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说
关于先秦的道家，我们首先要讲一个概说。为什么要讲概说呢？因为对道家的误解其实是比较多的。如何去理解先秦的道家，我觉得现在，起码在学术界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目前大家提到先秦道家基本上就会想到是一种非常玄的玄学或者是缥缈的学说，但实际上，先秦的道家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史料来做出一些重新的解读，来校正大家脑袋里面的一些习惯性的看法。例如，大家现在动不动就说老子的美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但老子讲过美学吗？老子讲过哲学吗？我们必须从老子思想本身或者从先秦的老子思想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问，来重新作出一个判断。
在先秦的时候，凡引用老子的著作，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大体有《荀子》、《韩非子》。《荀子》提得很简单，说："老子有见于绌，无见于信。"《韩非子》里面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如果要了解先秦人对老子的看法与理解的话，最直接简单的路径就是从《韩非子》开始。《韩非子》里起码有两个专篇是讲老子的学说与思想的：一篇是《韩非子·解老》，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一篇是《韩非子·喻老》，用各种故事讲老子的学说。我们要了解《老子》的话，从《韩非子》倒过来看《老子》是比较好的方法。《韩非子》中这两篇所呈现的老子思想基本上是政治学，关于这一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需要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存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而要存真就需要进行历史的解读，不能一味进行超历史的文本解读，如果仅仅进行超历史的文本解读，那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老子实际上大多就是王弼所理解的老子而已。
只有了解王弼之前人们眼中的老子与老子思想，才能更多地得到老子及其老子思想的真貌，而王弼之前最早的关于老子的解读，就是《韩非子》的《解老》与《喻老》。那么，《韩非子》的这个"政治学"解读得到后世历史学家的认同了吗？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文章《论六家要指》，这篇文章对先秦各种学派进行研究与评价，指出先秦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各家"此务为治者也"。在司马谈看来，这六家无论是哪一家，他们的基本思想都是"为治之学"。所谓"为治之学"大体上等同于现代人所说的政治学，这是汉代历史学家们所认知的先秦思想的基本面貌。这六家中的道家思想在我们看来是玄学，但是在汉代的史学家看来，不是玄学，而是一门非常现实的政治学。汉代另外一个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面的《诸子略》中谈到道家的时候，认为道家是"君人南面之术也"，这一结论比之前司马谈的结论还要精炼明确。
关于《汉书·艺文志》，大家要知道一个常识，就是它的材料基本上来源于刘歆的《七略》，班固主要是选取《七略》里面的材料来弄成了《艺文志》。无论是刘歆说的还是班固说的，但他们的看法应该是共同的，就是说先秦的道家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门君人南面之术。所谓南面，大家知道它的意思，君王是坐北朝南，所以"南面之术"无非就是驾驭天下之术，换成现代的说法，叫政治学，叫权术、统治术。当然，班固对于道家的思想是有所批评的，他认为道家自以为"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先秦的道家的思想可以分两个方面，"独任清虚"这一面可以叫做内圣，"可以为治"这一面可以叫做外王。大家一般听见"内圣外王"就以为是儒家的学说与说法，但实际上"内圣外王"这一说法最早见于道家的典籍中。《庄子》中说："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
"要注意，这里说"庄子"的时候指的不是人名的庄子，是加了书名号的《庄子》，大家在以后引用材料的时候不要大起胆子随便说哪个人说了什么，像《庄子》里《外篇》、《杂篇》里的话不能确定就是庄子这个人所说的，只能说是《庄子》这本书说的。既然《庄子》里面有"内圣外王之道"的说法，那么也就意味着内圣外王这门学问不仅是儒家的，也是道家的，只是道家的内圣和儒家的内圣不一样而已，虽然都讲内圣，但方向、指向与结果可能都很不一样。关于道家的内圣外王，哪个把它阐释得最清楚呢？也是《韩非子·解老》和《韩非子·喻老》。在这两篇里，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是结合着讲的，两者结合才是"为治之学"的全部。如果大家把《老子》读完，再去读《韩非子·主道》，就更清楚这一点，所谓"主道"，就是如何做一名人君的方法而已。这一篇里面对"道"与"人君"的关系解说得非常精准。韩非子说"道不可见"，但他这样说并不是要通向玄学，而是为了阐明"主道"的内涵与技巧，是为了说人君该怎么样。
