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和法家对"文"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功利主义，只不过这个功利主义在这两家的表现程度有所差异。墨家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小功利主义，而法家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正因为他们是以功利主义作为标准，那么反过来看，"文"在他们眼中的地位很显然不重要，因为"文"很难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墨家和法家这种功利主义表现在，墨家"重质轻文"，法家可以说是"重质废文"。他们所面对和批评的"文"不仅指文章的"文"，他们所指的"文"主要是"礼乐之文"，先秦的"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礼乐。再者，他们所说的"文"也指"文华"或者"文饰"的内容。基于功利主义的目标，墨家和法家各自对"文"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
一、墨家对"文"的看法
墨家对"文"体现其功利主义思考重点的标志是所谓的"三表法"。"表"者，标准也，就是判断"言"有三个方面的标准："言必有三表，何为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言"有没有用，合不合适，具不具有合法性，就用"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这三个标准来判断，具体什么叫"本之者"呢？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就是判断你"言"合不合理，能不能被取用，要观察你这个"言"合不合圣王之事，如果与圣王之事相符，那就能取用，否则废弃。
但是墨家所谓的圣王，和儒家以及道家所说的圣王是不一样的，墨家主张的圣王是那种能够与民并耕的小农状态下的那种圣王，并不是儒家心目中的圣王。墨家所讲的圣王，是风格简朴、质朴而又亲事农稼的圣王。这些圣王实际上就是直接功利主义者，或者是小功利主义者。第二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也就是说以老百姓耳听眼见的实际效果为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也是功利主义的。第三个标准"用之者"，是"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直接的功利主义了，具体办法是演化为一种具体的政治政策，用实践检验，看它合不合乎国家和百姓以及人民之利。要注意，这里的"百姓"不是现在的含义，是有身份的人，百姓之下才是"人民"。所以一言以蔽之，他判断"言"或者"文"的三个标准，都是功利主义的标准。
也正因为墨子总体上的功利主义态度，所以他又反过来用这个标准对礼乐进行了批判，认为乐"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非乐"，就是否定批判礼乐，他认为礼乐之文是有碍于功利的。但是，他又不完全否定礼乐，墨子说他也知道礼乐的各种好处，"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但是，"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却不能不割爱，采取"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的态度以作取舍，否则会"亏夺民衣食之财"。在墨子看来，这是"仁者弗为也"的事情。从这些论说可以看出，墨子在功利主义的原则下面采取的是"重质轻文"的基本原则，是在功利与礼乐之文之间权衡轻重，然后取舍而已。
二、法家对"文"的看法
法家比墨家更加功利。如果墨家是"重质轻文"，法家就是"重质废文"。法家认为"文害质"，《韩非子》里面"买椟还珠"这个故事，这就是韩非子用来否定"文"的一个经典故事。而韩非子只是法家中的一个，法家还有其他的人。
我们先看商鞅的看法。商鞅说："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这是商鞅的看法，以农战来否定"诗书辩慧"之文。法家基本上重视两个东西，一个是耕，一个是战，"耕"就是发展经济，"战"就是提高武器水平，打赢战争。这两个都是急功近利的东西，它们也确实能够在短期内使一个国家很快强大起来。但是，商鞅说要了这两个东西就不能要诗书这些"文"的东西，他说："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这就否定得很直接，和墨子比较的话，更能够看出对"文"的态度的巨大差别。
前段文字里面还仅仅说诗、书二者，后面这段话就把所有的"文"都点出来了，并加以全盘否定，这些在儒家看来都是"文"的东西。商鞅认为国家有这些东西就完了，敌人来了就会灭亡，敌人不来也会穷困；如果国家不要这十者，敌人来都不敢来，即使来了也会被打败。商鞅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又说诗、书、礼、乐等"文"的东西都是"虱"："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虱"就是害虫，会害了国家。他要求的不是礼乐之邦，而是耕战之邦，达到的效果是"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他要求民风剽悍，闻战而喜。实际上如果真做到商鞅说的这些，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严刑峻法的军国，"文"当然不在考虑之列而在摒弃之列。
至于韩非子，则更是对"文"的东西进行尖锐的批评。他说"儒以文乱法"，认为人主应该改变过去的政策，对"行仁义者"不能"誉之"，"誉之则害功"，对"工文学者"不能用之，"用之则乱法"，其否定"文"态度是明确的、坚决的。他认为"功用"是终极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如果不这样，则"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从而危害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正因为唯一的标准就是功用，所以韩非子对"文饰"也一并加以否定，在他看来，"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我们前面讲商鞅时所讲的"文"基本上是礼、乐、诗、书等等，但在韩非子这里，已经不仅仅是这些了，还包括"文丽"、"文饰"这些东西。他说："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随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对于"文"和"文饰"这两个方面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否定，这种批评与否定的目的当然是要回到法家的耕、战这两个基本点上去。
秦国当时在经济方面确实发展很快，经济实力也确实高于六国；在"战"方面，其军备实力更是高于六国，它高到什么程度呢？根据有关军事专家研究，秦国所用的箭的箭头是七国之中水平最高的，符合现代子弹的弹道空气动力学原理，其他六国的箭的水平就不行了，双方对射，秦国的箭能先射到。秦国就是靠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打败六国，收拾了先秦的局面，一统天下。但是，这里始终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法家的这些主张除了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内容，故而它必然缺乏一个可以恒久有效的价值观的支撑。因为虽然可以靠着功利主义的东西迅速强大起来，但也会迅速灭亡，这就是缺乏恒久有效的价值观的后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基本的历史教训。
什么是价值观或者什么是恒久有效的价值观？在中国古代，基本上只有儒家和道家的背后才有一个像样的价值观。所谓价值观就是看其学说与主张里面有没有一个终极性的价值追求，这个终极性的价值追求在儒、道两家那里就叫--道。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整体上必然体现为"儒道互补"的原因，也是儒家最终能够成为主流的原因。在先秦，最主"文"的是儒家，道家反"文"而又"文"，提出了一个在道家看来似乎比儒家主张的"文"更高明更超蹈的"文"。墨家、法家基本上是轻文和废文，所以也就不可能提出一个能够被普遍认可的"文"。
先秦的基本情况大约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影响后世对"文"的思考的，实际上主要就是儒家和道家。也正因为如此，就形成了后世在"文"的观念与论说上儒道互补的基本态势与架构，也只有这两家的东西在后世思想史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世虽然在先秦儒、道两家之上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是，其来源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先秦儒、道两家。后世的人们在核心的价值观上很难超出先秦的儒道两家，所以大多只是在"文"的技术层面上发挥，在"道"的价值观上无法超越而大多数时候是继承，所以只能在艺术技巧上去发挥，可以说，先秦基本上左右了后世论"文"的方向与内容。
总之，先秦思想自由争鸣，自由竞争，才结出了灿烂的思想果实。先秦这个时代令人留恋。
第二编 两汉时期的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