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在中国还有什么比教育和孩子考大学更多的话题能引起百姓的关注？在我漫长和众多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他们向我也向自己提出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使我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并无所适从。
我的高中班主任张伟江老师，现在任上海市教委主任，而现在成为他顶头上司的国家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就是从上海调到北京来的，张伟江老师和陈部长过去就是熟人，他比谁都清楚陈部长上任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步子够大的了，但张伟江老师依然告诉我，有些问题需要“问天”，并非主管部门能全部回答和一下子解决得了的。
于是，我只好代百姓恸问苍天--
一问天：王蒙为何只考六十分？
当过文化部部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过尴尬：他做过几次现在的中学语文试卷，结果成绩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绩是60分，剩下的则是不及格。
也许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拿笔杆子的文人已经被贬为低智能的一类人了，但我们唯一自信的是我们在文字方面的能力还可以与别人比试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们唯一的优势也已失去，可以写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连一个中小学生的语文水平都不过关。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经出过一部长篇了，可是他也不无悲哀地告诉我，他在儿子初中时的一次期中考试时为儿子搞了一次“押题作文”，结果大作家的“押题作文”只得了５２分，老师说那篇作文缺乏规范语言。儿子从此再不敢让作家父亲代劳上阵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写入作文之中，等老师阅后女儿拿回家给他看时，莫言脸上现出了惭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没有一句不是病句？
诗人邹静之为上小学的女儿做过一次吃力不讨好的事：老师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写成一个成语，比如将“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语。邹静之对女儿说应该是“齐心协力”。结果老师批错，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另一题是把“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写成一成语，邹静之经过一番认真动脑后，指示女儿应该写“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来向父亲责问道：爸，你怎么又说错了，老师说应该是惟妙惟肖。诗人邹静之气得说不出话了，不过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笔，呐喊一声：一切都见鬼去吧，这样的教育，只会将我们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顺便说一句我本人的经历。因为那个浩劫的年代，使我连最基本的小学拼音都没学好，但我自认为从上学到现在，写作文一直在同辈中超众，故在女儿面前唯一感到优势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学”--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过，确实女儿从“当作家”的父亲身上得到过好处。但进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继续“主动”向她请求“上阵”时，她拒绝了，并坚决而无情地告诉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语文科代表，严重的话，我可能连中考的成绩都要被拉下来！我的天哪！女儿的话，吓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点自感“优势”的写作本领了，而且现在发展到她写作文都不要我“指导”了。女儿说如果我不照老师的要求去写，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进重点高中？考不上大学？所以，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暂时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话多少让我感到一丝安慰，但我仍感觉内心的意绪难平。后来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学》１９９７年11期抛出那篇《忧思中国语文教育》，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等报相继展开了“炮打中国语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加入了“中国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北大、复旦、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学府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们的加入，使得中学语文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
“教材编纂上的问题是中国语文让人最伤心之处。”这几乎是所有专家和学者们共同的“痛恨之处”。
“从建国到２０世纪末，５０年间，我们共有过九套语文教材，早期的几套教材里，知识性占首要地位，中期的几套，则充满了政治色彩。80年代以后的语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识，可惜所编排的教材内容，几乎缺少可以同这个时代同步前进的新内容……这样的语文教材不让我们的孩子在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中，成为人文精神和知识方面的矮子才怪。”
