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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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论郭沫若爱情诗的形式独创性 (5)

接受者们还从作品语言、艺术得失、时代性等角度对三部作品进行切入,但未能尽如人意。

2.与《故乡》和《山野》相比,《丰饶的原野》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要深入得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西南农村绮丽景象的描绘。茅盾在《春天》开篇即说:"背景是西南边远省区内一个小小的农村。跟作者其他短篇小说一样,这里是富有'地方色彩'的。"周立波亦认为:"《春天》是南国田舍的新歌......绮丽的自然景色,灰暗的人生,斑驳的被涂染在这块画布之上;作者和过去一样,非常之爱好自然景色,却并没有沉醉在大自然的温柔怀抱里,而忘怀了人事。相反的,在他的画笔下面,大自然常常是充满了感性的东西。原野,天空,竹林和桤木树、车房和草屋的迷蒙的阴影;苍白的星子;以及不止一次描写的夜雾和朝露,常常做了他所申诉的忧凄阴暗的人生的有效衬托。"详细而精彩的地域风景的分析成为本文的亮点。此后冷火和向秀也肯定作品中地方色彩的存在,从而使得这一介入点在《春天》开始传播和接受之初就生成了既定视野。

(2)对农民复杂心理世界的解密。心理分析是周立波《春天》的特色:"心理描写的成功,成了《春天》的一个特质。邵安娃的被侮辱的寂寞的心理,刘老九的悲愁的心理,赵长生的恋爱心理,甚至于汪二爷教训仆人时指桑骂槐的心理,都绘画得非常的出色。"其分析让人信服,对作品的研究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向秀在认同心理描写的同时,还指出"在人物的刻画上,心理描写和自然环境同样重要",成为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展开的期待视野。另外,茅盾和周立波还各自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情况。

由上可知,《丰饶的原野》是1937-1949年艾芜长篇小说传播与接受初期的最大收获。接受者们围绕人物形象、地方色彩、人物心理等方面展示了多向、丰富的接受视域,其中,地方色彩和人物类型分析生成既定视野,是《丰饶的原野》接受史上的重要收获。心理分析、农村阶级关系等期待视野虽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却为作品的接受环链的承续提供了契机。

而《故乡》和《山野》的传播与接受显得相对冷清。无论是劳辛、向秀对《故乡》的分析,还是孙陵和史笃对《山野》的介入,都需要后来接受者们的大力推进。

二、1950-1968年以文学史眼光为主的介入

1951年开始,艾芜及其作品成为本时期大部分文学史著的研究对象,但接受者所选取的介入点却各不相同,且篇幅安排也大不相同。在以文学史著为主的对艾芜长篇小说有所涉及的研究篇章中,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作品进行了切入:

1.对作品文学史地位的诉求。尽管王瑶认为《故乡》是"相当好的作品","是较丰硕的成果",但众多观点倾向于《山野》优于《故乡》。王瑶赞誉《山野》为"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有数的成功作品之一",丁易和复旦大学研究者等同样持此观点,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山野》是艾芜抗战期间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作者这一阶段创作成就的标志"。

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者的这段话概括了五六十年代接受者的共同意见,即《山野》的艺术水准明显要优于《故乡》,并确立了作品的文学史地位。

2.对作品的接受效应的分析。王瑶认为《故乡》的背景使人"看不见一点光明和新生的气象",但艾芜已经意识到"农民自身的反抗力",并"把斗争的意志赋予了正在觉醒中的农民身上",体现了艾芜"对新中国前途的坚定信念"。也有人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暗示出红军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给读者从污浊的黑暗中展现了一线光明"。当然"对工人阶级写得贫乏无力,过高地夸张了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等批评之声也表现出接受者们对作品接受效应的高度关注。

第16章 艾芜长篇小说1937-2009年间传播与接受研究 (2)

3.对作品思想主题的探求主要生成和发展于《山野》的传播与接受中。王瑶通过分析"抗日的坚定信心是极其有限的"地主兼商人身份的抗战领导者以及其他更消极的人物,暗示出"逐渐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广大劳动人民才是抗战的重心和实际领导者"这一主题。丁易则明确指出作品的主题在于"说明村庄中上层人物对抗战不坚决甚至走妥协道路,真正决心抗战的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刘绶松及其他接受者也对这一接受视野进行阐释,尽管措辞各异,并不妨碍其成为接受者们公认的既定视野。此后的接受者们也不过多是对其内涵的补充与完善。

当然,也不乏一些独具个性的研究。刘绶松指出《山野》采用间接素材为原料、凭借想象进行创作的方法导致作品"存在相当概念化的毛病",洁泯把艾芜前期的创作纳入到现实主义标尺下加以系统的衡量和分析。黄河对《丰饶的原野》乃至艾芜的整个前期创作活动做出系统性、动态性的阐释,但本时期《丰饶的原野》的接受工程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

总之,1950-1968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更新,人们的接受观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以文学史眼光为主的接受行为对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进行了确立和探求,并对作品的接受效应、思想主题等介入点做出剖析,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丰饶的原野》和《故乡》的接受没能走出局限于部分文人学者之间的处境,甚至有的研究呈现出偏向。50年代才真正开始传播和接受的《山野》,接受效应和思想主题的确立是本时期的重大收获,其他的期待视野虽然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得以充分展示,但却为《山野》的接受研究环链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三、1979-2009年间接受视野的拓展与深化

