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诗学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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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分离与融合 (2)

莱辛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物理层面进行的,且明显地受到科学时间观的影响。莱辛在对诗画的论述中认为语言可称之为"时间"的艺术,绘画则是"空间"艺术。如莱辛对于"孕育性顷刻"的分析,就认为绘画应表现时间过程中将要到达顶点但还未到达顶点的那一刻来描绘,显然,莱辛是把绘画的对象作为一个在时间流中的事件来对待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科学的思维,并不是艺术审美的思维,在审美的思维中时间并不是物理性质的,而更多的是一种过去、现在、将来的三维的交集。绘画中的时间就像是"宇宙整体承载着过去,也孕育着现在和将来,这就像一棵橡树的果实既是全部橡树的结晶,它沉积着、浓缩着橡树过去的全部发展过程,又孕育着橡树将来要发生的全过程" 在西方绘画的空间中,视点是固定的,空间是封闭的,所有的视线聚焦于一点。依据莱辛在《拉奥孔》中的理论,"绘画由于所用的符号或摹仿媒介只能在空间中配合,就必然完全抛开时间。" 因此,在时间当中持续的动作,由于它的持续性,就不能成为绘画的对象。依莱辛之见,那些在空间中并列的动作,或者是单纯的静止物体,才能满足绘画符号在空间中的配合。如此以来,在莱辛的理论视域中诗歌与绘画势必彼此分离,难以相融合。

(二)

中国绘画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的绘"要求掌握世界固定的形状,求真,求得现象的完全一致。中国绘画并不求真,而是追求某种关系,加以形象的抽象。" 中国画是在表达一种主体与宇宙的联系,在这个联系的过程中,造型即便有稍稍抽象,但是这种抽象后留下的虚白空间使它更易与诗歌相合。

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其实质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观物,这样一来注重的必然是事物的内在层面和主体的自我感悟,这与苏轼"诗画一律"的论点内在相通。强调第一人称的视角,也就是从主观的"意"出发进行创作,而在意的层面诗歌与绘画所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所谓的"逼真幻象"。

中国的绘画与苏轼的诗画融合有两个方面的联系,一是书法与绘画本体的联系,便于在形式上与诗歌融合;二是绘画的空间的"第一人称"性便于与诗歌在意境层面相融合。

作为书法家的苏轼,书法对于其提出"诗画一律"的论点也有一定的联系。画面用笔的书法化是宋元及其之后绘画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是在元代赵孟頫的倡导下,中国文人画书法化的趋势更加明显。首先,书法作为汉字的书写艺术,在诗歌和绘画的表层物质形式结合中具有连接作用。在文人画中,书法既是书写的是语言文字,又是画面的构成元素。书法既承载着诗歌的内容,又兼具了绘画的构成。

书法的这种"兼具"文学语言和绘画造型的特质,决定了书法既连于语言,古代诗歌的书写形式就是书法;又连接着绘画,比如书法点画、运笔、虚实、润枯、干湿等都类似于文人画。书法文字的结构以字立形、相互呼应;笔画的布局与绘画的骨法用笔、构图虚白契合一致。在中国独有的汉字基础上,书法无疑具有特殊的"形象"之美,它天然地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诗画融合搭建了一个沟通融汇的桥梁。现代不少日本的书法家摈弃书法的语言性,转而追求书写文字的形象性,这不谛是对书法中造型性因素的高度重视和理解。中国特有的汉字是书法的符号载体,"汉字是借助于带有绘画素质的线条美来进行书写的。" 诗歌的语言(书写出来的语言)就是由书法构成的,而书法本身又具有绘画的因素。这是中国诗歌与绘画走向融合的又一重要契机。

苏轼在绘画方面也颇有造诣,中国画的"第一人称"透视空间,或曰"散点透视"空间,与苏轼提出诗画融合的观念也有内在联系。宗炳所谓的卧游便体现了中国画空间透视特征。"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中国画讲究空间的卷收与展放,通常人们可能会从收藏的方面上来思考,认为卷轴的展放或卷起,是方便人们收藏。其实不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中国时间与空间观念的反映,一种延续的、展开的、无限的、流动的时空观念,处处主宰着艺术形式最后形成的面貌。" 与诗歌相互融合的中国古代文人绘画不同于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中国画讲究深远、高远、平远之法,面对同此一片景观,也会有仰看、俯瞅、平望的各种视角。在中国绘画中人们的视点是变化的、游动的。由近及远、由仰及俯、由高及深,全景式的画面尽现人们的视野。

中国绘画的"第一人称"透视方法既可以人随景动,让观者"走进画面"中去,体味叙述主体的所观、所感之物象。中国画的自由时空观念反映出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命意识,即以生命为中心的,将时空在心理中统合为一体,这是具有审美意味的统一体。"中国艺术直接将其化为艺术认识方式和意象创造方式,在艺术意象中展开时空合一的妙谛。"

苏轼对于中国画身体力行的实践促使他深切体味到中国画的内在体悟性特征,而中国画的这种特征与诗歌诗理、诗境自是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由此,从中国画这一层面来看,苏轼提倡诗画融合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莱辛、苏轼诗画观差异形成之思维原因

语言的差异和绘画图像的差异归根到底是由深层的思维差异所决定,中西的思维方式差异是导致莱辛与苏轼诗画观差异的深层原因。西方注重逻辑与推理,中国则偏重感悟思维,中西不同的思维偏向使得两者的诗画观大相径庭。

