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永宁寺
"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颢复入洛，在此寺聚兵。"永宁寺记叙了魏庄帝五言诗的写作背景，以及当时作品接受者的感动，最终流传扩散成为一首挽歌。时十二月，帝患寒，随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囚帝还晋阳，缢于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宫赴京师，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庄帝全诗是血泪文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此诗多用对仗："权去生道促"对"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对"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对"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对"哀风吹白杨"，或正对，或反对，加深了对主题的渲染。
此诗完整记录庄帝写诗的背景、悲怆心态以及作品的感人魅力与广泛传播。庄帝的血泪文字在传统哀悼文学中注入浓重的佛教旨趣。"昔来闻死苦"，在元魏浓厚的佛教氛围中，无疑体现了佛教著名的苦、集、灭、道"四圣谛"思想旨趣。佛教的"苦"指人之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而今迫切感到死亡在渐渐逼近，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同样，《魏书·前废帝纪》载：前废帝元恭二年"夏四月辛巳，......帝既失位，乃赋诗曰：'朱门久可患，紫极非情玩。颠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换。时运正如此，唯有修真观。'"诗中弥漫着浓厚的无常、人生空幻情调，"唯有修真观"。"真"在此指佛法，皈依佛门成了许多北朝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人生归宿。
《魏书·宗室元寿兴传》、《全后魏文》卷十五《元景临刑自作墓志铭》："洛阳男子，姓元名景。有道无時，其年不永。"寥寥16字，却充满了浓厚的感伤情调，让人怅惘不已。尤其是《北史》载北魏咸阳王元僖谋反，渡洛被擒，赐死。其宫人为之歌--《咸阳王歌》："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渡？""北人之在南者，虽富贵，闻弦管奏之，莫不洒泣。"此运用意象对比："金床玉几"、"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用感情强烈的问句、感叹句直抒胸臆，感情浓烈，"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行人那得渡"。《咸阳王歌》广泛传播，在南朝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起人们的共鸣，尤其是北人之在南者，"虽富贵，闻弦管奏之，莫不洒泣"。
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类临终诗文在汉魏晋南北朝十分盛行。
《汉书》："昭帝时，旦自以为武帝子。且长，不得立。乃与其姊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交通。谋废帝自立。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妃妾坐饮。王自歌曰云云。华容夫人起舞。坐者皆泣。王遂自杀。"《歌》"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抒写想象中自己死后的空旷、死寂，今昔盛衰对比，写出黍离之悲，麦秀之感。与《洛阳伽蓝记》中今昔盛衰对比所不同的是：《洛阳伽蓝记》是实写洛都的残败，而刘旦的歌则是写将来想象中预感到的残败，读来更加感到恐惧、怅惘。此外还有孔融《临终诗》："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欧阳建《临终诗》："不惜一身死，唯此如循环"。苻朗《临终诗》："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适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谢灵运《临终诗》："邂逅竟几时，修短非所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范晔《临终诗》："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而北朝临终诗文则有：《魏书·南安王桢附传》、《全后魏文》卷十八载《中山王熙将死与知故书》："昔李斯忆上蔡黄犬，陆机想华亭鹤唳。岂不以恍惚无际，一去不还者乎！今欲对秋月，临春风。藉芳草，荫花树。广召名胜，赋诗洛滨，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尔宜，为国为身，善勖名节，立功立事，为身而已，吾何言哉！"《魏书·源贺传》、《全后魏文》卷二十七载《源贺遗令敕诸子》："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北朝临终诗文比起南朝作品，似乎脚踏实地、立足现实的色彩更浓。（可参见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庄帝这一悲怆作品打动了洛都各个阶层的人们，尤其在社会动荡不宁的时候，人们感同身受，"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这正如中唐文学，经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的繁荣不再，曾经的繁荣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社会普遍弥漫着感伤的氛围，所以白居易《长恨歌》赢得了人们的共鸣，契合并慰藉着人们破碎的心灵。
庄帝"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可看成是文学对社会生活的渗入，这首诗后来被用于丧葬仪式中，实现了文学作品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融入，体现出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
东汉后期随着社会动乱，儒家思想已不能维系人们破碎的心灵，汉乐府民歌充溢着浓厚的悲剧请调，与《古诗十九首》相互应和着，人生之短暂、渺小、脆弱催生了对生命的自觉意识，也促成了文学艺术的独立自觉，从而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古典美学、国人精神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即将到来的六朝思想活跃、儒玄纷争、道教佛教纷争、文学昌盛打下基础，使六朝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人们认识到生命之悲，于是或珍惜，或放纵。六朝时人们或者增加生命的长度--求长寿、得道成仙；或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享乐。六朝文学中常见"夸富、斗富"母题，就与及时享乐思潮、与西域斗富传统有关。
