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热火軔天地进行着。
然而，地面上的大批判一--浪比一浪高。当恶二赵赤裸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喀地腐蚀青年人时，—位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便责问造反派：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七就没有好人！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慘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嚎：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骠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三天三夜在现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千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
没有电源怎么引爆几千米地底下的原子弹呢！
把洞口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
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贾，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住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技术方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得住我，走开，让我进去！王淦昌扒开人墙，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着身子钻进深深的山洞之中……
后来终于査出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
这一事故，使乇淦昌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全面检査。
1969年9月23日，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荡在天山南北……
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
老院长，我们成功啦！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
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这位两殚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了。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一起迁至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作好长期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
好的，我回去马上作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高度机密的，几年
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间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了几句话，就把全
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出这项决定的大背景。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9，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十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下对方的某桦意图。怛是那时的两国政治家们实在太不相信对方了，所以作出的一些判断现在看来都很偏激。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中南海爿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候，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老苏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缶。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梢神，毛泽东随即到了武汉，林副主席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
据后来了解，林副主席的彳一号命令共有五条内容：一是苏联谈判代表团于10月20日来北京会谈，对此要提高警惕；二是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将重武器和重要目标隐藏起来；三是通讯联络要保持通籌；四是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五是导弹部队要随时作好发射的准备。
王淦昌老两口带着外孙女三人很快到了目的地四川绵阳而今的长虹集团便是当年王淦昌他们的九院子属单位司机大邵--一家跟着王淦昌荣幸地一起到了绵阳那片山沟沟里，并且这一去就是近二十年。下面是大邵回忆跟着一起到四川后的有关王淦昌的―些情况
开始部里说了，凡是重要的领导和院长们都要迁到那里，可等我们一到那儿住下后，发现院级领导中就王先生一家搬去了。其他的院长都没有去，房子留着却是常年空空的。我对王先生发过牢韁，说你看人家多精，根本就没打算来。我们倒好，一下把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这儿，现在想回去都没有门了。王先生说，别人我不管，可我们来这儿没有错，九院把主要人员和技术设备都搬来了，今后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机构，我们不跟着工作的地方还能干什么？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心目中，从来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私事，只要他认为是上面交给的任务，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十什么，他都要全身心地投人，直到完美地把它做好为止3那时绵阳的条件极其困难，连孩子吃的食糖都得从北京带过去。而我们的九院工作区为了适合战备需要，整个工区和生产厂失铺得特別大，共占6个县的地面，近的相互间距离三四十公里路，远的达一百多公里。整个绵阳地区实际上成为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大本营。那时王先生已经近七十岁的人了，但他是生产和技术的总负责，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在几百公里的工区里奔波。当时我们所在区域还有不少国民党残留部队，敌情很复杂。每次跟王先生出门，我必须带上武器，随时准备应付不测。由于文革影响，许多工厂停停干干，这给王先生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他既要安排科研工作，还要做人的工作，那几年真是难为他了。绵阳地区又是地震多发区，我和王先生多次出门碰上地震，因为担心出事，我不让他往下面的工区跑，他哪肯听！地藤一来，夜里我把他拖到汽车上睡，他就是不让，说怕什么？我是搞原子弹的，震波多大，对人类危害多大，我心里都清楚。他照常睡在屋里。有一次我问他，王先生你真的不怕地震砸死人啊？他嘿嘿一乐，说死谁都怕，只是你心里装其他事多了，死的事就给让路了。我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心里装了那么多工作，哪能顾及到自己生死？但就是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为国家作贡献的老科学家，四人帮一伙仍没有放过他。青海基地的恶二赵派人把王先生抓到罗布泊，说是工作需要，实是为了批斗他。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帽子。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去车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育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在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著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1975年，因文革中断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人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了！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
