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wis-Fei-Rains的二元经济模型强调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将经济增长过程与劳动力转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对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是基于前人对二元经济的解释之上的。Lewis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经典论述，给了我们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我国的实际和本书的研究看来，我们认为Lewis模型关于传统部门具有无限劳动供给或具有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为零的劳动力的假定，对以我国为代表的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快且土地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农业中转出了约2亿劳动力，农业生产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对于剩余劳动力的界定，Fei和Ranis（1961）所说的边际生产率小于平均产出或不变制度工资（相当于生存收入）、但大于零的过剩劳动力（Surplus Labour）或隐蔽失业劳动力（Disguised unemployer）是问题的本质。如果按照Maglin（1976）和Takagi（1978）的说法，将边际生产率小于其机会成本（即在其他产业或组织或岗位上可以获得的边际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都纳入隐蔽失业劳动力的范畴，则传统部门具有无限劳动供给确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如果按照这种口径，Schultz（1964）也是认可的，因为他详细论证了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很低的事实及其原因。
因此，我们认为剩余劳动力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是指边际生产力从等于零到大于零的过程中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那部分劳动力，随着这种转移，经济体系中的各种组织和技术结构不断调整，直至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二元经济实现同质化。
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粮食剩余及农业劳动力剩余，而城市形成的根本动力是三次社会劳动大分工：农牧分离（产生了固定居民点，即聚落）；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城市雏形形成）；商业与手工业分离（城市规模扩大），因而城市与农村之间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差别，经济总量的差异往往源于经济结构的不同。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二元经济的同质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关键，农村劳动力转移必然带来新兴行业（尤其是服务业）的产生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或农村将出现新的就业模式和分工格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给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带来了很多变化，如城市和农村各种新兴行业产生、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变化等。这些现象不是偶然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必然结果。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改变了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格局，也改进了整个市场上资源配置的结果--生产率提高。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城市中城乡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在农村则出现了农户之间、农户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分工，这些分工改变了城乡现有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模式，在制度安排不变的情况下促进了劳动力就业。
3.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分工效率的推进
3.2.1 杨格定理：从就业角度的理解
我国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问题本质上就是其在现代部门中的就业问题，而就业的本质是分工，这种分工是同一市场上初始禀赋不同的两类劳动力的分工。
与当时工商业发展水平相适应，斯密（Smith，1776）将分工与市场规模联系起来，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一论断被称为"斯密定理（Smith Throem）"。斯密认为，分工的发生将使得生产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得以提升，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使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利润增加，企业扩大规模，产生规模经济。供给与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市场容量的扩大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这种分工与市场容量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是斯密对于经济发展的原理做出的重要解释。斯密之后，马歇尔、黑格尔以及后来的众多学者都注意到分工对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Hicks（1932）认为最早的市场主体是商人，而商人的专业化取决于"需求的集中程度"。其中暗含了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存在联系。Young（1928）把这种联系进一步深化，认为分工和专业化是为了获得规模收益，而规模收益的获取要靠"迂回的生产方式（我们称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两个产业之间为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的数目，则被称为生产的迂回程度）"（杨小凯，1998）。迂回的生产方式使产品的单位成本降低，规模收益使给定家庭收入的购买力上升。这样市场规模就会扩大。Young把这种市场规模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深化又引导市场规模的扩大的一个演进过程称为"经济进步"。在经济进步过程中，市场规模是内生的。
Young（1928）对斯密定理中的市场规模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指出"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年产出的能力"。"市场概念在包容的意义上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因而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它必须是某种平衡，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Young将斯密定理发展为"分工受制于市场，市场受制于分工"的累积循环因果链条，被称为"杨格定理"。也就是说，分工水平受制于市场规模的大小，而市场规模最终又受制于分工水平。分工水平提高了，就会扩大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扩大又会进一步促进分工水平提高。
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如果我们把市场限定在劳动力市场，那么按照Young对市场规模的解释，就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规模取决于就业人数，而就业人数又取决于分工。所以，从就业角度理解，杨格定理也可以表述为"分工-市场规模-就业-分工"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分工问题就是就业问题。不同劳动力与不同岗位相适应，才能实现真正的分工。分工与就业本也应该是一种平衡关系，即一定的劳动力就业数量对应于一定的分工水平，同时一定的分工水平也必然决定一定的就业数量。劳动力剩余产生了对就业的需求，就业需求和就业的实现带来了劳动力重新配置，即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就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现代部门的就业问题，这一就业问题的本质就是分工，是同一市场上初始禀赋不同的两类劳动力的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