及那些因此也没能按她的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国度。她拥有一个由谦卑的崇拜者所组成的小圈子，她十分排外，不希望有任何异己闯入其中。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或多或少与印度有着某些联系。中国人从她东方的立场观点出发，对于同欧洲人的交往对于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有着自己实质上正确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