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是怎样地忘我工作，其工作强度有多大！但从他们一张张黝黑而明显带着疲倦的脸上可以看出，我见过的刘淇书记、王岐山代市长，还有龙新民副书记、强卫副书记、杜德印副书记……无一例外。
年轻的副市长陆昊，只有35岁。说实话，当第一次听说北京市出了全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副市长时，我可以作出某种判断的联想是：此人是否又是位某某老前辈的公子？陆昊那天在“抗非典”物资小组的指挥部里的开场白，不仅彻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错误联想，更被他的坦诚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动。
1300多万人口的城市，谁扛得起这么重的担子？而且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突发疫情，每一分钟的延误，都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的溃败和无数生灵涂炭。“凭良心。只有一个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来驱使自己！”这是陆昊的开场白。朴实、真切，不带一丝官腔。
良心是什么？良心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市民，对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来的灾难谁都没有经历过，也谁都没有想到一个政府在短时间内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靠什么？能力？
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凭良心去做了就行。办法？办法可能在某一时间是错误的，但凭良心去做了市民也会理解和能原谅的。有了这两点，我还有什么怕的？干吧！有中央决策在，有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怕什么？陆昊说。
当北京的疫情处在最疯狂的时刻，防护服几乎成了唯一可以抵御一下非典袭击的武器时，陆昊带领的物资保障队伍不仅以最快的速度调集并送到处在与非典肉搏厮杀的一线医务战士手里，而且没有多花一分国家的钱，相反还以最便宜的价格送到了北京指挥部。在此次“抗非典”一线被称其为“救命服”的杜邦防护服，平时的市场价为40元一件，陆昊要到的价是每件27元。这是这位学经济做市场出身的年轻市长在“抗非典”战役中最得意的一笔。几百万套世界顶级防护服，仅以小时和天数来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被北京人称之为“救命服”的几百万防护服发放中，陆昊向我们保证地说：“虽然都是经我一人之手批准发放的，但每一件防护服到了个地方，给了谁，我都经得起任何人的查证！在所有这些防护服的发放中，没有任何的后门与交易存在，只有与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生命连在一起。”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这就是“抗非典”时期人民公仆的风范！它不由使我想起胡锦涛总书记深情地在广东街头与市民们亲切握手交谈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学子面前热泪盈眶地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泪流满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场战争的成败，没有最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必定是我们人民信赖的领导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将其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的结果。
人民的信赖，来自于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负责人在谈到指挥部领导抢救大学生患者时，泣不成声。“在高发疫情时，医院的床位关系着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学生被确诊为新发病例，与他同一时段确诊的还有两名患者，一名是电影学院的谢飞导演，还有一名是北京医务系统的患者，当时全市所能腾出的床位只有两张，谢飞是教授，年岁又大了，又是革命老前辈的后代，应该迅速转入非典医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学生与医务专家之间的选择了。指挥部有关部门为这几乎绞尽脑汁反复权衡，最后还是把床位让给了北方交大的这名普通大学生。后来这位大学生和谢飞导演都得救和康复了，可那位医务系统的患者却永远离开了人间……”段杰，北京SARS医疗救助中心负责转运的女调度。从4月22日进入指挥部后，没有一天睡觉超过三小时的。她手中的表格和电话，掌控着全市各个医院的病床资源和调度，用她的话说，“我打电话的快慢和做计划的速度，连着的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时我不敢耽误一个电话，可看着桌子上铃声四起的电话时我又害怕去接，因为一接我就得给人家解决问题，那可是一条条命啊！”段杰有个儿子，快两个月没有见到妈妈了，想通过电话跟妈妈说几句话。有一次儿子听到那边妈妈的声音，刚说了句：“妈你还好吗？”段杰就把电话狠狠地一搁：“这孩子捣什么乱！”连轴转过三天最紧张的时刻后，深夜段杰被同事拉到房间休息，这时她想起了前两天儿子要跟她说话的事，便拿起电话打到家里，睡梦中的儿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后，竟说不出一句话，委屈地不停哭泣着。母子情的催发，使在指挥部说话像扫机枪的段杰此时哽咽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却跟着儿子哭了好一阵。
