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用于西方是合适的，但用于中国就不合适，一旦用的不合适，那接下来包括制度层面、文化层面、观念层面就跟着错了，所以说，大家学这个学科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封建社会、封建文人，说这些话是需要证据的，不是想说封建就说封建，而是必须证明。与这个观点相关联的就是中国人曾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论证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你的观点是认为中国传统时期从秦代开始就是封建社会，那么你就会去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资本主义萌芽。
萌芽在哪个时候出现呢？经过学者们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说明代中晚期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从而在思想史层面就得出此一时期是中国的启蒙主义时期，但可惜的是，这个判断也被驳倒了，在中国古代既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那么必然的结果也就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很多人研究明代中晚期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都用这个社会性质判断作前提，从而得出了很多符合西方"启蒙时代"特色而不是符合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本位的结论。为什么社会性质的判断这么重要，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是个什么社会？我们具体讲先秦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因为先秦就奠定了中国最根本的东西，包括社会形态、观念世界、价值准则与思维风格。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内容
下面交代一下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内容。虽然我写的题目叫中国古代文论，但大家不要把这个名字看得太重，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要你们完全不要被这个名字所左右。那么，具体的内容应该怎么分，或者分多少，这个有不同的分法。有的人是从体裁来分，有的人是从它的基本问题来分，即按照创作论、鉴赏论、本体论来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应按照中国原有的东西分，它有诗就是诗论，有词就是词论，有曲就是曲论。
(一)诗论
第一个是诗论。诗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里面最丰富的部分，因为诗文是文体里最受尊崇的，词、曲、小说、戏剧在古代文体里，地位都不高。正因为诗的地位最高，所以关于诗的讨论最多，从先秦开始即不绝如缕。整个诗论具体的东西我们后面各章会讲，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诗的最核心的观念。核心的观念就两个，第一诗言志，第二诗缘情。诗论里面无论具体讨论层面怎么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就是诗言志的问题，其他都是根据这个发散出来的。首先谈一下志和情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诗言志，一方面又是诗缘情，这就为二者拉开距离甚至于对立起来提供了可能性与条件，过去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教学流行一个说法，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破了儒家诗言志观念的束缚，进入到诗缘情的时代，然后得出结论，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抒情的时代。我想，现在很多人也还是这么认识的。
"诗缘情而绮靡"这句话出自哪里？陆机《文赋》。《文赋》这篇文章又收进了萧统编的《文选》中，而在唐代，《文选》有个李善注。李善注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注的呢？"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这句话是说，正因为诗是言志的，所以诗也缘情。二者是统一在一起的，不是现代很多人强行论证的魏晋南北朝是个文学自觉时代，就把志和情二者对立起来的这种关系。这种论证把魏晋南北朝与汉代对立起来，因为把魏晋南北朝认知为抒情、缘情时代，即"文艺复兴"时代，从而就有人把汉代认知为"中世纪"。这个方式的论证基本上连个感觉都不是，西方谈一个东西都要分两个层次，要么叫意见，要么叫真理，中国学界很多人谈的问题连意见都达不到。实际上，志、情二者的关系，正如刚才我引李善注"诗缘情而绮靡"这句话所说的，二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传统中的基本态势是情、志相对分离而又情志合一、情志兼尽。
