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水利史，中国的三峡工程确实太伟大了。它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滔滔长江，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至上海吴淞口入海处，全长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80余万平方公里，沿途汇集支流数千条，其中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条。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河口年平均径流量约9600亿立方米，水量无比充沛。流域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养育着全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创造着整个国家七成的国民生产总值。长江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大血脉，影响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然而长江之水，在造福于民的同时，又因它的桀骜不驯，致使沿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的人民饱受洪水灾难之苦。
几代中国领导人决策三峡工程的目的和意图非常清楚，一是要解决水患，二是巨大水资源的利用。后者我们比较容易理解，长江每年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白白地流入大海，这对一个总体水量并不充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江白白流走的哪是水嘛！是黄金！是白银！是我们的血！利用长江三峡大坝的巨大落差进行水力发电，其电力资源可以给中国人提供每年847亿千瓦？时，相当于1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总量。而规划设计的三峡水库，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确保“百年一遇”的大水来临，中下游不受洪灾损失。“百年一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百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来临时，长江中下游因为有了三峡大坝而稳稳当当生活与生产，不用再像以往那样，不是“一梦醒来命归天”或者就是来不来百万人上大堤“严防死守”了。史料告诉我们，在长江有历史记载的1153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几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为8万立方米每秒。三峡水库的防洪能力可以保证在84000余立方米每秒。
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来临时，我们国人也不必担忧了！其实，长江洪水的发汛同期“百年一遇”，并不是每一百年就有那么一次像1870年的8万立方米每秒大洪水从天而降的概念。“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的表述，用一个通俗的解释：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转动一下，肯定有时正面有时反面，其概率为50％。但并不是说每转两次肯定一正一反，也许是两正，也许是两反。“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许是一百年中长江一次也没有超级大洪水，也许百年中就连续来了两次大洪水。三峡大坝给我们挡住的就是在一两百年中像1870年的大洪水，不管它来一次两次，还是一次不来，我们都可以放心。
将来“高峡出平湖”后，三峡水库所形成的优势还在于它构筑起了一个效益巨大的长江航行新天地。预期到21世纪30年代，通过长江峡江坝址的年货运量可达5500万吨，客运约400万人次。届时，从重庆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们看到“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那时，长江的新一段黄金水道将名副其实，使得它可以同世界上内河航运最发达的美国密西西比河以及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啊，三峡就是这般伟大！伟大得让一些敌视我们的人无不感到心惊肉跳。
话说1990年，在中央领导的亲自推进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后该委员会通过了新编的可行性报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这之前的1984年2月，国务院曾对三峡水库蓄水到底多高有过方案，当时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库蓄水150米。正是因为重庆市的同志反对这个方案，后来专家和领导们一起重新商议论证，最后确定为蓄水175米）。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此召开。
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会议一开就是两天，足见政治局常委们对三峡工程上马的高度重视和慎重态度。最后，常委们一致同意将国务院上马三峡工程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代表讨论。江泽民在总结时用非常凝重而响亮的话说，此次常委会正式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将亲自到即将召开的“两会”党员干部会上作工作、作动员。
国务院开始了紧张的提交议案准备。
3月6日，江泽民打电话给李鹏：小平同志建议三峡等项目要有专人抓。
