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南朝时期裴子野的观点来看，此期不但不自觉，反而很不自觉。裴子野写了《雕虫论》讨论此期的诗文，他以"雕虫"称之，显然在他那里此期诗文是极其不自觉的，虽然他以"雕虫"称之有点过分。唐代初期的人批评魏晋南北朝的诗文也很多，包括陈子昂在内。这些人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的批评集中在说此期诗文缺乏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忽略大道，远弃风雅。什么叫大道？也就是刘勰所谓的离本弥甚的东西。如果没有"本"，文章背后就没有价值观。到了中唐时期，批评就更盛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面，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几乎全盘否定，虽然这样有点过分。我们现在人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是自觉的，但是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都不认为自己自觉呢？唐代的人也不认为魏晋南北朝诗文自觉呢？到中唐，除了白居易的批评外，另外一个批评者就是韩愈了。韩愈批评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文"，主要是批评骈文，以为其文不载道。
正因为韩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不载道的时期，所以韩愈就起来主张文要载道，这样才开始了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目标就是要革新文章，要让文章回到韩愈所认为的正常的轨道，如果现当代的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是自觉了，那就意味着韩愈太不自觉了，但是在韩愈看来他自己自觉得很，他认为他是自觉地起来恢复儒家的文章观和价值观。所以，无论是诗还是文，唐代人都认为魏晋南北朝不自觉。到了宋代，苏轼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韩文公庙碑》，苏轼在文章中写过一句话来称赞韩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那就意味着在苏轼眼中韩愈前面八代之文是"衰"，既然在苏轼看来是"衰"，那在苏轼眼中也不可能此期是自觉了，而是很不自觉，"衰"的文章时代不可能是一个自觉的时代。这八代是哪八代？这八代指的是东汉加中间六朝再加隋代这八代，既然苏轼认为这八代文章都是衰的，那就意味着韩愈才把文章振兴了。那么，在苏轼看来，韩愈才是自觉的，这才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文"的传统中的文的观念和自觉观念。
我们要考察中国历史上某个时代的"文"是不是自觉，不能用近代的或西方的纯文学眼光来看待。用西方的纯文学眼光来看待西方可以，用来看待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就不是一个历史性的、学术性的判断了。鲁迅先生在演讲中的这句话本来还是严密的，因为有"近代的文学眼光"这个定语存在，但是后面的人就把这个定语有意或者无意地抛诸脑后不管，只要鲁迅先生说的后半段话，从而形成学界如今这样的情况。而我们现在问的是，不用西方的文学眼光来看，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或者情况。
刚才已经讲了，不用西方人的眼光来看，而用魏晋南北朝人自己的眼光看，用唐代人的眼光来看，用宋代人苏轼的眼光来看，这些"看"让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些时代的人的眼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不是一个诗文自觉的时代。中国人对"文"是否自觉有一个最根本的判断，那就是载道与否。文载道，或文原道，这才叫文的自觉。如果文章不载道，不原道，那就叫不自觉，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章刚好在中国传统中看来是不载道、不原道或者不怎么载道不怎么原道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就不叫自觉，只有载了道才叫自觉。那么这个"道"用来干什么？是用来批评社会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写文章就是用"道"来评判社会、批判社会、干预社会，文章只有与社会的关系越紧密才能说发挥了文章自身的功能，如果文章逃避于自我的小角落里面，自娱自乐，在中国传统中看来那是文章的汩没，而不是文章的自觉。正因为如此，韩愈才要发起一个古文运动，重整儒家的道统和文统，这样他才认为"文"走向了自觉。
我个人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骈文等大量出现并不是自觉的标志，只能说，这是这个时代的人无奈的选择。他们想不想干预社会现实呢？肯定是想的，士大夫传统的惯性就是要干预现实，但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又不敢干预，干预就会被杀头。之所以说这一代人走向玄学、走向怪诞、走向魏晋风度，走向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等，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只要真正读懂了这个时代，你就会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们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他们本来想干预社会但不敢干预，最后只好放弃干预，走向一种远离社会性的写作方式，或者说把社会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写作方式，这才是他们的真实面目，这个不能叫自觉，只能叫无奈的选择。这样选择是为了避祸，不这样就避不了祸，后面的人即使没有避祸的需要了，也因为前面几代人出于避祸的需要而形成的文风而自动走上前面文章写作的路径。在现代有一个学者也谈到了这个时代整体文化的态势，这个人就是柳诒徵先生。他在谈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候，以为这个时代是中华文化的中衰时期，而且以此作为一章的题目。柳先生以为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中衰时期，如果反而认为这个时期文学在自觉，这显然是很矛盾的。"文化中衰"中怎么可能又文学自觉呢？柳先生的这个大判断当然可以商榷，但是从中国文化史自身的逻辑看，柳先生的看法是能够站住脚的，否则就不会有唐代以后开始的华夏文化复兴运动。
