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査所元老秘密商童。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舂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作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白号人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会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8000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际，惟独地质调査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査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賴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査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灝。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查所。翁文灝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把地质调查所一手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査所留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作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已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灝府上。当时，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了。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我在蒋手下干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又没啥地质开矿的事干，其他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査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与黄汲清一样，是翁文灝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査所前途与命运的此时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灝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昱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査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囡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査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清、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査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就出国，后一直留在英国，于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坐上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人战犯名单的翁文灝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1954年12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北京，终年81岁。
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翁文瀕的一大批弟子及他与章鸿钊、丁文江创建的地质调查所，都成了这个部的重要领导人和主要科研机构。不知何故，后来从英国回来的并成了这个机构主帅的李四光，在领导指挥由丁文江、翁文灝、黄汲清等精心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由李春昱、尹赞勋等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存下来的原中央地质调査所这批人马时，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人，甚至几度分道扬镰的局面。
据说某人让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去东北当地质矿产调査队队长时，这位一生容不得别人在他眼里掺沙子的著名科学家，当着领导的面把聘书扔在地上。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到来时，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反右时，李春昱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旧时代的那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大师中间，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徳风尚和人格力墩，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庵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黄串--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一个五十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箱与资料的书架。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诧。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里都绝不会有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了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二百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清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冋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老伴，还有一个孙子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千二百来元的工资。在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六百来元，后来是八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九十年代后，他的工作加院士补贴长到--千二百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越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钽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的是。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听说个别院士现在就靠这个发财，因而被人戏称评审院士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沪，说：给我在报纸卜发个声明，凡是这一类东西，我一律不参加！助芦告诉他说这样的声明报上不好发。他就说：那你就告诉所有来函来电的邀请者，我黄汲清绝不当评审院士。助手照办了。可妤常到大师家的助手，知道大师家的生活窘境，有时想说服他适当地参加一些不是蒙人的评审会。大师一听就摇头摆手，说我也不处反对专家去参加评审工作，可是一拿人家的钱物，你心气就短了，心气…短你说话谈意见就会受影响，最后评审出来的东西就会不真实，就会误人误寧误闻家呀！从此助手再也不提了，而大师的生活依111那样清贫窘闲，八卜年代，在大学教授和有名声的专家中流行当博导博上研究生导师这博导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而且还根据你所带的人数给予待遇呢！于是有人一下就带几个、甚至十几个的。论黄汲清的资格，当博导的博导都不成问题。本来嘛，他的许多学生此时早就是博导了。可大师就是不愿带，他说：过去师傅带徒弟都是单传，最多带两个，这才能严师出髙徒。一下子让那么多年轻人到你身边，你一个星期上不了两堂课，这是不负责任嘛。我不千。再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跑不了野外，哪能光用书本上的东两教学生呢？在大师去世前两个多月的1995年1月12日，他要出席在中南海隆重举行的颁奖会。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髙荣誉奖，颁奖者是李鹏总理。临出家门时，大师有些发愁，因为他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后来，全中国和全世界人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第一位走向领奖台的黄汲清，穿的是一件黄里发白的旧羽绒大衣。这是儿媳在好几年前给他买的。一百万港币的奖金拿到手时，何梁何利奖出资人中的--位女士悄悄走过来对黄汲清说：这钱不算多，老先生您韋着它享享福吧！大师当时一笑，没有说话。转头回到单位，就把这一百万元奖金拿了出来，设了一个黄汲清地质学奖励基金在我为大师这样为国家、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依然生活贫苦而不平与惊叹时，我更为他及他好友的那种书卷气感到由衷的崇敬。在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中，这种很可爱其实也很珍贵的书卷气12经太少了！与人与人之间发展到除了金钱便一切换取不回的时候，是否也昭示着社会的基本人伦与民族美德开始进人沦丧的危险境地！
我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熟读四书五经，也没有像黄汲清等大师那样沿着四书五经所规范的道德与哲学去开创自己的人生。不过，有一点我似乎已从他们的身上悟出：凡是太多书卷气的人，凭着他们刚正不阿和天真的性格，一旦遇上小人和政治的时代，吃亏便是他们尤可逃避的现实。
怀着对新社会和对共产党的那种渴望与敬佩的心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崭新时代的黄汲清等一批科学知识分子，他们对一呰过去未曾经历的新事物，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阳生、不安和恐惧，那就是政治和阶级斗争。
李春昱、谢家荣还可以列出一批知名人物，他们凭着自己的性格，敢说敢做，最后必然导致了自己不堪问首的命运。要我看来是他们都太不懂得政治。
政治是什么？间典里有两种解释：--为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困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为是经济的集屮表现。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0的。
我想，大师们都是从蒋介石反动政治统治下走过来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两种随手可以在词典中翻到的名词解释。不过，很明逋他们对后面的任何阶级的政治都以保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取得统治地位为0的那句话缺乏深刻理会。要不然也不至于最后导致在政治斗争中霜要指出的是：有时并非是政治缘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比政治隐晦得多的原因毁灭自己或毁灭自己的学术思想。
在解放后的一场政治斗争中，地学界的大师们真正尝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黄汲清、谢家荣，还有李春昱等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被划人右的一类，纷纷从政坛和科坛上落马。
之后，围绕谁是大庆油田真正发现者的名利之争开始。紧接着，便是资产阶级反动阵营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你死我活交锋的文革运动开始了。那时，地学界的革命学术权威，在发现大庆油田的卓越功绩下，如同太阳一样光芒四射。而革命学术权威的对立面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此时已老的老，死的死，溃不成军。黄汲清在此时此刻便被光荣地推举为这一阵营的统帅人物。他的地位，他的名望，尤其是他的大地构造理论，正好是从苏联引进的修正主义加资产阶级的洋货。他当这个角色在革命派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黄汲清的运气从此来了，他还没有來得及从大庆油田是谁发现的一团疑云中抬起头来，那轰头砸脑的天庭巨雷，如鼓点般地向他袭来……
他被打倒了，批臭了，扔进了地下狱室。后来又被一脚踢出北京，遗送到江西峡江的一个农场。他不仅被剥夺了工作与科研的权利，而且连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给。
那时大师12经65岁，精神和肉体的严重摧残，使他瘦得不像人样。为了保证火君能有！！气活下去而同往农场的老伴，一次偷偷从农陡家买得--只鸡，想给大师补一补。谁知被人发现。造反派派去的管教十部指着大师的鼻尖骂：你这个老资产阶级腐朽，怎么，想补好身--了--跟我们无产阶级作斗争？哼，看我给你补。那人把煮好的一盆鸡踢倒在地，一把揪住黄汲清的后背，直拖到批斗会上……一只不用力气就可以推倒的死老虎。数月后，北京来了一位造反派头头，他跑到农场猪棚，看见连提起来个水桶都费劲的黄汲清，以胜利者的姿态，哈哈大笑起来。
以黄汲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技术人员，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清理出地质队伍。
黄汲清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几乎全部被下放劳动。他的大地构造研究室等一批机构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