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注定了匈奴人对中国“边界”的猛烈攻击必然会自行瓦解，没有任何成就，此“边界”每当遇到危急的时候总有一位强有力的皇帝来防守它。决定性地击退匈奴，是在公元前124—前119年中国的图拉真汉武帝在位的时期发生的。抱着获得一条通往印度的路线的目的，最后将中国南部并入帝国的，也是他；他还建筑了一条通住塔里木的具有城堡的大道。因而，匈奴被迫转向西方，不久便驱赶追迫着一群日耳曼部落，出现于罗马世界的边界前面。此次他们成功了。罗马帝国瓦解了，于是三个帝国中仅有两个还继续存在，并直到今天还连续不断地被作为不同强权势力的掠夺品而继续存在着。今天，西方的“红发蛮族”在具有很高文明的婆罗门与清朝官吏的眼前扮演了蒙古人与满洲人昔日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扮演得既不比他们好，也不比他们坏，并必然与他们一样不久就会被其他的演员所代替。但是另一方面，在崩溃中的罗马的殖民地范围之内，未来的西方文化正在西北方潜滋暗长，而在东方，阿拉伯文化也已经达到了兴盛的状态。
阿拉伯文化是一种发现。其统一性被后来的阿拉伯人多少感觉到，可是它竟然完全被西方的历史研究漏掉了，以至于都无法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名称。根据主导的语言，原始文化及青春时期能称为阿拉米时期，晚期能够称为阿拉伯时期，然而真正适用的名称却是不存在的。在此地区，各种文化互相密切接触，与之相应的各种文明的扩张也导致了许多的重叠。我们在波斯人与犹太人的历史中可以查明的阿拉伯的前文化时期，完全处在古巴比伦世界的范围之内，但其青春时期却是在古典文明的强大的魔力控制之下，此种文明挟其刚臻于成熟的全部威力自西方侵入了此地区；埃及文明与印度文明也在这个地区发挥了它们自己显著的影响。随后，阿拉伯精神——多半是在晚期古典的伪装下——也顺次将其魔力投到初生的西方文化上。在西班牙南部、普罗旺斯与西西里的民众心灵中，阿拉伯文明层叠于依然残存的古典文明上面，并成为哥特式心灵用以培育自己的规范。
此种文化的固有景色分布十分广阔，但是各自又是零散割裂的。假设某人置身于帕尔迈拉或忒息丰，然后，沉思默想，环顾四方，就会发现：在北方是奥兹尔欧尼；以得撒已然成为阿拉伯青春时期的佛罗伦萨。西方是叙利亚与巴勒斯坦——《新约》圣经与犹太人的圣典《米示纳篇》的产生地，和作为固定前哨的亚历山大里亚。在东方，玛兹达教经历了一次非凡的革新，相当于耶稣在犹太人中的降生，《阿维斯塔》经文残缺不全的记载让我们对于这次革新知之甚少。《他勒目法典》与摩尼教也是在此产生的。在最南方，伊斯兰教的未来故乡，一个骑士时代在此能够发展得和在萨珊帝国中一样圆满；甚至直到今天，那里尚有许多未曾探查过的堡垒和要塞的废墟。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位于红海两岸的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国家和希姆雅尔人的犹太国家之间，因罗马与波斯外交人员的煽风点火，进行了多次决定性的战争。
在最北方的是拜占廷帝国，它是凋萎的、文明化的、古典的形式与青春的、豪侠形式的奇异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特别表现在令人迷惑的拜占廷军队制度的历史上。最终，并且到了非常晚的时候，伊斯兰教才产生了统一的意识，这便说明了其胜利前进的必然性，也说明了基督徒、犹太人与波斯人为何几乎未抵抗就归附了。不久，阿拉伯文明自伊斯兰教中出现了，当西方的蛮族暂时侵入并逼近耶路撒冷时，此种文明正到达其智力方面最完善的顶峰。我们能够问一下自己，当时有教养的阿拉伯人是如何看待这种侵犯的呢？或许是某种与布尔什维主义差不多的东西？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治国才略而言，“法兰克斯坦”的那些政治关系是水平较低的东西。即便是在我们的三十年战争——那种观点看来是“远西”的一出戏剧——中，当一个英国使臣力图鼓动土耳其政府反对哈布斯堡家族时，那个掌握着自摩洛哥至印度这一地带的政策的政治家显然判断，那些以掠夺为事的小国是无需去考虑的。甚至在拿破仑从埃及登陆时，尚有很多人对前途一点预感都没有。