而就在此时，指挥部又打电话叫她赶快去处理一件应急事。原来有个女患者确诊为非典，医生们随即对她才生出八个月的孩子进行诊断，发现小孩也有明显的非典症状。有人建议一起随母送入定点医院。在送不送八个月的婴儿到非典定点医院问题上，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为难了，于是他们叫来段杰。“孩子这么小就送非典医院？不行不行，我们一定得再想想办法，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这么做！”段杰快言快语。“那又能怎么办呢？”同事们问。段杰迅速作了一番思考，当即决定：“我马上调救护车到儿童医院，带上专家前往那儿给孩子会诊。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观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护车把孩子送到定点医院。马上行动！”之后的数小时里，段杰亲自出马，四处奔波，最后终于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对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处理，如今这婴儿已经恢复健康。
当处理完这个小患者的事后，段杰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的眼泪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电话铃又骤然响起……
“喂，喂喂，我们这儿又有一个可疑非典患者，说什么他就不住院，现在正满大街上乱跑着呢！你们快想法子呀！”某医院发热门诊打来急电，万分焦虑地说着。
“啊？！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段？”指挥部人员犹如闻讯又一个前线阵地的失守，紧张气氛骤然而起。
“在雍和宫附近。”“好，我们立即派人处理，请你们协助追盯患者！务必不能让他失踪！”指挥员放下电话，又重新操起话筒，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副书记强卫那儿。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医疗防控小组组长立即向公安部门下达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让其回到非典病房！”几分钟后，雍和宫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护送非典患者进医院”的惊心动魄的现场直播：患者是个外地民工，六七十岁，一腔听不清的外地口音。当四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左右前后出现在这位企图逃亡的患者面前时，他就是不走，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没钱看病”四个字。
“大爷，治疗非典国家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担心，进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给老人讲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钱的理？农民就是这么实诚。
老人不信，也就不愿向医院走。警察只好一边跟他讲理，一边暗中引领他向医院方向挪步。
这出“现场直播”，全程距离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医院病房之间的距离，却整整用了三个小时！……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宣布：饱受SARS疫情蹂躏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坚战的阶段性胜利。他举了一组数据：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确诊新发病例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后一周，新发病例仅为65例，两周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数最后一周则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关系着全国疫情。次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疫情以来一向脸色严肃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首度面带笑容地对中外记者说：中国内地SARS疫情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卓绝的战斗，现已得到控制。
啊，那一天从北京“抗非典”指挥部机关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大街两边是欢笑喧嚷的人群和盛夏的鲜花，我的心头不由腾起无限感慨：北京，在那过去的几十天里，你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泪水与痛苦，那一幕实在令人心悸与颤抖……
战争状态什么叫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与争夺。
SARS把过了50多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间卷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一刻，战争对很多北京人来说，都是那么的突然和那样的慌乱。虽说SARS挑起的这场战争没有硝烟，然而其激烈和紧张程度绝不亚于仍在冒着硝烟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向伊拉克发动的攻击。
4月初，惨遭SARS袭击的东直门医院正处于紧急关头，北京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惊恐万分地传递着那个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则死”的可怕恶兆。
有位叫姜良铎的中医专家，开出了一贴后来广为流传的“八味方”，亦称“姜八味”。这“八味”分别是：苍术、藿香、金银花、贯众、黄芪、沙参、防风和白术。到底这“八味”能不能治非典，到目前为止还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药能抑制一些传染病的传播，同时更能增强人的免疫力。