让我再进洞看一遍。同每一次核试验之前一样，王淦昌坚持要在最后时刻亲自检査--下装置和线路。当在场的人看到老先生吃力地弯着腰在低矮的猫耳洞里钻进钻出时，谁都会感动。
大燦炸仍然在王淦昌的注视下获得预期的成功。
这一年，正是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的年份。
这--年，王淦昌的名字又出现在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名单上。
1976年，70虚岁的王淦昌再赴风雪迷漫的青海高原，在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的腹部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三次地下核试验。经过代号为21—29、21—92、21—93三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我国的空中、地面和地下核试验基本走完了所有历程。王淦昌带着让全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核试验成果，回到了北京。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最敬爱的人周总理离开了人世。
你们看，上次我向总理汇报工作时，他向我提了五个问题，当时我只回答了三个。现在剩下的两个问题我也想出来了，可他已经走了……王淦昌坐在椅子上悲痛欲绝地向人诉说著。
几个月后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悼念人民总理的活动。王淦昌不顾人多车挤、年高体弱，义无反顾地加人了悼念队伍。
10月，沉闷了许久的中国响起一声春雷。王淦昌无比激动，他说：这是更大当量的核爆炸！我要继续努力为国家作贡献。
1978年，王淦昌奉命从绵阳调回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这之前的三个月，他再次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9年10月20日，72岁的王淦昌实现了他毕生的追求，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2月，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同时还被选为中国科协副主席。这一年，他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同志作了题为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报告，从此致力于中国核电站和其他核能科研的领导与组织工作。
1982年，75岁的王淦昌主动辞去二机部副部长等职，仍兼任原子能研究所名誉所长。
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会上他再次当选常委委员。
1984年，王淦昌亲自主持和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北京的强流电子直线感应加速器论证等。
1986年，他与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国外高新技术发展的建议，即著名的中国863计划。
1987年，王淦昌主持国家神光激光装置鉴定会，并在80寿辰时发表有关中阐激光研究的重要论文。
1988年，他与王大珩、于敏等物理学家向国务院提出将激光核聚变列人863计划，并获得批准。
1989年，王淦捍赴苏联杜布纳访问，被莫斯科大学授予名誉博。
1990年2月，他与钱三强、李觉、姜圣阶联名写信给江泽民、李鹏同志，就中国发展核电站提了建议，由他领导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991年，王淦昌接受国家对863计划作出贡献的奖励。
1994年，王淦昌向863计划提出五点新建议，受到国家重视。
1995年，他与钱学森，黄汲清大庆油田发现者和王大珩一起获得李鹏总理颁授的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6年，他捐款设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
1997年夏，他被无名氏至今仍未査悉骑车人突然撞倒致重伤，住北京医院数月。
1998年12月，王淦昌逝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外科学界著名人士、社会学界、教育界近千人送了花圈……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等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原子能出版社。
作者：李球芝孙晓光常甲辰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
作者：胡济民、许良英。
他养什么人？一个草命者？还是一个戊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抹泥渣的土农艮？述是满肤妗轮的大知识分子？冕1个坏傳筹个皮毛孔都波思水的坏肇？
不知什么缘故，当我和天下所有的人行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刻，内心突然滋长起无比的惆怅……
我常在想，曾经匆匆而过的二十世纪里，什么人什么事最值得我怀念？什么事什么人最令我难忘？
应该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但奇怪的是，此时此刻，我惟独想在结束永远不可能再来的二十世纪之际，为他记录我的世纪绝笔。
他算什么人？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革命？一个土得从里到外掉泥渣的土农民？还是满腹经纶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坏得每个皮毛孔都流恶水的坏蛋？还是--1个好得谁见谁都愿为他烧一把香的阿弥陀佛？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纯真的儿童时，在见他的第一眼后，我从此一直做膻梦，那18梦伴随我度过了数十载春秋……三十年后，当我早已成为铁杆男子汉且又见到他后，我发誓该为他写一部传世之作为一个小人物所经历的一百年的大事情写传。
他叫陈月盘，江苏常熟何市人氏。于北伐革命前三年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迹子的笔名在上海、南京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蒋介石而颇负盛名。最辉煌的岁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日本人误认为中共江南最大头目而到处遭到追捕。革命了，可又失败了。于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的剥削阶级分子行列。这一回，他受尽了人间苦情与孤情。耀眼辉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与泥土为伍的后半生构成了一个小人物的百年孤独史。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特殊的夜晚。
那天月光很亮，只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与惨淡。那天夜里生产大队基干民兵值班，只有13岁的我也加人了站夜岗的行列。那时年岁小，外加我天生的胆小，然而为了显示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量，我勇敢地报了值夜岗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