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
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本文是在2010年以来几次同题演讲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刘壮、罗安平等协助整理，特致谢意。
--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
四川大学徐新建
摘要：本文从"革命"和"守成"的历史演变考察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分别阐述"遗产的涌现"、"'革命'的历程"、"'守成'的复归"、"历史的逻辑"等相关方面，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自"辛亥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和"申遗热"体现的世纪转变及其社会影响和文化原因。
关键词：遗产当代中国革命守成
引言
本文所谓"遗产问题"是指中国自21世纪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时期以来，以"遗产"之名涌现的社会现象及其引发的诸多论争。其中既包括政府各级部门对各类遗产项目的申报、编目和开发利用，以及社会民众对遗产事务的主动和被动参与；亦涵盖学界有关遗产保护、遗产管理及遗产政治等的热烈讨论。联系此前的历史背景及宏观的社会结构来看，中国的"遗产问题"体现出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内在调整，即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因此，本文所指的当代中国，既讲的是一个国家的当下处境，亦有百年周期的时代意涵。也就是说，"当代"的意思同时指涉一个转折点和一个过程；"革命"和"守成"则都包含了政治与文化两义。
一、"遗产"的涌现
进入了广播、报刊和网络、手机等新老媒体交织并用的时代，中国公众已能很容易地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和感知现实生活中遗产事像如潮水般的涌现。以四川为例，在一轮高过一轮的开发需求驱动下，本地的官方媒体立场鲜明地介入了对遗产事像的打造和宣传。如《四川日报》2007年9月的一篇报道说：
四川是中国"世界遗产"最多的省份，还有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的自然保护区4处，世界级地质公园1处；拥有国家AAAA级风景区3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个，国家级地质公园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7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18座......众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如此密集汇聚，在国内也为罕见。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的首个中国"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于6月中旬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拉开序幕。活动的主题是"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有市民在自己的博客里做了描述：
今天是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第一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以后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定为法定的"中国文化遗产日"。CCTV10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特别制作了4小时的节目，我刚看完，很是振奋！很是过瘾！下午15∶10，CCTV10还会重播，建议大家看看，有孩子的带孩子看......节目以四川成都的金沙考古现场为主线，穿插介绍了八达岭长城、贵州的地坪风雨桥、昆曲、古琴、新疆的十二木卡姆、蒙古族的长调等。
该市民总结自己的感想后强调的话是："愿我们更多地认识中国这些宝贵的自然遗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培养我们对这些遗产的热爱、崇敬的情感和坚定的保护意识。"
此节日由中国政府的最高机构制定，自2006年起每年举办。而被选中的节日符号是在成都金沙出土的文物--"太阳神鸟"。金沙文物的年代距今约为3000年。如此一前一后的文化贯穿，便将在以往动荡岁月中曾被无数次中断、乃至摧毁的社会记忆再度连接在一起。
之后，2008年7月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华社就此发了图文专题，称"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报成功后，中国已有32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第三位"。
其他的地方性传媒则以《中国大熊猫申遗成功，成都招牌天下无双》等为题，对此大力宣传，认为"四川大熊猫栖息地申遗的成功，为成都增加了一张新的名片，提高了四川、成都的知名度"，另外也指出"它还将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大熊猫保护，还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生物的和谐"。
"大熊猫"图案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徽标，也是其选中的人类保护自然的标志。它与中国政府为文化遗产日挑选的"太阳鸟"标志并列在一起，都与四川关联，凸显了四川作为中国"遗产大省"的身份和地位。
我为大熊猫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事写过专文，提到将其列入名录的决议意味深长。"它不仅把中国与世界更进一步的连为一体，而且通过保护区的方式，在人世间和熊猫地之间重作区分，从而质疑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所谓'文明进程'，并力图拨乱反正。"我想强调的是，"如果说传统是活着的文化、历史是延续的记忆，那么，遗产就是正在失去的文化和历史"。
"正在失去"并非已经失去，还只是一种危险。一旦努力改进，这种危险即有望被延缓和阻止。在前面引述的市民博客里，所表达的正是对这种延缓和阻止的期待：期待对如今被称为"遗产"的传统事物有更多的认识、热爱和崇敬，从而培养"坚定的保护意识"。在政府发布的报道中，则不但强调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联结民族情感纽带"乃至"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因而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有的报道还使用了"复古"的表述，曰：天有万象，地有四川。造物主似乎更钟情于四川这块神奇之地，造就了她秀美的风光和璀璨的文化。童话世界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秀甲九州的佛国仙山峨眉山、举世震惊的乐山大佛、幽绝天下的道教名山青城山、惠泽千秋的都江堰......