北京人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后，恐慌心态下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见什么信什么。4月8日，“姜八味”在当日的《北京晚报》刊出，从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战争硝烟……
下午2时，首批《北京晚报》刚刚传到市民手中，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济生的办公室内急骤响起一连串电话。这位在医药界饱受考验的“京城女药王”却在那一刻突然惊呆了：
“什么，中药方全线告急？”“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济生顾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声后风风火火地走出办公大楼，直奔大街对面的公司所属医保全新大药房安定门药店。
“你们是怎么搞的，人都要死了，还不快点儿抓药给我们！”“对啊，你们不是医保药店吗？保谁呀？是保你们自己，还是保我们老百姓呀？”“狗日的，能不能动作麻利一点嘛！我们已经排半天队了！”陈济生人未到药店，却远远看到长长的队伍从药店的门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哗吵闹的顾客，说什么的都有。他们高举着报纸，捂着嘴，面容充满焦虑地喊着、嚷着，像是垂死前抢捞着唯一的那根稻草……
“老郑，库里还有货吗？”陈济生费力地挤过人群，气喘吁吁地走到柜台前，问正在与职工一起恨不得用六头八臂去抓药的店长郑志新。
“哎呀陈总你可来啦！这可怎么是好呀！我们哪受得了这么多人来买药啊……”郑店长一边擦着汗，一边哭丧着脸嚷个不停。
陈济生一把将他拉到一边：“其他的你什么都别说，我就问你，库里还有多少货？能供到什么时候？”郑店长一跺脚：“你看这一拨又一拨的人！我看最多能顶到明天。”陈济生：“好，你现在就去告诉排队的人，说我们的药保证能让大家都买得上！”郑店长用胳膊一抹额上的汗，说：“行，我去说！”他绕过柜台，踮起双脚，向排队的顾客大声说：“大家不要着急，保证都能抓上药！”“老板，话可是你们说的啊，要是你们供不上，误了人命就找你们算账，到时可别像乌龟似的缩头缩脑啊！”郑店长的声音一下低了下来：“我们也是尽力嘛。”那双焦虑的目光转向站在一旁的董事长陈济生。
“喂，仓库吗？你们给我查一下存货，看看还有多少中药饮片，查清后让物流部门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连锁店。听明白了吗？全部！立即给我送到店面上！”陈济生抄起手机，一连打了七八个电话。
几十辆全新大药房货车转眼间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陈济生和助手本想离开药店，却被眼前一拨更比一拨多的买药人牵住了。于是她将袖子一挽，走进药铺，与忙得满头大汗的店员们一起抓起了药……“别急别急，我们会尽量保证大家都能抓上药的。”她嘴里不停地向抓药的市民说道。
“你这位同志说的倒比唱的好听，你看看门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陈济生抬头向门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墙上的钟表：午夜12点整。还有那么多买药人啊！她的心头紧揪起来，这可怎么是好啊？！黎明时分，陈济生和店员们已经累得双手和眼皮都抬不起来了，刚想喘一口气，却见店门口排队抓药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几倍！“我们要订5000服！什么时候可以抓好呀？”“8000，我们要8000服！马上就要！”“给我们订10000服！大学生们都等在那儿呢！必须立即给我们，否则出了事你们负责！”“我们也要10000服！我们是部队，你们不能不给啊！”“我们是中央单位，你们也得保证！”陈济生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这个“大药王”也是徒有虚名。在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的。
但必须有人出来承担！
这时，人声鼎沸的药店里，挤过一位年轻人。他本想向买药的百姓们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而他其实也说了好一阵子，可没人听他的。人们依旧焦虑地谁也不顾谁地争抢着抓药，仿佛抓上药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线希望。
年轻人的眼睛红了，那是被泪水呛着的。他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时身份已经不再重要。人命关天时，皇帝又能怎么着？“哎呀，是陆市长啊！”陈济生和郑店长认出了年轻的陆副市长。
“诸位，咱们赶紧商量一下，这样可不行！”陆副市长叫过陈济生等人，来到后堂。
“我们已经调出了所有人力物力，可也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需求量啊！今天是9号吧？9号一天卖出9万服！天文数字！”陈济生心急如焚。
陆副市长紧锁眉头：“看这阵势，还得准备更大的供应量！”“可我们已经把所有库底全部调上了！再要每天抓出这么大数字的药来，就是挤干我千名职工的血汗也不成呀！你没看见我们抓药的人，一个个眼睛都抓得冒火了！”陈济生本想在市长面前诉一声苦，却见平日里英俊潇洒的陆市长可怜巴巴地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做着抓药动作，眼睛好一阵酸，狠着劲地说：“除非你和药检局同意我们将手工抓方煮药改为大机器生产方式煮提……”“不违反药检相关规定？”陆副市长问。
“药检规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如战时状态采用机器煮药液。”“现在就是战时状态，干吧！对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年轻市长一拍定案。
“好的。”陈济生受命后的第一时间内赶到双鹤药业公司，亲自看着成吨成吨的中草药装进大罐桶内渗泡、调配、起火、转动……好家伙，那是真正的大机器煮药啊！巨大无比的炉桶，轰鸣震天！开足马力，日夜不停。
同一时间，京城百年“大宅门”--同仁堂老店的后院，更为壮观：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药灶、煮药房、小桶烧、大桶渗的所有药具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几口硕大无朋的煮炉更是火焰旺旺，热气腾腾……
大机器煮提，一天能供应10万服“八味方”！10万服还不够！各药店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