与此同时，又有一种新的文化在墨西哥发展起来了。这种新的文化距离其他文化过于遥远，以至于它们之间丝毫没有交流。因而，它的发展与古典文化的发展居然相似，这就便越发令人惊奇了。站在一座古墨西哥神庙前的考古学家，当他联想到他的多里斯式的神庙时，一定会大吃一惊的；然而，古墨西哥神庙确实完全具有一种古典的特征，也就是在技术方面表现出的权力意志的薄弱，这种特征让阿兹特克人的武装始终很差，因而他们的灭顶之灾就成为现实。
阿兹特克人的灾难恰是一种因惨遭横死而结束的文化的唯一的例证。它并非因枯萎、被压制或被遏抑而死，而是在全盛时期被杀害，就好像一颗向日葵的头被一个过路人打掉那样地被摧毁了。全部这些国家，包括一个世界强国及不止一个联邦，其疆土与资源远远超过了汉尼拔时代的许多希腊国家与罗马国家，它们全都具有一种综合的政策，一种慎重地整齐有序的财政制度，和一种高度发展的法制；全都具有查理五世的大臣们无法想象到的施政思想和经济传统；全都具有丰富的用几种语言写成的著述，在各大城市还全都具有一种智力杰出而且讲究礼仪的文雅的社会，这是西方无与之相比的。这所有的都不是在某次决战中毁掉的，而是被一小撮匪徒在短短数年中铲除的，而且铲除得十分干净，以至于残存的居民连一点对它的记忆也没能保留下来。大城市登诺支铁特兰的地面上连一块石头都未留下。在犹嘎旦的原始森林中，玛雅的大城市群极快便屈服于植物的攻击，所以我们连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的旧名称都不知道了。在著述方面，仅有三本书残存下来，但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看懂它们。
这出悲剧的最骇人的特征是，它发生的原因丝毫不是西方文化所必需的。它是冒险家的私事，并且那时在德国、法国或英国没有人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此事例比别的所有事例都更好地指明：人类的历史没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只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之中。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毫不重要的和偶然发生的。在此，这无妄之灾是这样地没有意义，这样地荒谬，即便在最胡闹的蠢事中也是无法容忍的。这出戏是由极少的几门大炮和几十支手枪开始和收场的。
甚至，关于这个世界的极简略的历史的确凿知识，也是永远无法得到的，像我们的十字军与宗教改革一样重要的事件彻底湮没无闻了一样。仅在近几年中，研究工作才想无论怎样都要弄清这种文化晚期发展过程的轮廓，依靠此类资料，比较形态学或许可以试图利用别的文化的图景将这种文化的图景加宽与加深。根据这些，这种文化的转折点比阿拉伯文化的转折点晚二百年，比我们自己文化的转折点约早七百年。玛雅文化也有一个前文化时期，这个时期，与中国和埃及的情形相同，发展了文字与历法，但是对于这个时期我们是一无所知的。时间计算从远在基督诞生以后的一个日期开始，但是今天无法将那个事件的发生日准确地予以规定。不管怎样，这总表现出墨西哥人的一种发展得很强烈的历史感。
“希腊式的”玛雅各国的青春时期，已被科班（在南方）、提卡尔和稍后的契辰·伊特撒（在北方）、那兰贺与塞巴尔等古城的刻有时日的石柱浮雕得以证明——约在公元160—450年。在此时期的末期，契辰·伊特撒成了以后若干世纪所仿效的建筑术的典范。帕楞揆和佩德拉斯·内格拉斯（在西方）的全盛时期，或许相当于我们的哥特时代晚期与文艺复兴时期（公元450—600年=欧洲的1250—1400年？）。在巴罗克时期（或称晚期），坎普敦作为形成巴罗克风格的中心而出现了，而且阿那瓦克高原上的“意大利式的”那瓦（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等族在此时也开始受到文化的影响。