韩非子的"道不可见"、"万物之始，是非之纪"这些论说，和老子的说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道不可见"，即《老子》里面所谓的"大象无形"。正因为道不可见，所以马上就转到君王要与"道"这个性质匹配的问题了。怎么匹配？正因为"道不可见"，所以君王也要做到"大不可量"、"深不可测"、"用不可知"，"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得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这是君王修养内圣的功夫，但内圣发为外王则是把这功夫变为一种驭臣下或者驭天下之技术。
正因为道虚静无为，故而明君需要"无为乎上"，这样群臣才能"竦惧乎下"，如果"君见其所欲"，则"臣将自雕琢"，如果"君见其意"，则"臣将自表异"，他以为这是做人主的失败，故而他以为做人君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使臣子无所捉摸。一面是道，一面是君，从"道不可见"推出来一个君王人格，从道"无为"同样推出一个君王的人格。这些都是《韩非子·主道》里面的原话。在我看来，韩非子确实对老子之学的精髓与本相有深刻的理解。这是有根据的，韩非子本来就是学老子之术的后学，司马迁在论到韩非子时候说"其归本于黄老"，可谓一针见血。他又云："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司马迁的观察可谓准确，在司马迁的眼中，可能韩非子才是深得老子之学真传的人。
这个抽象的道，用于君王，则成为"主道"；如果用于普通人，则成为现实中的生存之道。韩非子在《喻老》篇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叫孙叔敖的人，不要丰饶之地，而选择贫瘠之地，结果，凡是要了那些丰饶之地的都不得善终，而孙叔敖"九世而祀不绝"。韩非子解释说："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这正是孙叔敖深谙"道"中所包含的自我求生存之道的缘故。
清代魏源有本书叫《老子本义》，里面有个序言《论老子》，其中说："老子主柔实刚，取牝取雌取母，取水之善下，其体用皆出于阴。阴之道虽柔，而其机则杀。故学之者而善者则清净慈祥，不善者则深刻坚忍，而兵谋权术宗之。"魏源虽然认为这些后学者所学"虽非其本真"，但同时也认为"亦势所必至也"。魏源的这个论说也可以供大家参考。
现代史学家其实大多也是这么来看的。钱穆先生说："老子则务实际，多期求，其内心实充满了功利与权术。......老子之所用则尽属人谋也。"傅斯年先生的看法也是非常明确的，他说："五千言所谈者，大略两端：一，道术；二，权谋。此两端实亦一事，道术即是权谋之扩充，权谋亦即道术之实用。"在傅斯年先生看来，历代说老子者，以韩非子得其正解，"故《韩非子》书中解老、喻老两篇所释者，诚老子之本旨，谈道术乃其作用之背景，阴谋术乃其处世之路也"。对于汉世神仙方士入于道与老子之学掺合在一起，傅斯年先生以为是"时代为之，与本恉之自然演化无涉也"，而对于王弼以来的诠释老子的倾向也多所批评，以为"王辅嗣敷衍旨要，古已不及；若后之侈为玄谈，曼衍以成长论，乃真无当于老子用世之学者矣"，"五千文非玄谈者，乃世事深刻之归纳"，"清谈决非老子之效用也"。这些观点见于他的《战国子家叙论》。王弼注《老子》的东西用来解读王弼时代的思想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王弼解读的老子不是真实的老子。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王弼的这些注，包括后人的注里面实际上哪一些是《老子》本真，哪些是发挥当代思想的，至少从学术史上来说，确实需要分清楚。
不仅仅老子或者《老子》的思想情况复杂，而且《老子》一书的作者情况也复杂，《老子》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在汉代司马迁那里就成了问题。司马迁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但他又云："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司马迁提供了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三人作为《老子》一书作者的候选人，而三人乃不同时代之人，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史家有意为之，而是因为材料不足或者前人留下的材料本来就恍兮惚兮，故而只能提供几种可能性供后世参考。正因为这样，所以目前学界关于《老子》一书作者的问题，虽然有流行的看法，但也仍然聚讼纷纭，毕竟在司马迁那里就已经语焉不详了。
通过我这样一介绍，老子的思想与形象可能就不大令很多人满意了，原来很多人脑袋里面的老子、《老子》是那么虚玄，飘飘在上，而现在却又得到一个到处充满阴谋和权术的老子与《老子》。我提供这些复杂的情况是要大家学会复杂地看问题，而不要简单地理解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