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聂帅：北京来电。”“不接！”“是总理的。”聂帅这才接过话筒：“是总理啊，我没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呀。”“怎么回事呢？是技术故障？人员有没有伤亡？”这是总理关切而焦急的声音，“……好，没有伤亡就好。告诉徐克江同志，请沉着冷静，不要紧张。”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传到了白云间的战机上。机长徐克江定了定神，将拇指贴向自动投掷器，然后用力一按……
顿时，他看到被自己抛出的一个白色圆柱体，飞速地坠下，瞬间，一顶猛然张开的降落伞使劲地想拽住坠下的圆柱体，只见白色圆柱体在与地面即将撞击的瞬间，一个巨大的“太阳”闪着强烈的光芒，亮彻天宇与大地之间……
王淦昌直流泪水……
空中投掷氢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着手研究地下核试验。
进入60年代，自从美国奥本海默完成“曼哈顿计划”，苏联的库尔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帅的紧逼下相继完成多次原子弹试验后，当时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一方面为抑制对方的核试验，一方面想使自己永远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签订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试验条约。虽然这一条约对第三国并不存在约束力，然而毕竟核武器由于它所具有的巨大毁灭性后果，只要继续不停地试验，就会对自己的国土家园带来环境与自然条件的严重破坏。地下核试验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提了出来。中国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想在了所有中国领导人的前面。王淦昌在接受这一新命令后立即开始布置。10月，他与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杰出物理学家的程开甲教授（时任西北技术研究所所长），组织召开了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讲座。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争取在一两年内将地面核试验多数转入地下。在这之后，王淦昌作为我国地下核试验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全面担起理论与设计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于罗布泊和北京之间。然而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学家不曾想到在他从事如此机密和重要的工作时，一场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难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
“那一天王先生从青海回到北京，我开着他的伏尔加专车去接他上班。在他将要钻进车内时，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后绕到车子后面，站在那儿半天一动不动。我急了，以为出了什么事。过去一看，原来后车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贴了张标语，写着‘反动学术权威’几个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脸色气得发白，嘴唇微微颤抖着。
‘这帮狗日的！’我心里骂了句，因为在王先生回来之前就有人已经贴过同样的标语，可每次都给我撕了。我没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贴上了。为此我曾向李觉副部长反映过，他也很生气，说王先生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宝’，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李将军指示我不要让王先生知道这样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还是没有‘把好关’。”时隔近20年，我采访跟随了王淦昌十几年的司机大邵同志，这位中原大汉仍然怀有几分内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现已退休在家，这位经历朝鲜战场洗礼的老战士，自1960年起就来到核研究所（院），之后成了王淦昌的专职司机，同时又兼王淦昌的“随身警卫”。
王淦昌平时是个“好老头”，从不跟别人计较什么，埋头业务工作，把国家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视为生命去实现，这是他最大的乐趣和追求。他的女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父亲从来不知道向单位和上面要点什么，所以单位的人一说起我父亲就是‘王先生那里不会有什么事的’。他就是这样的人，倒是我们这些儿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气。”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别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人可以参加国家最机密的核试验？天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时本来就不善言辞，有话常常心里说。
这回他火了，一连几天在心里骂人。
好啊，你们说我“反动学术权威”，那我就“反动”吧。王淦昌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不再坐专车，改乘公共汽车。