六朝时期，人们认识到人生短暂、渺小、脆弱，形成"以悲为美"的社会思潮、美学与文学思潮。王褒《洞箫赋》："故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者怪而伟之。"嵇康《琴赋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对此钱锺书指出："按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观王赋此数语可见也。"后来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词《诗可以怨》，更是集中讨论了中国文学"以悲、哀为美"现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以悲为美"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想。钟嵘《诗品·序》里有非常著名的一段文字："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
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其中欢悦情感只有"嘉会寄诗以亲"一句，其余的全是"以悲为美，以哀为美"，"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文学对精神苦闷的慰藉功能，使文学变得更加亲近，这一看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钟嵘几乎同时代的江淹，写《恨赋》和《别赋》，更是渲染那"以悲为美，以哀为美"情怀。这样逐渐形成古代独特的审美传统、文学传统--"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早在六朝，已有人说出了"和平之音淡薄"的感觉，《全宋文》卷十九有王微的《与从弟僧绰书》："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后来有人干脆归纳为七字诀："其中妙诀无多语，只有销魂与断肠。"（方文《涂山续集》卷五《梦与施愚山论诗醒而有作》）。
3法云寺
记临淮王元彧。 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风仪详审，容止可观......金蝉曜首，宝玉鸣腰，负荷执笏，逶迤复道，观者忘疲，莫不叹服。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于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寀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吝焉。是以入彧室者，谓登仙也。荆州秀才张斐常为五言，有清拔之句，云："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彧以蛟龙锦赐之。亦有得绯绯绫者。唯河东裴子明为诗不工，罚酒一石。这条记录生动反映了园林在文学趣味的养成、文士交往交际的积极正面影响。
临淮王元彧地位尊贵，富文士习气，他热爱文学，奖励文士，喜"清拔"之句，这里只记录下元魏文士的著名诗句，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的确是元魏诗歌的名句，这样的名句广播人口，绝不亚于南朝诗歌。"异林花共色，别树鸟同声。"以精美的对仗写出大自然的美丽、充满生机：异林与别树前后呼应，写出自然的丰富多样之美；而花共色与鸟同声呼应，一色彩、视角，一声响、听觉，共同展现自然的勃勃生机。这样的诗句精美而自然，富于"清拔"之美。清拔指清丽又有骨力，是一种健康、自然、有生命力的文学趣味。而当众奖赏的举动、文学活动，当然会对文学趣味的培育，对文学创作的鼓励，都大有裨益。
"至于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寀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吝焉。是以入彧室者，谓登仙也。"优美的自然景色，文士间和美的交往，文学领导者的积极鼓励倡导，参与其中的文士纷纷创作诗文，"清言乍起"，魏晋名士的清谈在北中国得以复活。清谈对文士的玄思、知识的积累、措辞的高妙都会产生积极影响，诚如法国哲学家丹纳在评论古希腊哲学时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辩证法本身的爱好，他们不因为长途迂回而感到厌烦；他们喜欢行猎并不亚于行猎的收获，喜欢旅途不亚于喜欢到达终点。
""哲学在希腊是一种清谈，在练身场上，在廊庑之下，在枫杨树间的走道上产生的；哲学家一边散步一边谈话，众人跟在后面。他们都一下子扑向最高的结论；能够有些包罗全面的观点便是一种乐趣，不想造一条结实可靠的路；他们提出的证据往往与事实若即若离。......微妙的甄别，精细而冗长的分析，似是而非的难以分清的论点，最能吸引他们，使他们流连忘返。他们以辩证法，玄妙的辞令，怪僻的议论为游戏，乐此不疲；他们不够严肃；作某种研究绝不是只求一个固定的确切的收获......真理是他们在行猎中间常常捉到的野禽；但从他们推理的方式上看，他们虽不明言，实际上是爱行猎甚于收获，爱行猎的技巧，机智，迂回，冲刺，以及在猎人的幻想中与神经上引起的行动自由与轰轰烈烈的感觉。"丹纳的这一席话，完全合乎六朝文士的清谈趣味。
对元彧，史书《魏书·彧传》载"彧少有才学，时誉甚美。......彧姿制闲裕，吐发流靡，琅邪王诵，有名人也，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彧美风韵，善进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则。博览群书，不为章句。"而出土文物《元彧墓志》也说："王风神闲旷，直置自远，辞彩润彻，无辈当时。"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能够相互印证，也表明杨衒之的记录可靠。
过去的研究对文士间文学交际活动，对文士间唱和诗、公宴诗等重视不够，但近年已有所改观，如黄亚卓的《汉魏六朝公宴诗研究》⑩。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充满诗意地描述建安诸子欢聚、诗文创作的场景"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并怜风月，狎池苑，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选》收公宴诗14首、祖饯诗8首，而赠答诗收得最多，共72首。严羽《沧浪诗话》有"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都十分重视文学交际的重要，这是契合古代社会文化生活实际的。
4龙华寺
记豫章王萧综写《听钟歌》。
龙华寺"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太后以钟声远闻，遂移在宫内。置凝闲堂前，讲内典沙门打为时节。初，萧衍子豫章王综来降，闻此钟声，以为奇异，遂造听钟歌三首，行传于世。"
记由南入北的豫章王萧综，梁普通六年（525）六月，魏军逼彭城，梁武帝第二子萧综出降。奔魏后改名为"赞"，字德文。萧综入北后听佛寺古钟，写了三首《听钟歌》，抒情色彩浓郁。《听钟歌》广泛流传南北朝，南北史书都有收录，但由于政权对峙、文化差异，南北双方对诗的写作背景、诗意、文本都有不同记录，同一人之同一作品，却有不同的文本，这深刻反映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可作为比较文学一经典案例，值得多方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