在艺术与精神方面，这些民族仅是承受者，而在政治本能方面他们却远远超过了玛雅人（公元600—960年左右=古典文化的公元前750—前400年=西方文化的1400—1750年？）。此时，玛雅人进入了“希腊化的”阶段。公元960年左右，乌施马尔建立起来了，不久便成为一座头等的世界都市，相当于亚历山大里亚或巴格达，并与这类的城市一样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与这座城市同时，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光辉灿烂的城市，像拉布那、玛雅潘、察克莫尔敦和一个复兴的契辰·伊特撒。这些城市标志了一种宏伟的建筑形式的顶点，往后这种建筑形式便不再产生新的样式，仅是将旧的精神和趣味以及特征运用到巨大的形式中。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便是有名的玛雅潘联盟——三个主要国家组成的同盟——的时代。虽然这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战争，并发生了数次革命，联盟似乎仍然成功地维持了局势，虽然不免有些造作和勉强（公元960—1165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350—前150年=西方文化的1800—2000年）。
这个时代的结束是以一次大革命为标志，随同此次大革命一起发生的是，（罗马式”的）那瓦族诸强国断然地干预了玛雅人的事务。依靠了那瓦族诸强国的援助，胡纳克·希尔掀起了一次广泛的颠复运动，且摧毁了玛雅潘城（约在1190年＝古典文化的公元前150年）。这种结局是过度成熟文明的历史所特有的，在这种历史里不同的民族争夺着军事上的霸权。
那些玛雅人的大城市像罗马时代的雅典与亚历山大里亚那样沉溺于安适的满足之中，但是在那瓦族的疆界上，这些民族中的最后一个，即阿兹特克族却正在发展壮大——这个民族是年轻的、生气勃勃的、野蛮的，并充满了一种贪得无厌对权力的追求意志。公元1325年（奥古斯都时期），他们建立了登诺支铁特兰，这座城市不久便成为整个墨西哥世界的最高首府。公元1400年左右，军事扩张大规模地开始了。被征服的地区被军事殖民地与军用道路网所巩固起来，而高超的外交策略则让各附属国更加俯首贴耳，并彼此隔离。帝国首都登诺支铁特兰变成了巨大的城市，这里居住的是一种操着这个世界帝国的各种语言的国际居民。那瓦族各省区在政治与军事上是万无一失的，向南的推进正在快速地展开，并且马上就要染指玛雅人的各个国家；以后几个世纪的情况怎样，我们无从知道。而后，终结突然来到了。
在那时，西方正处于玛雅人在公元700年左右便已经越过的一种水平上；能够成熟领会玛雅潘联盟政策的时代，不是别的，正是腓特烈大帝的时代；而公元1500年的阿兹特克人正在创建着的事物，对我们而言则当是在遥远的未来。然而即便是在那个时候，浮士德文化的人与所有其他文化的人的不同，也正在于他的无法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而且作为最终的手段，将墨西哥文化与秘鲁文化扼杀、甚至消灭掉的便是这种冲动——那随时可供在所有领域中使用的、无可匹敌的冲动。的确，爱奥尼亚式的建筑形式在迦太基与波斯玻里斯受到了摹仿，希腊化时代的趣味在印度的犍陀罗艺术中也赢得了一些赞赏者。未来的研究或许将会在原始日耳曼的木造建筑物中发现许多中国式的建筑。回教寺院的建筑形式自后印度一直流行至北俄罗斯，甚至到达西非、西班牙。
但全部这些如果与西方形式的扩张能力比较起来，都无任何价值。几乎毫无疑问，西方的真正形式的历史只能在本土上自行完成，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不受任何限制。在登诺支铁特兰的故址上，西班牙人建起了一座巴罗克式的大教堂，用西班牙绘画与雕塑的杰作进行装饰。在那时，葡萄牙人已经着手经营前印度，而巴罗克时代晚期的建筑师也从西班牙与意大利到波兰与俄罗斯的内地来工作。英国的罗可可式，特别是法兰西帝国形式，在北美的各殖民州中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其形状奇异的房屋与家具在德国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典风格已经在加拿大与好望角发生作用，不久便全无限制了。在每一其他的形式领域中，情况也完全相同；这个年轻有力的文明与那些依然残存的古老文明之间的关系是：用西方—美洲的各种生活形式的逐渐加厚的层积将其他一切文明全部都覆盖起来，在这种掩蔽之下，本地的古老形式慢慢地便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