“到下个世纪，孩子们都会使用互联网，并在网上购物与设计星球上的新家园，可是他们却不会去面对和处理身边的人与人的关系，甚至不懂得运用最基本的语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来的社会，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可以与别的国家的人一样去登月球，一样可以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然而我们却不能用同样的意志与精神去战胜别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人文知识早已枯竭，那些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害了我们整整几代人……”
当我静下心来读一读专家们的这些话语时，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应该找出我们父辈和我们那一代人以及我女儿这一代人读过的语文课本，来印证一下是否真的马上会出现一场中国人文精神的大崩溃。我后来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们很容易认识中国50年来的语文教育走过了怎样一条路子。下面是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进学校上的第一堂课的课文及要学会的最初几句话和字词：
年份课文字、词
１９４９年开学了我们上学学校、我们
１９５５年早上起床穿衣服毛主席、工人、农民
１９５８年日月水土人、手、足
１９６１年公社送我上学堂公社、学堂
１９７８年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主席、我们
１９８１年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共产党、人民
１９８９年我是中国人我爱北京中国、北京、我
１９９２年我是中国人我爱老师我爱爸爸妈妈中国、老师、爸爸、妈妈
透过这些不同年份走进学校的第一堂课上所学的第一句话、所学的第一个字词，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时代的那些编教材者心里都有一根编写语文教材的“秤杆”，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烙印。过去的50年，中国大体经历了三大历史进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几年，那是翻身的中国人对毛主席、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下产生的对知识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国人的脑子简单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人们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与世界对自我的影响。可见那些编教材的老师们头脑里都依据同一个“时代准则”，有所区别的无非就是深度与点面方面的量和质的差异。然而我们发现，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断更新与变化的过程中，惟独语文教材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还是一副老面孔。只要稍稍翻一翻孩子们初、高中读本，我们马上就觉察到，那一本本装帧越来越精美、价格越来越高的《语文》教材，内容的陈旧、篇目的单一，已经到了“谁看谁烦”的地步。
“政治人物的文章选得太多，谁的官大，谁就进语文课本。”
“鲁迅文章的选编也值得研究，是否应该选这么多？”“中学语文的１２本教材中，中国以外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只占８%，照理应有３０%到４０%。除高尔基外，２０世纪的外国作家一个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这是１９９８年末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与他们的导师钱理群教授的对话录。令人感到，学者们对语文教材中选编内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
戏剧评论家童道明是１９５２年的高中生，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课里艾青的那首访苏诗。另一篇令他一辈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龄的《促织》。“老师突然把我叫起来背那篇课文，恰恰是我刚背过的，于是站起来就背，没有打半点绊子。老师为此特别夸奖了我。现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已投入井中。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一节，我觉得他用几句话就把人物情感表现了出来，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贾平凹、余秋雨在谈自己的美文与散文创作时则多次提到过他们在读书时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响。《荷塘月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美文，是那种渗透了中国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学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够被《荷塘月色》浸透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散文大家。贾平凹认为朱自清这样的文章是任何一个汉学文化学习者必须熟诵的。
其实，受语文课中的一篇经典文章影响一生的人并不仅仅限于作家。
一位已经有10个亿资产的“资本家”感慨地告诉我，他从小就因为受了《铁杵磨成针》的课文影响，才克服了自己没有坚韧意志的毛病，“别看我现在资产多得可以用金子来堆山，但生意都是由一点点做起来的，而且生意场上大的和小的买卖同样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你没有铁杵磨成针的精神，你就永远不可能拥有金山银山。”
战斗英雄***、***和罗盛教、**的故事，还有朱德的扁担等名篇不是影响过千千万万的少男少女成为国家的栋梁吗？
可为什么人们现在却对已经走过了50年历史的中国语文冒出那么激烈和尖锐的意见了呢？
为什么连自己的文章都曾被选进语文课本的王蒙先生只能考60分成绩？
问题当然还出在教材内容的编选缺少科学性和合理性。权威人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室主任顾振彪这样分析道：