第二天，江泽民给李鹏来电话，说他写的在“两会”上对党员干部的讲话稿请李鹏同志看看。江泽民又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三峡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间就有所作为。江泽民还建议：三峡工程这个项目，由李鹏牵头，田纪云、陈俊生、肖秧和李伯宁协助。
李鹏表示赞同。田纪云是副总理，陈俊生是国务院秘书长，肖秧是四川省省长，还有个特殊人物李伯宁。关于李伯宁这人，外界不是很了解，但重庆和三峡库区的人都知道此人。几年前，笔者在三峡库区采写三峡移民事宜时，就听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三峡老百姓中，有些人不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谁，但都知道李伯宁是谁。”可见，李伯宁在三峡的影响。
重庆人民并没有忘却李伯宁这个人的历史功绩：不说他在重庆直辖市建立之前为移民试点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他试点获得的“开发性移民”经验，为整个库区后来开展大规模的移民工作起到了宝贵的示范作用，单单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为三峡工程上马所付出的心血也令我们不得不折服。在采访李伯宁时，他的秘书至今仍记着“老头子”为了三峡工程“上书”中央的数据：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宁“上书”数量分别为570封和700封，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李伯宁退休之前是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
重庆人民应当记住李伯宁这个人，他对三峡工程特别是移民工作所作的贡献，将载入史册。还有后来接替李伯宁担当百万大移民工作重任的郭树言、漆林等，他们都为三峡工程和重庆成立直辖市后的移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都是题外话。让我们再来关注高层关于三峡工程的推进和重庆直辖市设立的历史内幕吧--3月16日，清晨7时半，秘书向李鹏报告：政协副主席、三峡协调组负责人之一的王任重病危。
“快走！马上去医院！”李鹏立即穿戴好衣物，挥手同秘书一起往外走。
但等李鹏总理赶到医院时，无产阶级革命家、三峡工程的坚定支持者王任重已经与世长辞了。凝视着王任重的遗体，李鹏无比悲痛，失声痛哭。结果是王任重的夫人反过来向他劝慰，说不要过于悲伤。王任重家人都知道，因为三峡工程，王任重与李鹏总理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而王任重作为政协副主席，“两会”要表决关于三峡工程上马问题，他就是在连日操劳下才突然病倒的，如今又突然与世长辞……李鹏想起这些，怎能不悲痛万分？“只要三峡工程上马，父亲死也瞑目。”王任重的儿子握着总理的手，这样说。
3月18日，“两会”党员负责人会议召开，李鹏主持，江泽民讲了两个小时，他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央和我都投了赞成票。这分量足够重的了，令各位党员负责人印象深刻。
4月3日，争论了近40年之久的兴建三峡工程的表决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现场--人民大会堂进行。
那一次历史性的表决场面永远地被载入史册，因为它的过程和场面非同一般。
也许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一次的表决这样引人注目，因为它太激动人心了，同时又争议得太激烈了。笔者当时作为某中央机关报的一名记者，也有幸目睹了那个表决过程--当主席台两侧的巨大荧光屏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表决”的字样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起立宣布：现在表决，请代表们按表决器。
很快，会议大厅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长江三峡工程决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个人未按按钮的结果，获得通过了！那场面太令人难忘和激动了。无论是主席台还是大厅的普通坐席上，许多人相互击掌庆祝，有的紧紧拥抱在一起，有的在兴奋地抹着泪水……
在欢呼的代表中，重庆籍的代表也许最为兴奋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三峡工程的上马，意味着重庆的地位会加速提升！接下来的好事、喜事，一桩桩地接连涌来……最值得一提的是重庆人3月下旬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老领导”当年1月到了南方巡视，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给重庆人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
三峡工程紧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要搞三峡工程就必须有强有力的行政机构来承担这一重任，所以重庆直辖就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哈哈、哈哈哈……
重庆人在朝天门乐得直叫：“啥子美哟，这才是美哟！”想听？当然。太想听了。
好。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就有这么大，人口就有这么多。60亿的全球人口，中国四川一省就达1亿之巨，这在中外行政区划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甘宇平同志对我讲，自从那次谈话后，他回到成都，就遵照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的指示，悄然地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准备材料，给中央写一份关于重庆从四川省分出去的具体方案。当时方案有两个：一是把万县、涪陵、黔江和当时的重庆市加起来，看一下面积是多少，经济状况是个什么样，粮食总量到什么水平，地下资源又是个什么情况，还有财政、人口、环境、社会等等综合情况。第二个方案是，除上面的万县、涪陵、黔江、重庆市加起来外，再加达县、南充、广安后，又是个什么情况。