那么，为什么诗言志这个观念又是诗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呢？这就涉及志的内容了。中国古代讲志，一定是从个人到天下。二者之间必须循环往复地循环作用，不能够仅仅停留在个人，这是古代人强调诗言志的时候最核心的内涵，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基本精神，动不动就要以天下为己任，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个人的诗写的虽然是个人情感、个人遭遇，但更要从个体出发而体现天下关怀与天下政治的观念。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写诗绝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娱乐，诗是关乎天下的大事，这当然是陈义甚高了。为什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几千年传唱不绝？关键就是杜甫这首诗后面的那句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没有这句话，这首诗就不是伟大的诗，就停留在个人的恩怨牢骚的抒发上了，但杜甫并不是这样，为个人而怨当然合理，但从为己而怨走上为天下而怨，就是诗的位格的提升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就溢于言表。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强烈的宗教情怀与悲悯，但是有一种深刻的人文情怀与悲悯，而这种人文情怀就是"志"了。所以，总体而言，诗言志里面的"志"包含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个人和天下。
但要注意一点，这里所说的天下，不是指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中国古代流行的是天下观。天下是没有边界的或者说边界是非常模糊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地图不是很好画，民族国家观念下面就要画个明确的边界线，天下观，这个天下随时可以向前推进几百公里甚至于上千公里，也可能后退几百公里甚至于上千公里，边界是波动的。但要注意一点，这还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观。传统中国除了有地理意义上的天下观，还有文化意义上的天下观，凡是服膺华夏文化的就成了文明的民族，不服膺华夏文化的则为蛮夷，这一点在古代叫做夷夏之辨。传统中有个观念，什么东西都可以亡，但有个东西不可以亡，文化、文明不能亡。顾炎武在谈到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时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在顾炎武看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匹夫没有责任。但亡天下则匹夫之贱都有责任了，"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把文化亡掉了，礼义廉耻都亡掉了，人已经不是人了，就是把文明亡掉了。中国古代只要不亡华夏文明则心里没有那么焦虑，但如果亡了文明，就不能接受了。在传统中国，士大夫裹挟于王朝政治，又指向超越王朝政治的天下观之下的天下政治，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是要为天下政治而奔走呼号，所以学习古代的东西，大家要区别一个东西，就是王朝政治和天下政治。作为诗人，写诗言志，那是代天下立言，为天下有道而奔走呼号。这是理解传统"诗言志"说的时候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
(二)词论
词在唐代中后期产生，唐代有词但无论，论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代出现词论。整个中国古代，无论在宋代还是清代，其实词论主要分两派，一派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音律派，另一派是突破音律的文词派或者叫做改革派。音律派主张依声填词，严格遵循音律规则，先有音律再有词。李清照有句话"词别是一家"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词和诗不是一回事。在宋代，对音律的强调特别厉害，他们强调音律的优先地位，认为这才是词坛的正宗，苏、辛词反而是别出，不是正宗的东西。词论里面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以音律为主，还是以词为主，以此自动分为两派。苏、辛这群人抱负大，才气也大，常常不受音律的束缚。正因为不受音律束缚，以文词为主，这才有了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苏轼就是以诗为词，到辛弃疾时，差不多接近于以文为词，把词写得像散文。这是词论为什么分两派的最根本的原因。到清代其实也仍然是这两派，只不过名字不一样而已，但基本观念是一样的，只是清代对词的讨论更深入了。
词不仅有音律的规定，还有另外一个传统的问题，就是词最初就被人们目为艳科，局限于花前月下，以艳词写艳情。后来，人们逐渐变革词的艳科特色。北宋之后，不少人写清丽之词，脱去不少浓艳的脂粉气，到柳永就开始用词写市民生活，写一般的城市生活，苏轼、辛弃疾等不仅写一般的市民生活，还写战争，还以词言志。词在音律派看来，用不着去关心这些天下大事，这些有诗去完成。词乃是抒发诗不能或者很难抒发的那些情与情绪，用缪钺先生的话说，词乃是抒发"细美幽约"之情的，故而传统时代人们对词的主流定位是很不同于现代人的认知的，词就在它艳词艳情的范围内，在人的私领域发挥功能。相对而言，诗是完成公领域之事的情志抒发，所以说诗的"志"一定要和天下关联，而词就不必了，词就完成私领域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私领域里面的高级娱乐。这种认知，现代人可能不同意，但这确实是传统时代的主流认知，当然，这并不妨碍有人用词去言志从而以诗为词，以文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