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名单中涉及了多位诗人，他们的诗歌探索方向是"上园派"所赞同的，也可以说是这个群体总结诗歌艺术特征和规律的诗学基础。许多没有加入这个群体的诗论家其实也是和"上园"的道路有着相当的契合的，如吴开晋、陈良运、李元洛、吴欢章、古远清、张同吾等等，这些诗论家在诗歌批评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为"上园派"主张的推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后的许多著作和文章都对"上园派"及其主要成员的诗学主张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古远清曾发表《"上园诗派"主张的生动阐明》刊于广东的《当代文坛报》1987年第9期。等文章予以全面分析，在1988年5月由诗刊社主持召开的"运河笔会"上，古远清再次谈到了"上园派"及其形成过程。总体而言，"上园派"在诗学研究上的基本特征是"稳健的开放"，主要体现在艺术追求上的开放和研究方法上的开放。在艺术追求方面，"上园派"主张"多元化"，在他们看来：
只要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各种艺术追求都有其存在的权利，但这种"追求"必须遵循诗歌艺术的发展轨迹，"越轨"之作便不是诗。
这种开放还体现在处理当代与传统的关系、诗与现实的关系等方面，"开放的艺术追求带来了'上园派'艺术视野的开阔性与科学性，也形成了它的广泛的指导性"同上。。
"研究方法的开放是艺术追求的开放的必然要求。上园诗评家善于吸收和采取各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论、信息论、符号学等现代科研方法常常渗透在他们的文章之中。'求实'和'创新'是他们把握研究方法开放的基本原则。"。这种开放具体体现在注重探索诗歌艺术发展的特殊规律、注重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等方面，最终获得了既符合诗歌艺术发展规律又具有新意、适应当下诗歌发展现状的理论主张，因而能够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
"上园派"诗论家注重诗的基本理论研究，试图从新诗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中寻找新诗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1982)、《中国现代诗学》(1990)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上园派"和"传统派"、"崛起派"的最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开放与传统的关系上。传统派过分强调传统，崛起派过分强调开放，"上园派"则是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吕进认为："在历史上，开放往往为诗歌的创新创造可良好环境。......新诗的诞生就是遇到了20世纪初叶的文化大开放年代，新潮汹涌，孕育了新诗的胎动。""然而，开放只是提供发展的可能性。要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得有几个要素，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在开放环境中保持、扬弃、丰富本民族传统。诗是民族性最强的文学。
......没有传统根基，开放反而可能使得一个民族的诗歌变得芜杂和怪异，损害诗的成长。"因此，"在开放的环境中开拓诗歌创新之途，看来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侧面，一是外国艺术经验的本土化，一是民族传统的现代化。这样，才能创造出当代的民族诗歌"。而对于传统，"上园派"的看法也值得注意，吕进认为："在某一个民族诗歌的永恒的无穷尽的变化中总是有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恒定的不变的艺术精神和形式特征，这就是传统。遵循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古代诗歌--鉴赏古代作品中的现代艺术因素；我们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现代诗--发现现代作品的艺术渊源；我们甚至可以预测未来--从变化与恒定的矛盾统一中去探知诗歌的路向。"。这是吕进一贯坚持的艺术主张，也是其诗学体系的基石，同样是"上园派"得以成立的学理基础。可以看出，辩证法观念在吕进诗学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展开基础研究的同时，"上园派"的诗论家也非常关注对诗歌现象的把捉，对于有成就、有特色的诗人，善于总结和研究他们的艺术特色，而对于不符合诗歌艺术规律的现象则敢于批评。朱先树就撰写过大量论文总结诗坛现象，其《80年代中国新诗创作年度概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就对80年代的诗歌进行了全面的关注，《新时期诗歌主潮》作家出版社社2002年版。一书也记载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许多重要现象，是研究当代诗歌的重要文献和史料。阿红的诗话清新活泼，诗意盎然，袁忠岳、杨光治等人的论文具有思辨性，对于诗坛上的各种新现象发表了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上园派"的出现打破了80年代初期诗坛上二元对立的格局，使诗坛多元化的渴望得以实现。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上园派"出现的时候，由于诗歌创作现象越来越丰富，诗歌观念的多元已经成为事实，群体之间的争议已经不像80年代初期那样尖锐、激烈，融合态势已基本形成。因此，"上园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与"传统派"、"崛起派"的抗争，而是在诗坛上引领了一种新的潮流和方向，可以认为是"传统派"、"崛起派"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根据朱先树的记载，参加1984年《诗刊》读书会的几位专家基本上都认为："这些年的诗歌评论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所谓'崛起'理论的出现和在诗坛形成的影响就是例证。"朱先树：《要认真重视诗歌评论工作--记〈诗刊〉举办的评论作者读书写作会》，"崛起派"是《诗刊》读书会主要针对的对象，这在今天看来，这个活动是具有反"崛起"之嫌的。换句话说，"上园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崛起派"的。不过，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理论文本进行更深入一些的考察，就会发现，"上园派"和"崛起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待传统和外国艺术经验的态度上，一个主张"融合"，一个更关注"拿来"。但是，在创新意识上，二者其实是一致的，它们共同的"对手"是缺乏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传统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统派"和"崛起派"在人数上都不占多数，但后者因其"新"与"破"的诗学主张而受到诗界关注。
