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一阵激动，他看看钱三强。钱三强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觉自己的手心热得很。
“毛主席给原子弹研制工程定的代号是‘596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刚入伍的战士，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刘杰部长保证：“行，我能做到！”刘杰和钱三强顿时对视着笑了，请王淦昌坐下。
“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个化名吧？总不能叫我们王先生阿狗阿猫呀！”刘杰的一句话，使气氛异常的办公室里响出了一阵笑声。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好呀，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这天起外国科学界发现，即将要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弹1997年的那个夏日，我问过王淦昌先生：“你当时真的没预感到国家高层领导有朝一日让你去研制原子弹？”90岁的王淦昌准确地回答我：“怎么没有预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当然知道先进的国家都在把物理科学技术运用于国防和军事上，核武器是我们核物理科学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终体现。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从钱三强教授把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新中国物理科学的前沿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当然真的要搞原子弹，还是我从苏联回国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中国搞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代号“596工程”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针锋相对时上马的。
当美国人于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德国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他在信中这样对德国的陆军将领们说：“我冒昧地请你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我上述所说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内的--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势性。尊敬的将军们，相信科学家们的见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国陆军将军们并没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议放在眼里。后来也有人曾经把一些研制核武器的资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过幸亏没有被希特勒重视，否则今天人类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与德国人相反，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兴趣远超过德国人。在二战后期，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用同样的方法写了一封建议造原子弹的信，不过他的信是直接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说：“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型炸弹……
只要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足可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爱因斯坦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瘫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心头为之一动：“造一个给希特勒看一看无妨。”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正式启动。担任此项工程的组织指挥者是格罗夫斯将军，技术负责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罗斯福本来是准备把原子弹用在打德国***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还在东方战场挣扎。罗斯福觉得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一下未来“世界第一强”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天，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男孩”和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悲剧发生后，全球震惊，弄得当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的爱因斯坦后悔莫及，痛苦不堪地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核试验，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无能为力，因为核物理科学成就已被政治家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成为用来向别人撒威风的武器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原子弹虽然不能再随便扔了，可它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是一件必须对付并且一定要超过的东西。苏联专家们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核试验。从此，美苏的核竞争开始了。美国至1967年时，库存核弹头曾多达32000个，苏联也不甘示弱，光这两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足可以将整个世界轰炸数遍。
“我们希望也有点那个东西。”那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起游泳，毛泽东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水中露出一颗硕大的光脑壳，装作不懂毛泽东的意思。
“当然是你们可以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原子弹嘛！”“什么？你们也要搞它？”赫鲁晓夫先是一愣，随即直晃脑袋，“不行不行，那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至于军事上，有我们给你们张着核保护伞，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泽东再也没有理会对方，独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熊猫烟”……
“主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强国现在都有了原子弹，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嘛！这‘一点’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点不搞是会受人欺负的，搞多了呢，不利于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一点’是必须要搞的，主席是铁了心要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出席会议的老帅们和将军们讲述着毛泽东主席“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指示。
“第一步我们先搞一点原子弹，下一步就再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这话我在几年前就说过了，大家还一定记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泽东开口道。
“各位老帅和将军们都听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也还要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今后世界强国有的武器，我们也都得有一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口气往上一提，“10年，主席给我们下达的是10年时间先要搞出原子弹、氢弹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会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
周恩来和毛泽东会心地笑了。“哟，主席，我要先走了。那头我还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来看看表，急忙跟毛泽东和诸位老帅与将军们打了声招呼，驱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说的急事，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尽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国物理学家接回来，以防不测。事后，秘密从苏联撤回中国物理学家的行动便开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国汇报工作，从此离开了杜布纳。
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从苏联回来的中国物理学家，关切地问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几年还好吗？我们的人都从那边撤回来了吗？”“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经撤回来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到各自的岗位报到，情绪十分高涨。”“这很好。你们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们国家核物理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还特别指出，第一步，我们要用五六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再用四五年把氢弹、洲陆导弹搞出来。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来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物理学专家。
“我看是可以实现的。”王淦昌认真地点点头。
“好。有你这位专家的话，我心里就踏实多啦。”周恩来站起身，感慨道，“难怪格鲁谢林带领苏联专家撤出时对我说，‘你们有王淦昌，还怕造不出原子弹！’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会见过他吗？”“记得，总理，那次参加会见的还有苏方的阿尔齐莫维奇和我们郭沫若院长以及宋任穷部长。”“你的记性不错。那时是我们与苏联合作核科学的开端，仅仅几年，形势就变化得那么大。
今天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动手，你和同志们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说得语重心长。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50多岁的王淦昌像一名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站起身子，脚又用力一拢。
“嗯，有点像当兵的样。”周恩来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听说你化名了？叫--”“王京，北京的京。”“好王京同志，老规矩，今晚还是请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给我介绍介绍原子弹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准备……”据王淦昌的随身司机介绍，那些年里，他时不时需要在节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处。在那儿，王淦昌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或是周恩来请他上一节“原子弹知识课”。“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会像“阵阵黑云”袭来，王淦昌从总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负的重任。
从后来那些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在王淦昌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设。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下面是技术负责“三巨头”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要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协作，还要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经常这样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亚同志曾提到当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的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很有学问的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经弄清楚或尚没弄清楚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而每一次讨论就是对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推进。
原子弹的核爆炸过程之巨大，可以摧毁一个城市与区域。在这复杂而巨大的爆炸过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还要与实验的结果相符。为了弄清这些高难度的问题，王淦昌会几天甚至几个月不能静下心来。
“走，今天太累了，你带我到王府井转转。”王淦昌往车里一坐。许久，司机毫无反应。他火了，“怎么回事？我的话没听到？”“王先生，对不起。你的话我都听到了，但我不能带你去。”司机一脸委屈。
“为什么？”王淦昌一脸茫然。
“这是中央给您定的纪律。王府井那儿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说不准有人认出您来，所以我们不能去……”“哟，我把这事给忘了。”王淦昌回过神来，连忙给司机作揖，“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无奈地瞅瞅四周，独自往“灰楼”旁边那块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过程，实际是物理作用的过程。掌握它，还得回到核反应前的爆炸压缩过程。怎样掌握这个过程呢？
王淦昌的脚下突然被荆棘绊了一下，脑子里闪出一个伴他几十年科学实验的“宝贝玩艺”--云室。没错，用云室照相可以获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们，今天请你们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让后勤要来一辆车，然后叫上两名年轻同志跟他上了车。两个小伙子一听乐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请他们尝尝他家乡的阳澄湖大闸蟹。到了王家，这两个小伙子知道“上当了”：原来，王淦昌让他们从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来。
“小心小心，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看着王淦昌轻手轻脚，小伙子们也只好卖力起来。
“嘿嘿，下回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大科学家一说起家乡的事，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王淦昌一头扎在他利用云室拍摄R射线的艰苦工作中。那时我们的许多基础技术非常落后，整个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只有几台很低级的计算机，而且包括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大多不会使用计算机技术。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负责人张劲夫同志称为“有了”的计算机分给了核物理学理论家周光召他们。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电子管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后来为了给研制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产了第二台计算机，晶体管的，比起第一台计算机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即使这样一台计算机，在今天连小学生都会嫌它水平太低，因为它的运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们的前辈太了不起了，他们用最低级的技术条件进行着最尖端的科学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