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社会世俗原因之外，知音难觅当然也有文章本身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文情难鉴"。刘勰在《知音》篇中说："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凤凰与野鸡、麒麟与麋鹿的区别是非常大的，但就是有人把野鸡当成凤凰，把麋鹿当成麒麟；珠玉与一般的砾石区别也是很大的，但是就有人把夜晚发光的宝玉当成了怪石，把碎石当作了宝珠。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就有人犯这种错误，故而刘勰以此推理总结说："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对于眼睛能清清楚楚看得见的东西，人们的判断竟然能够荒谬到如此程度，对于难以鉴别的文章，人们当然也就更难以避免错误甚至荒谬的判断了。
除了社会原因与文章本身方面的原因外，批评鉴赏主体自身的情况也是知音难觅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原因刘勰称之为"知多偏好"。这里的所谓"知"，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批评者、鉴赏者。每个批评者、鉴赏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当然也就难以达成一致，所以刘勰在《知音》篇中说："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刘勰的总结是符合批评鉴赏史的常情的，日常生活中，对同一件具体的事情，人们也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对于文章而言，人们要达成统一意见当然更难了。刘勰在《知音》篇中举了很多例子："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既然这样，那么就只能有一个结果了："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批评者有自己的趣味与偏好，这也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常常说趣味是无可争辩的，既然趣味无可争辩，那么在批评领域很难达到一致意见也就良有以也。
既然知音这么难，那么是不是就完全不能达到一个相对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呢？刘勰说也不是，于是刘勰提出了知音的态度修养与方法。
刘勰以为要做一个真正的知音者，首先应该有"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态度。实际上这一点曹丕早就讲过，曹丕讲的是要"审己度人"。当然，态度公正，不偏不倚，主观性不明显，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批评时的先入为主，有可能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刘勰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态度，然后就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是态度决定一切的思考方式，当然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批评家，如果你首先就抱了一个偏见，那么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一个客观公正的批评家了。
除了态度之外，批评家的修养当然也很重要，如果一个人诗文修养很差，既没有写过什么诗文作品，也没有读过什么诗文作品，不管你态度多么"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也不可能"照辞如镜矣"，于是刘勰提出了"博观"说来论批评家的修养问题。刘勰在《知音》篇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他认为只有做到博观的功夫，才有作为批评家的资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要见多识广。既然见多识广了，自然在评价别人及其作品的时候就不会出现大的差错。无博观之见识，肯定是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的。要做一个合格的诗评家，起码也要对古往今来各种流派、各种思潮的诗歌读它千篇万篇才行；要作为一个合格的小说批评家，起码也要对古往今来各种流派各种思潮的小说读得差不多了才行。
批评鉴赏当然也需要讲求方法，怎么批评鉴赏呢？刘勰以为批评鉴赏刚好与创作过程相反，写作创作过程是由情到文，而批评鉴赏的过程刚好是由文到情。刘勰在《知音》篇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所说信然。既然批评鉴赏是与创作写作相反的过程，显然，批评鉴赏就是由外入内的过程了。
就所谓"外"的批评鉴赏，刘勰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指文章体制的选择与安排，"置辞"指文章文辞的使用，"通变"指文章的继承和创新，"奇正"指非常规和常规的问题，也有说指新奇与雅正者，"事义"指的是典故的使用水平，"宫商"指的是文章的音律、音韵方面的情况，刘勰这"六观"基本上属于形式层面的东西。刘勰非常自信，认为"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就是说，如果这六个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那么文章的优劣判断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这些形式方面的东西为什么成了刘勰判断文章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与方法呢？我认为，这些形式因素比较外露，所以容易客观一些，对形式要素的优劣判断在一般情况下容易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但是也不能完全保证。
有人因为刘勰这"六观"是形式方面的，就把刘勰说成一个形式主义者，这是错误的，因为刘勰接下来就说了还要"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如果"六观"是考察文章的外部因素，那么"披文入情，沿波讨源"就是欲考察文章内部的情思了，要由外而内考察形式背后的东西，以此来定文章之高下。刘勰以为从外在形式层面不断向内里探索，再隐晦的东西也终将显现出来，所谓"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是也。刘勰认为"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是能够从文见作者之情思的，如果真有人不能"沿波讨源"而得作者之心、作者之情思，那就不是因为"成篇之足深"，而是因为鉴赏批评者"识照之自浅耳"。
刘勰以为虽"志在山水"之情思恍惚迷离，但"琴表其情"而显露出来，而"形之笔端"中之"理"将何能隐匿？所以刘勰归结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刘勰的话虽然从道理上看是对的，但实际情况却又很复杂，由外入内，外在的层面确实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去判断，但是越向内里挖掘，就越难以用一个技术性的形式标准来判断；越往内走，见到的就是情绪和义理，这些层面的东西肯定比文章外在的形式层面更加难以判断。刘勰的这个论述，我认为有一点薄弱，他虽然自信"虽幽必显"，但"显"出来后怎么判断确实又是一个比外在层面的判断更难的事情。关于内在层面的批评，我认为刘勰没拿出更多具体的方法。如果刘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古今文坛早就风平浪静了，但这是不可能的，要找到一个终极性的评价标准来形成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我想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在《知音》篇的最后，刘勰对"俗鉴"进行了批评，以为"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即把写得好的、写得深刻的废弃，而把写得差的、写得浅薄的到处兜售。刘勰所批评的这个"俗鉴"现象，古往今来多得不得了，而且常常成为一种时髦，被许多人追捧，文坛学界的不少炒作就是这样搞起来的。但刘勰最后总结所说"见异唯知音耳"，确乎很有见地，真正的知音要知道对方的"异"，就是其独特性。既然知道了鉴赏对象与众不同的东西，当然你就是一个很合格的知音了，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批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