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和前面的汉代以及后面的隋唐相比，有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混乱与无序。汉代与隋唐虽然也有混乱与无序的情况，但不是整体上的，而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整体上处于混乱与无序状态，如果要说中国古代史上最混乱、最无序的时代的话，非魏晋南北朝莫属。此一时期的混乱与无序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呢？第一个就是所谓权力长期失去重心，一个社会要混乱那不是随便就可以混乱得了的，只要天下还有一个权力的重心，那么这个天下是不可能有多么混乱的，而权力持续四百多年后失去重心显然会造成持续的混乱与无序。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力失去重心，历史还要追溯到汉代末年，汉王朝的权力重心在黄巾军起义和各路豪强的争夺中已然解体，而汉王朝权力重心走向解体之后，如果能够有一个新的权力重心重建，那么也能够起到稳定天下的功能，然而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的各期却又没有看见一个稳固的权力重心的重建，从而整个时代基本上陷入了一个所谓的无序与混乱的状态。失去权力重心表现在哪里呢？直接的表现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一个的王朝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替。应该说这每一个被更替的王朝都想重建权力重心，但是又不是哪个力量想重建就能重建的，其他的力量也在争夺这个重心。这个争夺，除了华夏内部的政治军事力量外，还有外族的军事力量的加入，这使本就够无序与混乱的状态火上浇油，西晋的历史就能够说明这一问题。西晋虽然有短暂的稳定，但是外族的南掠与进攻使得这个脆弱的重心迅速失去了平衡，失去平衡的结果就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这战争，既有华夏内部各力量之间的，又有华夏与外族之间的。其杀戮之惨状，史书之上历历在目，毋庸赘述。
此期除了权力失去了重心走向解体外，在文化上也同样失去了重心。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它有一套从民间到官府的文化体制作为寄托，权力重心的解体就意味着官府这套文化体制的解体，而官府文化体制的解体也就意味着儒家失去了过去的传统的主要寄托，失去官府文化建制体制的依附寄托那也意味着过去的主流文化儒家现在势必要地位沦落，难以继续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了。两汉时期，儒家主要依靠汉帝国所建立的一套官学体系而成为天下的文化重心，而现在这套体制基本上崩溃，就只能转移于比天下更小的范围，古代人的世界观与文化观分"天下―国―家"三级，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就是这一观念的明确体现，所以，随着文化重心的解体而来的，儒家或者整个文化的重心转移至世家大族就成为历史事实与文化事实。钱穆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政治腐败，篡乱相乘，兵戎迭起。
半沦胡统，前后四百年，太平统一之期，殆不足十分之一。然学术尚有传统，人物尚有规模，在文化大体系上，亦多创辟。"而作出这些贡献者者则是当时的世家大族。钱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究其原因，在钱穆先生看来，此一时期虽然"政乱于上"却也"家治于下"，中国传统中有民间自治体系，家族乃为自治体系之核心力量，故而每当天下大乱时，家族的力量就得以显现，直到近代这一态势也持续着。虽然钱穆先生在文中也承认自己有佑护门第之嫌，但无论如何钱先生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魏晋南北朝之学术文化端赖此期最发达之世家大族的保存。如果世家大族也被解构了，儒家还有最后一个根据地，那就是单个的小家庭了。
大家可以看现在哪个地方的儒家成分最多而且是鲜活的呢？那肯定是每个人所待的家庭，除此之外，儒家基本上就待在图书馆的书籍里面，这也是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儒家在现当代已经成了"游魂"的情状。儒家在两汉是一个文化的重心与中心，两汉时代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儒化的思想世界和楚化的艺文世界，但是在魏晋南北朝，已不复有前代的荣光，从而使整体的文化思想世界失去重心与中心。当然，这为其他文化与思想的展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例如佛、道二教。佛、道二教在儒家有所式微的情况下，确乎试图进入华夏文化的中心，这些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著作来了解，例如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要进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对中国的思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它必须依靠华夏文化内部的力量，而这一依靠方式就是"因风易行"，这里所谓的"风"指的是当时流行的玄风，而玄风又是以道家为核心的。释道安《鼻奈耶序》说："经流秦土，有自来矣。