王淦昌住在中关村，工作在花园路的“灰楼”，其间有相当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车接车送--这也是中央规定给王淦昌等大科学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于照顾，另一方面是为了保密。自隐姓埋名后，王淦昌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自由出没在公共场合。这回老先生不坐专车，可把大邵急坏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或者失密了怎么办？
“王先生，您快上车吧！您越这样，人家越会注意您的。”“伏尔加”里的大邵一边把车挡和油门开得最低，一边急红了脸跟在王淦昌的后面不停地叫唤。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决定不坐车就永远不坐车了！他从家门出来后直奔开往花园路的331路公共汽车站。他上了车，把大邵害苦了，开着“伏尔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车后面，一路上被后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车子骂得狗血喷头。331路车到站了，王淦昌从公共汽车下来后照样步行，任凭大邵大呼小喊。
一连数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这样“对峙”。结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岁的王淦昌，而是身强力壮的大邵。组织上让他为王淦昌开车时就说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们国家杰出的科学家，要像保护高级首长一样保护他，不得出任何差错。这是一项极重要的革命工作。”虽然大邵并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从事什么工作，但王淦昌经常进出中南海，去见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可知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伏尔加”像只蜗牛似的跟着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着……望着性格耿直的“老头儿”，大邵突然灵机一动：“王先生你是不是爱国的？”大邵把“伏尔加”贴近王淦昌，然后伸出半个头冲王淦昌这么说。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两眼直盯着驾驶座上的大邵：“我怎么会不爱国？”大邵心里偷偷一笑，“老头儿”上钩了！随即装出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我看你不爱国。
”“我怎么不爱国？我不爱国怎么去……”王淦昌想说“去为国家造原子弹、氢弹”的话，但一想到纪律，便改说，“我不爱国为啥当初从德国回来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后来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我看你不仅不爱国，而且你还里通外国……”大邵有意气他。
对人情世故一点不沾边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阴谋”，“我怎么会里通外国？胡说八道！”“真的？真的是胡说？”“当然，绝对是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会里通外国嘛！”王淦昌挺着脖子，分辩道。
“那--你为什么不坐专车？”“人家骂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可我不是！笑话，我怎么会成‘反动’？成为坏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动学术权威”，气不打一处来。
大邵哈哈大笑起来：“王先生既然你坚持自己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是‘里通外国’，那就证明人家确实是在胡说八道。既然您认定人家是在胡说八道，干吗还理他们？生他们的气呀？值得吗？您生了气，影响了工作，您说谁高兴？还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兴嘛！所以你犯得着吗？”这劈头盖脸的“反击”，真把王淦昌给拨开了：是啊，我凭什么跟那些无知又鲁莽的人计较呀？他们哪能理解我们这些连自己真实身份都要隐藏起来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呢？真糟糕，我干吗自己生自己的气？想到这里，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后面的车就要顶我们的屁股了。”就这样，王淦昌重新坐进了“伏尔加”。
1969年，党中央正式决定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任命王淦昌为此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同以往核试验一样，当中央的重大决策下定，所有相关的制造与参加试验的数百家工厂、数十家研究单位、数万人将要投入紧张的运转。
可是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王淦昌从北京飞抵罗布泊时，昔日人声鼎沸的战场，怎么就见不着几个人了？
“老院长您总算来了，我们的人都被拉去开批判会了，这儿已有一两个月没正经搞生产了！”有人走过来悄悄告诉王淦昌。
一两个月没工作？这还是不是核试验基地了？王淦昌心头之怒不由直冲脑门。他找到上面派来“支左”的头目、人称“恶二赵”的两个人（两人后被镇压），责问道：“中央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吗？”“恶二赵”见中央有文，自知不好正面与王淦昌较量，便悄悄避到一边去。然而没有人干活怎么行呢？地下核试验可不是往地里种萝卜，缺一个方面的人马，就会使整个系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身为地下核试验的总指挥，王淦昌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军管会”头目“恶二赵”，要他们赶快停止把大队人马整天拉出去搞运动。
“那怎么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群众不参加还叫什么运动，谁都别想破坏这场伟大运动的开展！”“恶二赵”气势汹汹，根本没把王淦昌这个“总指挥”放在眼里。王淦昌是个忠于职守的人，想不到碰了如此一鼻子灰！当天，他用机密电话向北京汇报了基地的情况。