1979年后,《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的主要读者仍限于高校教师和学生及部分社会文学工作者。不过,在新的环境下,由于新的接受者的参与,新一拨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既有对《丰饶的原野》语言和思想主题的剖析、对《山野》国内外研究状况的关注和结构的探索等期待视野的承续和重构,也拓新出一大批具体的或者有待完善的、富有学术价值的接受视野,更是在比较研究和心理情感世界的探求两方面产生了让人欣喜的超越。

1.比较研究视野的生成与拓展。比较研究是王晓明对《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接受的一大特色,他把艾芜和鲁迅进行比较,还对艾芜的这三部长篇作品进行对比分析,细致而客观的指出几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其言论令人信服。谭兴国对《丰饶的原野》采取一种内部比较法:"和刘老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邵安娃。刘老九连血带舌吞进肚里,生出的是反抗和仇恨;邵安娃吞进肚里,生出的是忍让、屈服";"革命的目标首先是在解救邵安娃,革命的困难却首先是争取赵长生"。

谭兴国还把《故乡》与沙汀"三记"、《四世同堂》、《围城》等作品加以比较,拓展了作品比较研究的广度。张效民、唐弢、严家炎、冷嘉等人也采用过此方法,为比较研究接受视野的深化做出了各自的努力。这些不同的见解拓展和深化了艾芜长篇小说接受研究的格局和深广度,彰显出学术研究的进展。

2.对作品人物和作家心理情感的揭示。对心理情感的分析是王晓明研究的又一特色。他把比较研究和心理情感分析紧密的联系起来:"无论是余老太太的冷酷心肠,还是徐松一的疯狂心理,也无论是雷吉生对土地的迷恋,还是游汉英对世事的冷漠......每一个重要的细节都指向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指向战乱时期特有的那种自我保全的病态情绪。"王晓明指出,《山野》中青年知识分子徐华峰和韦美珍坚持抗战的"好胜心来源于更深藏的自卑感",并独到地分析出《故乡》相对于《丰饶的原野》和《山野》更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对作品人物心理的描写黄修己和杨义等人对此同样有所关注,心理情感分析由原来有待实现的期待视野向定向、深化发展,继而生成既定视野。

诚然,对艾芜作品的语言、艺术特色、国内外研究状况等期待视野的研究深度和力度还需加强。《丰饶的原野》和《故乡》的传播和接受在平稳中发展,《山野》则受到比较多的质疑。

1979-2009年间,由于评论者可以给予作家作品比较客观、科学而公正的评价,众多的接受视野得到了良性、健康的展示和具体化,从而使艾芜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产生了一批相当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谭兴国、王晓明、廉正祥、张效民等人的论著及一些研究文章。其中,王晓明的《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和谭兴国的《艾芜评传》形成了艾芜三部长篇作品接受环链上的两座高峰。当然,生成既定视野并不意味着结束,无论是既定视野还是期待视野,都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展示和深化、超越,不断去开拓、创新。

例如自茅盾提出《丰饶的原野》"人物是活人,故事自然浑成,不露斧凿痕迹"以来,这一观点为广大接受者所认可,谭兴国亦颇为赞同。尽管80年代黄修己和王晓明的不同呼声展示了学术研究的多向探求的可能性,可这些本应该给艾芜长篇小说传播与接受带来新延展的非常有意义的观点论争和思想碰撞,却没有激起多少回应,实为可惜。与之相关的是80年代以后的接受者是否应该把《山中历险记》纳入到《丰饶的原野》研究体系中来的问题。从1979年第三部曲《山中历险记》面世以来,据笔者统计,有关的三十多篇研究文章中,只有杨义、谭兴国和张效民对其有所评价。其他未把《山中历险记》纳入批评范畴的接受者,其研究结论是否有所缺憾?对《丰饶的原野》的重新接受和认定,是80年代以后的接受者不可回避的现实。

本时期对《故乡》和《山野》的接受也有新的开拓,涌现了大批推陈出新的观点,如王晓明的"双重语调"、谭兴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对作品重新评价和定位的呼吁等。50年代以来,众人一直倾向于《山野》比《故乡》更为优秀这一观点。唐弢和严家炎认为"《故乡》思想艺术性不如《山野》",杨义亦说《故乡》在"艺术结构"上不及《山野》。不过,思想的自由性和文学研究的独特性通过接受者们认真的研究态度和可贵的学术精神,彰显着学术研究的魅力。

如王晓明认为长篇小说守护神对《山野》"有点冷淡",对《故乡》"真诚欢迎";谭兴国亦指出"《山野》在艺术上较为粗糙,无论是在人物性格方面,在情节的自然发展和对生活的细节描写方面,比起《故乡》都逊色得多"。王晓明、谭兴国的观点与唐弢、杨义的观点构成的视界交锋及其形成的多向延展丰富了艾芜长篇小说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格局。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接受工程再无推进,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另一问题是关于《山野》和《故乡》的先后质疑。孙陵在1941年新1卷《自由中国》"编后记"中预告:"唯艾芜先生之小说《山野》从作者发表的顺序上来说,这还是第一部长篇创作,特请读者注意。"据查证,此实为值得商榷之说,而以此为据的关于《故乡》和《山野》的研究及成果,或可再思。

总而言之,从1937-2009年,七十多年来艾芜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成绩斐然,在《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不断生成和拓新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展示了接受者们对作品的独特感悟,这对于理解艾芜小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艾芜长篇小说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体现了近70年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这为我们认识这70年来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