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跨国族群意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广西中越边境京族文化边界的个案研究
香港科技大学 张兆和
四川大学傅海鸿、贵州师范大学龙仙艳译
摘要：中国广西靠近中越边界的京族每年为祭祀社区保护神祇所举行的哈节，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一年一度的哈节在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前后所展现的变化：节日的文化表演内容、国家行政与民间宗教之间的界线、京族与越南跨国文化联系中的国家边界。我们发现，自从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京族哈节在这三个方面均经历了重大变化：(1)哈节由仅作为对京族社区成员而言有意义的宗教实践，扩展成为京族文化的整体性展示，用以对外标识京族身份认同的文化边界；(2)国家行政范围延伸至节日的活动中，使国家行政与民间宗教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3)跨国境边界的文化联系被公开宣扬推广。本文围绕哈节探讨了京族当地社会在与国家和跨国的交往中所展现的变迁，以及哈节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在上列种种边界变化的问题上所起的显著作用。
关键词：广西京族非物质遗产文化边界跨国族群
简介
2006年6月，广西京族的"哈节"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此以后，这个为期一周环绕祭祀社区保护神祇的地方节日，变成每年一度的隆重庆典。特别是在节日的头一天，为数众多的官员与游客，像潮水般涌往防城港市东兴开发区靠近中越边境的京族村落尾。2009年农历六月初九日 (公历7月30日)早上，一列庞大的游行队伍由处于村落中心，被当地人称为"哈亭"的社区庙宇出发，前往南面的海滩，启动了尾的这个节日。游行的目的是要透过仪式，将尾的最高保护神"镇海大王"从处于海滩对面白龙半岛山岭上的一个小庙迎接到村中的哈亭。
图1京族社区
游行的行列由哈亭的亭长带领，走在前面的一群村民举着旗帜，敲锣打鼓，为两辆銮舆开道。前面的一辆銮舆放着用来迎接神灵的香炉和果品，紧跟其后的一辆放着镇海大王的牌位。跟在神舆后面的行列由四五百人组成，包括十多个不同身份的方队。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男性祭祀礼生，跟着的是一组负责祭祀歌舞的妇女。在其后的是来自越南的嘉宾，然后是两队分别来自邻近的江平镇和防城区表演腰鼓舞的汉族妇女，以及三组本村学校的学生表演队。最后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来自邻近京族村庄的嘉宾和本村的村民。游行队伍于8∶45离开哈亭，九时许来到海边的一个广场，分两排散开，站在一个临时搭建的礼台前面。
礼台上放着数排共四五十套桌椅，桌子上都放着东兴市和防城港市高级官员的名牌。礼台背景写着巨大的"二○○九防城港市京族哈节"，下面列出各组织机构的名称，包括市委员会与市人民政府、市委宣传部与统战部；两边的对联写着"弘扬民族文化，打造节庆品牌"......约十时，官员到来后发表了一连串的致辞，他们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哈节视为推动本市旅游业发展的工具，以及作为广西建立与越南和东南亚经济合作的文化桥梁。在致辞期间，市领导将一条写着"国家非物质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绶带颁发给前任哈亭亭长，同时还将写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牌匾颁发给东兴市政府。此两项荣誉都是由北京的国家文化部授予的。
当致辞与典礼结束后，游行队伍立即启程前往旁边的海滩，抵达后由专人通过宗教仪式来迎接镇海大王。在被众多摄影、录像的记者和游客包围着的神舆前面，祝文公(京语"翁祝")宣告迎神。遗憾的是主祭香公(京语"翁巫")掷筊杯问卜接神，掷了多回才获得神灵的应允。点燃香炉象征神明到来后，游行队伍立即启程经原来的路线返回哈亭。回程路径已并非往年传统的游行路径般，是经过另外一条街的循环路线。因为原来的回程所经过的街道，在2009年节日期间已变作为游客而设立的"京族商品一条街"，里头挤塞着售买小食、工艺品和各式用品的小贩摊档，以及一个汽车展览会，根本没有空间让游行队伍通过。
自从2006年哈节被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2009年已是第二年国家在京族哈节期间于尾安排庆祝活动。第一次是在2008年，主办的是尾所隶属的县级行政单位东兴市。2009年，当东兴市所隶属的地区级行政单位防城港市成为主办机构时，活动的规模升级了。防城港市动员所有高层人员参加活动以表示支持，以致这天早上进入尾的道路严重挤塞，管理人员只准本村的车辆以及有注册登记的官方车辆驶入，以确保官员前来参加活动时交通顺畅。无论如何，尽管随后几天的官方筹办活动看似完美无瑕，但官方介入哈节庆典还是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在互联网上争论最激烈的是节日的官方命名问题。
节日第一天早上，典礼台背幕上所写的"二○○九防城港市京族哈节"字样，其实是在受到京族群众(包括笔者在节日期间采访的部分民众)对官方网页上所写的"第二届防城港市京族哈节"的大肆抨击后，官方所做的一种妥协。京族群众认为哈节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传统，而非官方网页上所写的名称所显示，仅只是在两年前官方开始组织庆典时所创办的活动。另一项批评出现在第一天的官方典礼之后。民众认为以神舆为中心的迎神队伍不应该被安排在烈日下，站立等候典礼台上的官方仪式完成后才前往接神；官员的迟到更被指责为对社区保护神的傲慢与不敬。这两项批评看似小事，但却显示了当国家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来介入地方文化时，可能导致的反作用。哈节过后，互联网上出现了不少评论都指控官方介入地方文化遗产，扭曲了地方文化传统的本来面目。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6年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球性计划以来，国家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动态。在当前的中国，上述关于哈节的争议，反映了围绕官方介入和挪用地方文化的问题，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在国家行政主宰的评审之下存在一系列的界线问题，例如，定义什么是值得确认的文化实践，哪里是被认定的文化遗产的代表地点，谁是文化遗产实践的代表人等等。国家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和行政权力，当然有能力去定义和再定义这些界线，改变这个游戏的形式和规则，并且招揽地方精英加入计划，但上述案例显示国家介入的方式亦可能引发不满与抗议。