如果此期不能称为文学的自觉，那么也就不能称为人的自觉，这二者逻辑上是完全一样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怪诞这样放达？不得已也。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而不是人的自觉，如果称之为人的自觉，很有可能亵渎了这一代人。可以去问问阮籍、嵇康他们同不同意说他们自觉这个看法，如果他们能够起死回生的话，估计也会对当代人的这个说法感到愤怒。我们还可以再推，如果你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人与文的自觉时代，就没办法解释前面，也没办法解释后面，如果这样定位魏晋南北朝的"文"与"人"，那就意味着汉代不自觉，唐宋元明清也不自觉。但是，汉代的人认为他们自觉得不得了，例如董仲舒、扬雄、班固等人就认为他们很自觉，唐宋元明清的人也认为他们自觉，而且他们批评的往往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中的主流观念，在"文学"的观念上没有采用西方的观念，同时在"自觉"的观念上也没有采用西方的观念，而以自身的观念与逻辑对自身的文化文学现象进行判断。
第三个大问题是这个时期算不算中国传统文论的高峰时期。学界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这个时代的文论是中国文论的高峰。现代人之所以认为这个时代是文论的高峰，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他们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学观念最接近于纯文学观念，是文学观念的净化与进化。郭绍虞先生就是这样讲的，他讲这个时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这是第一个理由。是否这一代人在有意写纯文学呢？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们为什么要去写社会性很弱的诗和文，主要原因是避祸，是没办法的选择，而现在的人却以为他们是在有意搞文学观念的净化、进化，这古今的思维错位是很明显的。
这是否就真正接近了纯文学的观念呢？也不是，大家去看曹丕的《典论·论文》中的"文"的观念以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文"的观念，就可以知道，在他们那里，"文"并不是指诗、赋纯文学，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曹丕《典论·论文》是在论"文"，而其所指之"文"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刘勰《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中，我们不谈"笔"，仅仅谈"文"，就已经远不是今人所谓的纯文学了，此期确实有个别人有纯文学的倾向，但那不是主流的东西。第二，现代人之所以认为这个时代是文论的高峰，还因为这时期有两本系统的文论专著，而其他时代却没有。这两本系统的文论专著是《文心雕龙》和《诗品》。《文心雕龙》是讨论文章的专著，《诗品》是讨论五言诗的专著，《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的话，显得更为系统。拿现代西方学术的标准来看，《文心雕龙》确实是非常系统的，那五十篇的结构非常紧密，所谓"体大思精"。而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有两本系统的文论著作就是文论高峰吗？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细细探讨。
系统不系统这个理由我们也必须质疑。这只是一个形式的标准而已，如果按照形式标准去下个形式判断，这时期确实可以说是文论高峰。如果真要说此期文论是高峰，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成立，但是成立的前提是只使用形式上的标准。但中国传统中是以系统不系统来作为标准而认知某时代的文论吗？刚好中国文化传统中是不以形式的标准来做标准的。两本文论著作很系统，中国传统中刚好不重视系统，越系统越不重视，相反很重视那种看似很不系统的东西，《论语》系统吗？一点也不系统，但是，是系统的东西影响大还是别人不系统的东西影响大呢？很显然，孔子随便说几句话都比那很系统的东西影响大。还有我们前面第二编讲过的《毛诗序》，《毛诗序》就这一点文字，系统吗？不系统。但是《毛诗序》这短短一篇文章，哪个系统的东西也比不了它的影响力，整个魏晋南北朝在文论方面的文章著作加在一起对后世诗歌思想的影响恐怕都比不了汉代的一个《毛诗序》，梁启超说中国传统中把《毛诗序》奉为千年宝典就说明了这一影响力。
这说明，在中国传统中是不能采用形式的标准来判断的，中国传统中的判断标准是实质性的标准。所谓实质性的标准就是看实质性的影响有多大，不管写得多么系统，如果没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或者产生的影响很小，那就不重要。实际上，《文心雕龙》诞生之后，直到晚清之前，基本上就没有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候本来就没有什么影响，只不过刘勰想尽办法交给沈约看了一下，沈约只说了"深得文理"。如此而已，虽然沈约常"陈诸几案"，但恐怕也就停留在几案上的影响而已，对实际的文学创作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何影响。刘勰的书在唐代也没有任何影响，宋代也如此。明代梅庆生、王惟俭对《文心雕龙》做了很简单的注，但恐怕很多人是在此时才第一次听到梅庆生、王惟俭这两个人的名字，既然这样，那也说明影响非常小了。直到清代，黄叔琳对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注才开始有了点影响。
而《文心雕龙》真正产生影响不是在古代，而是现代，但是对现代产生影响也不是对文学创作本身和文学思想本身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是现代人受西学"系统"、"体系"之类的观念影响后回头一看，发现《文心雕龙》才是最系统的，所以《文心雕龙》在现当代就"热"起来了，"热"是因为它刚好在形式上符合西方的著述形式这个标准。所以说《文心雕龙》产生理论上的影响(而不是实质性的影响)是在现当代，整个古代它基本上默默无闻。既然《文心雕龙》在整个古代基本上是默默无闻，那它怎么能够成为实质性的标准呢？以此去说魏晋南北朝是文论高峰，当然就不合适了。
判断一个时代不是用形式来判断，一定是用实质性标准来判断。那么从实质性标准来判断，真正对中国诗文的思想产生实质性的重要影响的，反而是先秦和两汉。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不能用数量的多少和书写得系统不系统来作为标准去判断。先秦、两汉关于"文"论的东西写得并不多，但是它们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没有哪个时代能够超越这两个时代的影响力，无论在哪个方面，这两个时代的影响力都占据主流。正因为如此，我们怎么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论的高峰呢？我们要掌握一个时代，就必须要把这些问题先搞清楚。其实现当代学人把这个时期称为文论高峰时代也和前面说的他们把这个时代称之为自觉时代有关系，都自觉了当然就高峰了，这是惯性逻辑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