此中无论是对"天地之象"和"造物主"的盛赞还是对"童话世界"、"人间瑶池"、"佛国仙山"、"道教名山"等的使用、渲染，无不体现出社会转型的显著信息：百年革命的动荡岁月正在消隐，中国进入了使传统重新回现的另一个轮回。这一转型既与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的政治变革相关，更同随之而来的对外开放相连。在国家宣讲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里，除了指出其对内凝聚和稳定的积极作用外，还上升到它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这样的高度。这种提升看似简单，其实十分不易，标明中国开始自上而下地主动与世界连为一体，要求自己的亿万国民尊重全球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革命年代强调的大一统或意识形态的对立抗争，参与人类共同发展而不是华夏中心的一花独放、与世隔离。这样的转变与中国自1911年以来的不断革命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
二、"革命"的历程
1911年，中国发生了史家所称的"辛亥革命"。革命矛头直指本土从政治到文化的既存体制和旧式传统，并开启了20世纪暴力式的变革先河。自那以后，尽管革命的主体和阵营不断更替，对旧体制、旧思想和旧习俗的攻击、摧毁则几乎始终如一。
"辛亥革命"在组织上源自孙中山等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该会于1905年前后发布的《革命方略》等文告，昌明了革命的原因、手段和目的，认为"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故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不可也"；并且，"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然不掌兵权，不能秉政权，不秉政权，不能伸民权"。在这样的基础上，孙中山于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宣告的政府任务便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
"辛亥革命"奉行的路线是武装夺权。这与孙中山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表示的盛赞密切关联。孙中山说"太平一朝，与战相始终"，今天的革命者"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而一旦将革命的对象定为"专制流毒"，一切既存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观念基础便均在横扫之列。
贯穿晚清到民初的、与武装夺权有所区别的另外一条革命路线，是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文化维新。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宣扬的"三界革命"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学术领域影响巨大。
梁启超的"革命观"受日本译名影响，强调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变革"与"淘汰"而非政治与军事的"武力"和"暴动"，但也将二者关联在一起，并且注重前者对后者的引导和制约。他指出革命是"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岂惟政治上为然耳"，故"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若此者，岂常与朝廷、政府有毫发之关系？而皆不得不谓之革命，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
以这样的看法为基础，梁氏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著名主张，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这种观点的核心便是立足文化、革旧维新。延续到陈独秀那里，便演绎出新旧对立的"文学革命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先是指出"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继而认为中国近代的社会问题在于已发生的革命皆"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淤"，致使"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于是，陈氏在肯定批判孔教开创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文学革命为例，明确主张建立三新，推倒三旧，亦即以革命者要建设的"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为对照，呼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及"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至此，在文武并置的革命路线下，中国既有的典章制度及文化艺术均被视为新世界的进化障碍，不是被当做"专制流毒"革除，便是当做"黑幕"、"垢污"及"陈腐"、"迂晦"的旧传统而予以推倒、扫荡。
在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历程里，在"反传统"方面表现最力的是两次全民动员。除了1919年"五四"兴起的"打到孔家店"以外，便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对待传统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具体办法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1949年后的为新，此前统统为旧，所谓必须破除的"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而指导这一行动的纲领是最高领袖对革命的界定，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此话最早见于毛泽东于1927年大革命年代时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当做"最高指示"，以"红宝书"和"语录歌"的形式流传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