"边界"的概念，是检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中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权力运作的有利工具。身份政治是文化遗产中赋有的元素，通常关系到一些在特殊社会政治环境下，以某种方式定义自己或被他人定义的群体。跨越象征性边界的群体互动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是审察动态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利的观点视角。该观点视角可以审察如下问题：边界是如何被定义和标识的？由谁定义标识？在什么条件和什么互动的形式下，边界被维持、跨越或者改变？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界线和互动，实在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的中心主题。一方面，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或国际性的体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以国家边界所标识的空间地理向度；另一方面，在地方的脉络下，社会群体基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身份在涉及文化遗产的政治中不停地互动。不少研究提倡综合这两个研究向度，强调以国家边界为基础的国族身份认同与围绕象征性边界的社会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并同时关注地缘政治的物质经济影响及其文化象征意义见 。在今天，资产、人口、信息和文化的急速流动下，边界的意识常常是变动不居的社会过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全球计划，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国家介入来将一个新的框架套在急速变化中的社会和文化景观之上。这个框架如何被构筑，较大程度上则似乎是特定的国家和地方条件，以及在特殊的政治经济脉络下不同形式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在以下的各节中，笔者将检视围绕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族哈节中的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边界。这些边界包括京族的文化界线、宗教与国家行政之间的界线以及跨国文化联系中的国家边界。在国家介入地方文化的脉络下分析这种种边界，将有助于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之下的社会动态。
文化分割与全盘展示
2009年哈节前夕，新开放的尾"京族民族博物馆"展示了在国家各级名录中的京族1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个分级列表中，位居第一的是唯一一项进入国家级名录的京族哈节，它被归入"民俗"类。紧接着是"民间音乐"类的独弦琴与"民间手工艺"类的鱼露，它们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一级是防城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民间文学"类的喃字(借用汉字表音和表意的越南民间文学)和"民间手工艺"类的京族服装。其余九项均属于更低一级的东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手工艺"类、"民间舞蹈"类、"民俗"类和"民间文学"类等类别。
在这个复杂的阶序分层列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看似是割裂、分离、可以被分类的项目。就如在最近一本出版物中，沿北部湾的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列表将京族文化切割为31项。这31项中，包括很多在京族博物馆列出的项目，另有超过一半项目未被确认为四个级别(国家--省/自治区--市--县)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一项都有关于其特殊内容和背景的描述。无论如何，虽然这些项目中有很多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京族社区中，但这些项目如何在地方脉络之下共存和互相关联则少有被提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名录中，包括国家级的28项和自治区级的103项，看来分割得更细，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很多不同的、没有关联的地方。2006年公布的147项和2008年公布的510项国家级名录就更甚，它们由全国各地呈报中央，被切割归入十个文化遗产类别。
在尾，哈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当然与庆祝活动期间所举行与展现的其他项目相关。这些专题项目包括服装、舞蹈、歌唱以及独弦琴乐等，有些在哈亭附近举行，有些则伴随宗教仪式在哈亭内完成。哈节的宗教核心部分包括：(1)迎接海神和山神进哈亭；(2)于哈亭内供奉神灵和祖先；(3)哈亭内举行宴饮；(4)送走神灵。哈亭是哈节的中心场所，这里有以镇海大王为首的当地村民所崇拜的五位地方神祇。传说在16世纪时，这些村民的祖先从越南北部海滨地区移居到尾后，镇海大王与高山大王逐渐被视为祭祀的对象。在村民祖先定居后，兴道大王、广泽大王、安灵点雀大王这三位越南的地方神祇也开始被村民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