首先,莱辛的诗画分离观由西方的思维方式所决定。西方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艺术思维是相当发达的,但古希腊的思想家除了运用艺术思维外,更发展了形式逻辑思维,成为西方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这种思维"主要特征是它们有能力处理假说而不只是单纯的处理客体" 并且能够只凭借想象或者演绎的事件去同化现实,进而得出必要的认识和结论,从而构成假说即演绎推理。"就是这个对运演进行运演的能力使得认识超越了现实,并且借助于一个组合系统而使认识可以达到一个范围无限的可能性。" 西方哲学家泰勒斯、毕泰戈拉等人推进了这种思维,后来欧几里德把这种思维运用到几何学中,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这种思维。

西方思维中注重实在对莱辛诗画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在西思维中,是以"有"(being)为本"从有到实体(substance),因而在实体与虚空合一的宇宙中只注重实体,把实体从虚空中独立出来进行认识,由此必然会走向形式逻辑。形式(form)就是对实体世界的具体化和精确化,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形式就是本体(noumenon)。所以,西方人在这种形式原则的基础上,注重物体的大小、比例以及它们之间的秩序和安排,注重对事物的性质进行种属等级划分,认为形式和内容是契合无间的,形式既是外形又是本质。" 因此,西方思维对于实体的重视,使得莱辛在诗歌和绘画上,也注重表达的精确性和明晰性,这必然致使诗歌就是诗歌,绘画就是绘画,绘画和诗歌不可能结合,更不可能会融合一体。

莱辛在他的时代"摧毁了寓于一切基督教精神中的悖论:即既为永恒的逻各斯却同时又通过基督教降生而使这种逻各斯受制于时间。他将基督教的逻各斯从它已经变为历史的奥秘中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理性的逻各斯。" 理性的逻各斯必然促使莱辛朝着诗画分离的方向前行。理性与诗性在莱辛这里显然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他是在讨论的艺术(诗歌、绘画),艺术自有自己的标准与存在依据,另一方面莱辛又以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科学与艺术、理性与感性的矛盾在这里交织,倾向于理性与科学一方的莱辛最终走向诗画分离,而倾向于内在感悟一方的苏轼恰恰走向与莱辛相反的方向,主张诗与画的融合。

其次,苏轼的诗画融合与中国的思维方式相契合。中国的思维方式注重内在与感悟。杨义曾在《感悟通论》中认为,感悟乃是中国思维能力和智慧的传统优势之所在。感悟是在中国丰厚的文化土壤上,所滋生出来的一种诗性哲学。这个诗性哲学滋长的过程借助了印度佛教的内传,也融合儒学心性论以及老庄之道学理论。尤其是禅宗以及理学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内在体悟式的感知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古人们"由哲学、宗教而日常生活化、审美化、骋怀于山川人境,迂回于书画琴棋,从而展开了自己复杂的结构、层次、脉络和功能"。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并无高下之分别,"东方的感悟性和西方的分析性,在人类思维史上双峰并峙,可以相提并论、互释互补。"

另外,苏轼的美学思想是在儒、释、道三家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从时代原因上来说,"苏轼处在经学由汉学过渡到宋学的转折时期。......宋代统治阶级也提倡儒道佛三教合一,以补世教。" 从个人原因上来说,苏轼从小就好读书,奋厉有志;少时读《庄子》,又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曾经聆听海月大师宣讲佛理,也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苏轼晚年思想更是归于佛道。佛儒道思想的汇集与吸收势必对苏轼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显然,苏轼在文艺审美思想和表现技巧方面,吸取有儒道佛思想的影响。比如,儒家的经世致用,诗言志,以及抒情、养气、驯辞、交质相济等观点;禅宗的感悟、机锋、兴会、形象启发、妙含说理以及神在象外的思想;道家的自然奔放、汪洋恣肆,巧借寓言、形象比喻、富有妙理和趣味的文采等都汇集融合在一起,使人难分彼此,只感到儒释道的影响在苏轼的美学思想中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结 语

研究比较莱辛与苏轼的诗画观的实质是比较中西的文化艺术以及思维差异。不论是莱辛或者是苏轼,他们在谈论诗画的时候,都没有把两者的关系绝对化,这与诗歌和绘画的本质属性有着内在的关系。虽然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但它不可能是纯粹的语言表达,它必然涉及到语言背后的语象,最终必然联系于我们生活世界的图景;绘画是图像,它同样也不是纯粹的色彩和线条,它必然涉及到寓意的表达,最终也必然指向我们的生活世界。换言之,不论是诗歌语言或者是绘画图像,都不单纯地是它自身,它必然要指向自身之外的事物或景象,这就决定了诗歌和绘画必然有一定的联系,不管这种联系有多么潜在和隐秘,它都是存在的。

本文从语言、绘画及思维方式等层面研究莱辛与苏轼诗画观的差异,也仅仅是深入比较研究中西诗画观差异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莱辛与苏轼分属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其中的语言差异、图像差异、思维差异等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和研究,另外语言和图像之间的关系也极为纷繁和复杂。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期待更多的同仁和后来者能够从更深和更新的视角关注这两个东西方文化巨人对相同问题的不同回答。

(指导教师:向天渊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