如果按照后一个方案，新分出来的四川省就只管川南、川西和甘、阿、凉三州了。而川东、川北的较贫困地区就划归重庆，用肖秧的话说：这是王国藩穷棒子社。意思是说，新重庆市会承受太重的负担。
1996年3月15日，李鹏请李贵鲜、肖秧到北京谈设立重庆直辖市的筹备工作问题。
1995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德邻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一人事调动，让下面的人感觉到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央已经对未来的重庆直辖市班子安排开始布局。张德邻第一次出现在重庆时，让山城人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人身材高大，说话洪亮，中气十足，又相貌堂堂，一副标准的东北大汉形象，与一般的重庆、四川男人相比，显得高大得多。
另一位蒲海清，重庆人对他太熟悉了：他是地道的本地四川人。他的简历，重庆干部中有许多人能背得出来：1961年考入重庆大学，学冶金专业，后分配到重庆钢铁厂。39岁时出任改制成公司的重庆钢铁公司总经理，1984年42岁时调任省政府工作，1985年43岁时当了副省长，是位作风朴实、对百姓极有亲和力的干部。
蒲海清比张德邻晚一年多时间回重庆工作。
6月，北京来电，令四川省主要负责人谢世杰、宋宝瑞和蒲海清及重庆的张德邻到北京开重庆直辖市筹备组会议。
会议在总理李鹏办公处召开。中央宣布了张德邻为重庆直辖市筹备组组长、蒲海清为副组长的决定。不日，蒲海清被正式任命为“四川省重庆市代理市长”。
而他仍担任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
1996年，是重庆建直辖市的关键一年。当中央决策要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一批批的中央领导趁考察三峡工程，陆续来到重庆。重庆人民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直辖市”的热风已徐徐吹来……
6月14—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带着6名副委员长考察三峡。
7月上旬，成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在四川省厅局级干部中正式传达。7月8日晚，李鹏与蒲海清通电话，问筹备工作进展如何？蒲海清回答：正在抓紧之中。
7月18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就方案中的涪陵、万县两市和黔江地区的行政撤销问题，反映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上述两市一地的一些干部思想有波动。李鹏与胡锦涛通话商量。中央政治局在作出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后，分工由李鹏和胡锦涛具体负责。胡锦涛回答李鹏，他认为重庆改直辖市后，下面的体制可暂不变动，可从长计议，以保持稳定。这个意见对后来稳定万县、涪陵和黔江两市一地的干部起了很好的作用。
8月1日，江泽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新华社的内部材料，题为《三峡移民成败的关键在管理》。看完材料后他问李鹏：“不知情况是否属实，十分令人担忧。”李鹏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马上写一个详细的情况，再向你报告。
三峡工程和移民工作，紧连着重庆建市。李鹏在6天之后的8月7日，给江泽民回信，指出，三峡移民任务很重，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要使移民经费不出现或少出现问题，必须抓好4项工作，其中第一件就是“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
人们常常在说：没有三峡工程就没有重庆直辖市，这个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别清楚，但重庆人一定非常明白。因为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高度重视，尤其是百万三峡移民，仅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和争论，就将对重庆直辖市建立的进程造成较大的影响。
中央高层在1996年中，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至次年年初，为重庆建市所费的心血可谓巨大。
9月5日上午，政治局常委会再次为重庆市的问题开会，江泽民主持。会上通过了重庆市从9月15日起代管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的决定，同时作出了王云龙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务副书记的决定。张德邻、蒲海清任原职。
9月19—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同志来到重庆，同时考察三峡。
20日晚上，蒲海清陪锦涛同志从朝天门上船去三峡。“那时，重庆像个小县城，我们上船的路上，灯光极暗，有的地方就根本没有亮光。当时感觉，建设重庆直辖市的担子很重。”蒲海清回忆说。
12月中旬，吴邦国到重庆，研究落实重庆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次年1月下旬，朱镕基到重庆视察，再次听取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工作进展汇报。
而这期间，李鹏总理的10月17日之行无疑是让重庆人感到最特别和最带劲。因为李鹏总理此次考察重庆和三峡，一反常情，率了一个由多名国务委员组成的“考察团”，其中有国务委员李贵鲜、国务院副秘书长及证监会主席周正庆、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部长刘仲黎、铁道部部长韩杼滨等。他们在调研的基础上，感到重庆确实需要中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