“胡闹！地下核试验是毛主席、党中央作出的决定，怎么能耽误呢？一定要恢复生产和科研工作，该上班的同志都得回到第一线！这是中央的命令，必须执行！”周恩来得知后，直接向基地打来电话。
“恶二赵”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开会传达，然而基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和指战员恨透了这两个人，没有人理他们。这一下，“恶二赵”反倒紧张起来了。他们明白，“文革”重要，可核试验也不是件小事，每次核试验执行的都是铁的纪律和铁的命令，跟打仗没有两样，谁真要耽误了，或者在试验过程中出了什么事故，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谁顶得住呀？“恶二赵”只得极不情愿地张罗人开工，但已经陷入混乱的基地竟然到了想动也动不了的地步。
无奈，“恶二赵”找到了王淦昌：“王总，这可怎么好，找不到人上班呀！我们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可还是不见效，是不是由你向中央把这里的情况汇报汇报？”王淦昌不傻，知道对方想把皮球踢到他这边来。思忖片刻，他说：“既然这样，就用我这张老脸去做做工作吧。在中央对地下核试验定下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是对不起毛主席。你们说呢？”危难之际，王淦昌心头比谁都着急。其实基地广大干部群众、科技人员和指战员都很关心地下核试验，只是大家恨透了“恶二赵”破坏生产和整人的那一套，一些胆小的人甚至惧怕他们的疯狂行径，所以宁可少找点麻烦，让“造反”就去“造反”，让参加“批判会”就去参加“批判会”，啥生产啥试验，才不管呢！面对如此一盘散沙，王淦昌怎能不急？
“同志们，我们干的这个事业与西方世界有一大段距离，不能再耽误了呀！大家应该清楚，科学试验花的时间是很多的，我们本来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因为运动和整天开会，生产和科研就没有了保障，这就完不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了！”“地下核试验意义重大，它可以丰富我们过去的地面和空中试验，能掌握许多新的数据。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全力投入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试验这一关！”王淦昌一个科研室、一个生产车间地跑，一遍又一遍地跟大家讲道理。当时的科研人员连看业务书都被禁止了，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看。王淦昌就利用就餐时间，挨家挨户去请出科研人员带着业务书上研究室学习、研究。
生产部件的车间里不见一个人，王淦昌拖着自己有病的身躯，到处寻找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告诉他：“王总啊，我们都已经给人家夺权了，再出面也没有人理我们啦。再说，大伙真的来上班，连食堂里的饭都吃不上啊。大师傅们也都回家的回家了，闹革命的闹革命去了，不好办呀。”看着车间主任为难的样子，王淦昌急得直搓手，他是个科学家，能独自运算和设计无数错综复杂的中子、原子一类的顶尖难题，也能作为一名核武器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导与组织者指挥和处理各种千头万绪的业务工作，但他却从来没有做过行政工作。面对车间主任和下面提出的类似难题，不知如何是好。深思之后，他突然对车间主任说：“能不能把同志们的家属发动起来，让她们给大家做饭？”“这……”车间主任想了想说，“倒是个好办法。可谁给她们开工资呀？我们职工的钱都是上面按人头拨下来的，家属们干了工作也不能从财务那儿拿得到钱呀！”“这个问题我能解决。”王淦昌不假任何思索地回答，“可以由我来给她们发工资嘛！”车间主任不由捧腹大笑起来：“王总您有多少钱可以给大家发工资？再说您真给大家发了，人家造反派会说您是在雇工干活，是‘剥削阶级’的行为嘛！”王淦昌一下愣住了，心想对呀，这倒是个难题。于是嘀咕道：“那还是我去动员那些烧饭的大师傅吧。”也许正是基地的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们看在他们老院长这么认真和天真的分上，再加上王淦昌本来威望就高，所以大多数部门和机构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然而，被“恶二赵”人为搞成的两派只要一发生冲突，基地上的生产和科研就会受影响，甚至停工停产。派别斗争已经严重到拿枪拿重武器的地步，为了让双方停止武斗，回到生产和科研上来，王淦昌不止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跑到两派的“司令部”劝说。
“你们都清醒地想一想，现在是啥时候了？按照中央规定的时间我们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你们大家都不能再情绪化了。搞地下核试验是国家大事，大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但由于派别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原先就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从青海到北京，来去需要坐好几天火车的工夫。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九院”家属大院中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一个不放，一直到人家同意回基地为止。好多同志回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恶二赵”把持大权的基地在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都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也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几个要员刚到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代呀？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