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新诗格律问题》
余见
丁鲁著，昆仑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编》之一种。
著者是俄国文学翻译家，因为其所译俄国诗歌都是格律诗，为了忠实于原作，需要一种对应的格律。但是中国新诗的格律建设尚未完成，这就成为他研究中国新诗格律的动因。他不像那些不负责任的译者，把外国格律诗译成自由诗了事。
本书的写作历经二十余年，是谓"跨世纪"之作。卞之琳先生生前曾对之给予指导，著者感念不已。虽然得以出版，实为幸事，但是卞老已经看不到此书的模样了。想当年仅凭通信联系，卞老就曾过细批阅本人的《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油印稿，笔者也不能不对他倍增怀念。
新时期以来，随着新诗"后朦胧诗"狂潮汹涌，"消解"、"解构"之风盛行，新诗自身也遭到了消解和解构，由此导致了"诗危"论、"诗败"论、"诗亡"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然而，在这个诗坛，如同笔者指出过的那样，这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并非出于造势英雄们的本愿，客观上促成了两个重要的诗歌现象，即国诗(即诗词曲)的复兴和格律体新诗的再起。所谓再起，盖其历史上有过两起两落，而今又起而复行也。"再起"表现在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就笔者视力所及，丁鲁先生此书算是几本理论专著中之佼佼者，可谓后来居上。难怪沈用大先生在评论文章中将其与朱光潜先生的大著《诗论》相提并论呢。
在笔者看来，此书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原创性。著者的研究过程中固然参考了前人的成果，甚至以其翻译家的优势，借鉴了外国诗歌的经验，但是整个理论体系却是自己建构的。对不少概念作了新的阐释，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新诗"，人人都说，人人都用，却往往对其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而不自知。而丁鲁先生就对它作了精细入微、面面俱到的界定："中国新诗，指的就是中国的、白话的、现代的为文学创作诗歌。"又如研究诗的节奏，基本的节奏单位最重要。历来学者们先后有过音尺、音组、音步、顿、拍等不同称谓。丁鲁先生为此可谓绞尽脑汁，对古今中外的诗歌节奏作了比较分析，全面考量，分析了"停顿说"的不足，提出了"音长说"，并且最终"图穷匕见"，对白话诗的诗律总结出"八字真言"："两字一拍，轻音另计。"姑且不论其是否能为目前渐成气候的格律体新诗界所认同，是否适宜推行应用，反正是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一些新见，比如对诗歌可译性的肯定，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辨析，都让人耳目一新。
其次是系统性。全书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详略得体，简繁适度。新诗格律三要素是韵、节奏、结构，三者最关键、最核心的是节奏，所以著者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节奏的研究上，也就把近半的篇幅配置给节奏。虽然以理论研究为主，但是没有忘记理论为实践服务的职责，还特辟第三部分"格律应用"。当然不忘自己的翻译家本分，特别对如何"以格律诗译格律诗"问题作了探讨。笔者认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种外国诗翻译的纠偏。过去，大部分的译者都把外国诗人(包括马雅可夫斯基)的格律诗翻译成自由诗，误导了中国广大诗歌作者与读者，对于自由诗的泛滥与格律体新诗的建立造成障碍。如今，真相大白，却已积重难返，嗟乎！
再次是良好的文风。而今许多学术著作都使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即便不畏险阻，决心拜读，那些连篇累牍的引经据典，佶屈聱牙的符箓天书，却又令人望而生厌，不得不掩卷而退。而丁鲁此书尽管所论述的新诗格律问题算是一个冷门，远非显学，读来却没有枯燥感。这是因为著者对所探讨的问题经过了反复咀嚼，烂熟于心，不紧不慢，层层递进，侃侃而谈。充分说理，心平气和，平等待人。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唯我独尊之意。
忝列同道，作为一个格律体新诗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不能不直言，读了此书，也还有若干不同意见。这是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的小分歧，就不商榷了。只是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此书是与外界缺少交流的条件下独立完成的，又自成体系，所以未能做到进一步展开(如对格律体新诗的历史缺乏清晰的勾勒，只讲"到哪里去"而没讲"从哪里来")，对于当代格律体新诗的最新进展也涉及较少。事实上，无论是研究，还是创作，它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当然，这算是求全责备了，未免过分。就此打住。
新诗之病，由来已久，积弊已深。要治这重症，讳疾忌医者流、盲目乐观之徒，都无济于事。重症需要猛药。这道猛药就是"二次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革了文言的命，乃有新诗；如今要革"自由化"、"非诗化"、"低俗化"之命，才有新诗的前途，才有她美好的明天。为此，精神重建不可少，诗体重建不可无。这两本书就是诗体重建的一块坚实的础石。
这本新著的问世，不仅是格律体新诗界的大事，也是中国整个诗歌界的大事。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不会衰减，而且会日益彰显。这算是一个预言，交给历史去验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