......以斯邦人老庄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以此可见实情之一般。佛教主要依靠道家和道教的文化力量，逐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扩大它的影响，其影响之大，现当代甚至有人称之为佛教征服中国。这说法当然夸张了，但影响越来越大倒确实是一个事实，不仅是对一般人的影响大起来，甚至于对皇帝都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梁代的梁武帝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连皇帝都不当了，真是不要江山要寺庙，三次舍身寺庙，国家再三次用巨额的财产把他奉赎回朝，这三次奉赎差点把国库掏空。文化就是这样，此落则彼涨，文化的重心过去是儒家，现在儒家的重心失落，其他的文化力量就崛起，这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当然，华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此期其实也没有衰落到过去人们所想象的那种程度，正如我刚才所讲到的，儒家的文化文明、儒家的价值观还是在世家大族保存着，其价值观也被世家大族大体持守着。所以，此期的混乱和失序，不仅是权力结构上的混乱和失序而失去重心，也是文化结构上的重新调整。
混乱和失序会带来若干个结果，其中一个结果是整个时代的痛苦和焦虑，这是整个这个时期士人们集体的心理状态，不仅是一般文人，就是建功立业的魏武帝曹操，我们去读他的诗，除了读到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外，我们还读到那无所不在的痛苦、焦虑、彷徨和不安，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又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些诗句是多么孤寂，多么凄凉，这不是帝王将相的矫情，而是实情。曹操都是这样，可以想象一般士大夫更胜于曹操内心的彷徨、苦闷、痛苦、焦虑。而痛苦、焦虑、彷徨、苦闷是需要释放的，不能一直把它压抑着，任何人都不可能长期这样，那么这种痛苦、焦虑、彷徨、苦闷往往会以非常变形的方式来表现和释放，而这种释放，就是他们在此期表演的一种风度，这种风度一般叫做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什么样的风度呢？魏晋风度主要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酒，没有酒就不构成魏晋风度。酒拿来干什么呢？正如曹操所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就是解忧之物，不仅是曹操借酒来浇自己的痛苦，一般士人更是这样，越是痛苦，越是焦虑，越是需要酒来浇愁，"举杯销愁愁更愁"，但是还是需要酒。
这酒一喝，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释放了自己，减轻了痛苦；第二个作用就是避祸。而释放自己，释放出来的就是怪诞的行为，这些怪诞的行为在魏晋时期的人们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尤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阮籍这个人好酒，我们看他喝了酒之后的怪诞行为有哪些？阮籍常常是喝了酒之后"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也就是说喝了酒后，驾着马车，随便它往哪里跑。阮籍喝酒后的另外一个情况也很特别，他邻家有一个卖酒的少妇有美色，阮籍曾经去那个地方喝酒，一喝酒就喝醉了，最后就卧在这个美少妇的旁边，那个美少妇的丈夫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人不是耍流氓而是个君子《晋书·阮籍传》："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另外有一个兵家女，有才也有色，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不识其父兄"，但却"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阮籍喝酒常常不是喝一点，而是"饮酒二斗"或者更多，有一次刚好和别人下棋，别人告诉他他母亲去世了，和他对弈的人要求停止下棋以便让阮籍回家，但是阮籍并不停止下棋，继续与人下棋，下完了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等到要葬他的母亲的时候，又"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等到和他母亲作最后告别的时候，"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
别人描述他"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居丧期间，居然喝了这么多酒，还吃了猪肫，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孝，但知阮籍者却能够原谅他，居母丧期间，有个叫裴楷的人"往吊之"，悼念他的母亲，而阮籍却"散发箕踞，醉而直视"，裴楷"吊喭毕便去"，有人就问裴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就是说，阮籍的母亲去世，阮籍都不哭，你为何哭啊？裴楷回答说："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就是说，阮籍的行为不是我们一般的方内俗士所能够理解的，故不可以用方内之士的轨仪来约束和评价他。这些就是阮籍借酒傲诞、释放自己的各种怪诞行为。阮籍行为虽然怪诞，但是喝醉了对美女也没有非礼行为，所以说阮籍是在大醉之中也保持了风度，这叫风流；如果喝醉了，马上就陷入胡作非为，这就叫下流了。和阮籍喝酒喝出来的风度可以媲美的当然还有刘伶，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也算是悟透生死，潇洒待之了。
然而阮籍之后的一代人还在表演，但却没有阮籍这一代人表演得富有形上性和诗意性。例如，阮籍的侄子阮咸，这个人喝酒中和喝酒后的行为非常放诞，他喝酒时喝着喝着就和猪一起喝了，史书上记载说："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甕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喝酒表演在阮咸这一代人身上已经降一个档次了，并且还在喝酒中违礼越礼，在长辈和晚辈一起喝酒时候淆乱传统的伦常秩序，"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辅之亦不以介意，谈者以为狂。辅之正酣饮，谦之而厉声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