新中国第一阶段(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５年)，语文课本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的。初中、高中各六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课本基本上反映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各个方面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买办的、***主义的思想对课本的恶劣影响。但在语文教育方面没有来得及作周密的考虑，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没有系统安排，过于忽视文言文。
第二阶段(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文学、汉语课本是在建国后第一次对语文课本内容的改革基础上形成的。初中六册，高中四册，相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教学体系，选文绝大多数是名家名作，编排方面也比较灵活多样，但由于过分强调纯文学教学，忽视了作文教学，也忽视了一般语文能力的训练与培养而是按照文学史系由古到今的编排方式，违反了由浅入深的原则。
第三阶段(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初中高中各六册。这套课本选材面广，课文按思想内容组成单元，语文知识短文穿插在各单元之间，但课文总数过少。后来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重新对上述缺陷进行了修订，可是单元的编排方面缺少计划性，同时语文训练也不够。
第四阶段(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５年)，先后有过初、高中十年制和十二年制课本。这套课本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注重了培养读写能力，选文力求规范，工具性较强，但缺点仍然明显，即实用性少，编排也不具严密性、科学性。
“文革”中的语文教材不值一提，都是以语录为主。
第五阶段(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年)编的语文教材，对提高学生语文教学质量起过重要作用，
其间曾经修订过几次，但老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主要是时代气息不足。
第六阶段即２０世纪最后十多年的现行语文教材，虽然专家们力图改变以往的毛病，然而令人失望的恰恰又犯了老毛病--不愿触犯所谓的“敏感区”，结果宁可要老而舍新的“保险”，使整个教材远离现实，远离时代，最终被人讥讽为“爷爷上的课，儿孙仍在背”的古董。
中国的语文教材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就像中国的封建官僚体制这部早已锈迹斑斑的破机器，人人都知道它不能再转动了，但却似乎谁也拿不出高招勇敢地摧毁它，重新组装一下，换种形式再让它发挥作用。１９９５年，上海华中理工大学作了一次实验：让该校当年的３５１１名新入学的专科、本科、硕士生、博士生做一次中国语文测试，结果测试的平均成绩为６３９分。另一个结果是，学历越高，成绩越低。此次测试中，硕士和博士生全都不及格。
呜呼。为什么？一位博士生说：我是学理科的，其实小时候我挺爱好语文，可后来从小学读到初中后，读来读去就是那些死板的东西，初中的课文与小学的课文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无非就是“思想深度”增加了些，多加了几篇古文和外国人写的文章，所以高中后我兴趣转到了理科。
对死板不变的教材早有意见了，那些教龄长的老师们更有感受，只是大多数人不愿去捅破这层纸而已。
北京市崇文区教研中心教研员苏豫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了这一顽症的症结：“我教课多年，到教研中心以后，听了大约１０００多节语文课，平均每年１００多节课。我觉得语文课最主要的问题是把一篇生动的课文肢解成一堆知识拼盘，弄得学生对语文最没兴趣。我曾经调查学生最喜欢哪些课，其中喜欢语文课的人特别少，这跟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有关系，这当中也涉及政府行为。比如教材的陈旧问题，现在中学语文大纲规定的１０１篇基本篇目，全国各地教材都要包括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这１０１篇抠好了，就会影响学生中考。所以，老师要受教材束缚，还要受高考束缚。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么全国各地编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说这个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值得探讨，只能由政府行为来解决，不是任何一级教育领导机构能说了算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作报告期间问同学们：谁能说出90年代中国出过什么著名文学作品，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到最后才有一个女生站起来说：琼瑶的《还珠格格》。我听后哭笑不得。“你知道现在的老师要求我们的孩子怎样写作文吗？”一位颇有经验的家长振振有词地告诉我，“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要求孩子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立意，甚至独立的语汇。因为在老师们看来，孩子们的考试能力与‘标准答案’越接近越好。”
原来我们中国的语文都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标准”操作阶段了。然而
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已经在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
这使我想起了１９９９年高考语文试题在新闻报道中公布时，四川成都的一个中学的师生们顿时一片欢呼，原来他们的老师这年押题押出了水平--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好与他平时给学生讲的一篇科普范文相同！老师和同学们为此欢呼万岁--正因为押题的正确，至少使这个班一半以上的同学在迈向大学的门时方便了好几步。
“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被人为地扼杀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爱因斯坦早就警告过我们。但中国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则一意孤行地做着这样一件可以用“丧心病狂”四个字形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