而在8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上园派"的诗学主张代表了大多数诗人和评论家的意见。古远清曾有过这样的说法："这派抛弃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单纯的横向移植，把新诗研究置于以现代生活为基础的中国新诗和外国诗歌交叉点上。他们主张新诗既要民族化，也要现代化，既要立足于传统，但又不能株守传统，抱残守缺，而要横向借鉴于西方，赢得了众多的知音。"由于"上园派"在事实上的认同者和参与者很多，除了谈论《上园谈诗》中的几位具体的诗论家外，其普视性似乎超越了具体的指代性，因此，这个称呼在其出现之后并没有很多人采用，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上园派"的核心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朱子庆很少参与"上园派"的活动，专门谈诗的文章不是很多，阿红因为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在退休以后撰写的文章越来越少，叶橹逐渐将自己的观点转移到对"先锋派"的关注上，袁忠岳、杨光治、朱先树等也先后退休。
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崛起派"也出现了诸多变化，一些诗论家对诗坛上出现的非诗现象给予了尖锐批评，比如孙绍振就在1998年1月号的《诗刊》上撰文对"后朦胧诗"进行过深度解剖，对由"新潮诗"演化而来的"后新潮诗"进行了全面的打量，他并不反对创新，但不再像80年代初期那样对所谓的新探索都给予肯定，而是客观分析了"后新潮诗"所存在的致命的缺陷，体现出诗学观念上的转向。他说："今天，孙绍振在这里却表示，目前大量新诗他看不懂了。不但如此，而且还在本年度《星星》的八月号上发表了文章，要'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他说："在我们的诗坛上，虚假现象可以说是铺天盖地而来。或者用一个年轻诗歌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到处都是'塑料诗歌'。用外国文化哲学理论廉价包装起来的假冒伪劣诗歌占领了很大一部分诗坛。
"他指出："我们希望一切诗人都能把对于诗的使命感，对于自我的使命感，对于时代的使命感统一起来，首先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再谈得上把自己的生命升华为诗。我无法相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使命感，光凭文字游戏和思想上和形式上的极端的放浪，会有什么本钱在我们的诗坛上作出什么骄人的姿态。"这与同一时期吕进的观点非常接近，吕进说：诗，是民族性最强的文学样式。我们主张弘扬传统，因为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总是生活在传统中。中国诗歌传统有一个中心观念，就是以国家和群体为本位，所谓"话到沧桑句便工"。传统诗美学将此作为评价作品高低优劣的重要标准。这种诗美学与西方的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分离、相对立的观念大相径庭。近年一些中国诗却不见"中国"，中国的现状与历史，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情感体验，中国人身外的文化世界和身内的精神世界，都在诗中消失了。文字游戏、语言狂欢、"解构"崇高、眼光只看得见自己鼻尖的肤浅之作，使人大倒胃口。不要"中国"，又叹息诗在当代中国成了边缘文化，岂非逻辑混乱！将中国的诗歌精神"重铸"为西方诗歌精神，新诗就必然得病，必然被读者所看轻，所疏远，甚至被目为怪诞。
进入90年代以后，80年代初期那种诗学观念之间的尖锐冲突在诗坛上已经逐渐成为历史。接续诗歌探索、创新的是另外一些更年轻的诗人和评论家，世纪之交的"盘峰论战"就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观念碰撞。不过，其语境已经和80年代前期有很大差异，是多元文化氛围已经形成之后的论争，已经很少有人用"对"与"错"来对它们加以评价了。
不过，作为"上园派"基地的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还在为这个研究机构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吕进一直引导着这个研究机构的学术方向；可以称为"上园派""盟主"且编辑出版过《上园谈诗》的吕进还活跃在诗学研究领域，他的多种著述和针对诗坛现状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仍然受到诗歌界的关注。换句话说，"上园派"的目的不是一定要开创一个诗论流派，而是要通过群体的努力开创一种"稳健的开放"的诗学主张，即使这个群体已经成为历史，但这种追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具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力，《诗刊》所发表的许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当年"上园派"提出的主张，毛翰提出的"中锋"之说也是上园派主张的延续--"上园派"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主张"化古化欧"的"中锋派"。
2004年9月，吕进、骆寒超等人在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对"上园派"诗学观念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下的升华和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式提出"新诗二次革命"之前，吕进关于"三大重建"之一的"诗体重建"的论文《诗体解放以后》、《论新诗的诗体重建》、《作为诗体探索者的贺敬之》等就先后于1995年4月、1997年10月、1998年7月发表在《诗刊》上，后来才由此引发了他对诗的"精神重建"、"传播方式重建"的深度思考。1998年11月12日至16日，在由中国作家协会、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诗刊社承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张家港诗会)上，吕进再次谈到了"诗体重建"的主张，受到与会专家的关注和肯定。
总括起来看，"上园派"的出现和延续都与《诗刊》有关。在1984年《诗刊》举行的读书会上，多数与会者对于诗歌批评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批评，"大家认为，诗歌评论，重点应该是浇香花，表扬好的，同时也要批评一些错误的理论和作品"。吕进提出的"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其实也是以批评诗歌创作、诗学研究中的非诗现象作为基本立足点的，而且与此相关的很多成果都发表在《诗刊》上。他说："中国现代诗学需要科学地总结近百年积累的正面和负面的艺术经验，肯定应当肯定的，发扬应当发扬的，批评应当批评的，推掉应当推掉的；向伪诗宣战，向伪诗学宣战，向商业化和'窝里捧'的诗评宣战，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探讨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推动当下中国新诗的振衰起弊。这是现实提出的问题，时代提供的条件，诗界普遍的希望，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上园派"诗学主张和学风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提升和延续，只不过比过去谈得更全面，更直接，也更具有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