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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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宁粤之争”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1年,中举。1902年,与广州名门之女陈淑子结婚,住在德宣东路(今东风东路)太华坊莘桂里1号。陈淑子的哥哥陈融 也是一个才子,书法、诗赋颇为知名。其后,胡汉民两度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员,又由孙中山指定为本部秘书,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在担任《民报》主编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汉民”,意思是“誓做大汉之民,不做满清顺民”,并与康、梁保皇派展开了激烈论战;曾参加黄冈起义和镇南关起义。

1911年11月,广东独立,他被推举为都督;12月,随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1912年4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再任广东都督。1913年6月,被袁世凯免去都督职务;“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继续进行反袁斗争。1914年5月,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6月,奉命联络西南实力派,为发动护法运动做准备。1921年,任国民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胡汉民子女有三。长女胡木兰、儿子胡弘达(大哥胡清瑞之子,过继给他做嗣子)和养女胡绮霞。其中,胡木兰少年就投身反清革命,曾任北伐女子队队长,曾留学苏联;民国时,跻身“十大标准女人”行列。

1925年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凯遇刺身亡。由于嫌疑犯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两人关系密切,胡汉民成为怀疑对象,家里受到清查。胡汉民自感“无地安身”,来到蒋介石家,随后转移到黄埔军校,并被看管起来。蒋介石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9月22日,胡汉民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实际上是被流放国外。站在船首,迎着海风,胡汉民感慨万千,信口吟道:

稚子牵衣上远航,

送行无赖是秋光;

看云遮处山仍好,

待月来时夜渐凉。

去国屈原未憔悴,

鸩人叔子太荒唐;

浮屠三宿吾知戒,

不薄他乡爱故乡。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在政治报告中,汪精卫对胡汉民与廖案的关系作了特别说明:“胡毅生被党军到宅逮捕时,他对士兵诡说毅生现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士兵受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机逃跑了。胡汉民同志知道有些意外之变,非常痛心,因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来听他的话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于外间对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在胡汉民未到会的情况下,经过选举,他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常委,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工人部长。4月29日,胡汉民回到广州,受到热烈欢迎。

胡汉民才华横溢,革命意志坚定,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公开评价说:“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1928年,国民党统一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胡汉民担任第一任立法院院长。立法院的职责主要是负责议决法律、预算、大赦、宣战、媾和及其他重大国际事项。立法院直接对国民党中执会负责。蒋介石主张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在“军权高于一切”的情况下,“约法这件东西,寒不能为衣,饥不能为食,有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只于人民有害”。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因此,胡汉民与蒋介石大唱对台戏,党治、法治之争愈演愈烈。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一身正气的老革命,却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

从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对胡汉民的不满日甚一日。2月9日,他在日记中说:“见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与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饮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次日,又写道:“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到了25日,更是怒不可遏:“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尔廷(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大奸,一生倒霉不尽。”

26日,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给胡汉民发了个请柬,邀请他在两天后,到三元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共进晚餐,请柬后面,还特意附有菜单一张,广东名菜烤乳猪、白云猪手、龙虎斗等,格外丰盛。

28日夜晚,胡汉民开了一天会议,头昏脑涨,抱着杯酒释前嫌的愿望,乘坐专车来到总司令部,卫士被谢绝入内,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把他请进了一间包厢。胡汉民进屋,只见中央摆放着一张大餐桌,已经摆好各式菜肴,一大盘“龙虎斗”香气袭人。不过,见多识广的胡汉民看了这道名菜,心里顿生不祥之兆:那只老虎(即猫)张开大口,将龙头(即蛇头)紧紧地咬住。桌子上,躺着蒋介石致胡汉民的一封亲笔信……

接下来的事情,充分证明了他的第六感觉。在《汤山被囚始末》中,胡汉民回忆说:

大概到12点钟,介石来了,随着十几名卫士,他一入来,卫士统统站在门外,王世和戎装持枪跟了进来。介石坐在我对面,王世和也不客气,居然按着枪坐在我和介石旁边的一张椅子上。高凌百、吴思豫两人,有时坐一会儿,有时出去走一走,我也不理他。

“你近来有病吗?”我问介石。

介石说:“没有病。”

“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我笑笑说,“你给我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但你何所据而云然?你应该明白告诉我。”介石不作声。

“陈、温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包庇他们?我不认识温建刚,民国十六年你找他做南京公安局长,你又扣留他,以后我又没有看见他,何从包庇?一天,立夫对我说,建刚很可怜,人实无他,不如帮帮他忙。说到包庇温建刚,还不如去问问立夫,而且陈、温是什么人,无权无勇,纵使包庇他,又成了罪案吗?”

“胡先生不知道,温建刚是要打死我的呢,我在上海几乎被刺,便是温建刚搅的。”介石想了一会儿,支吾地回答。

“立夫知道吗?”我问。

“立夫怎么会知道?”介石答。

“那你糊涂了。你为什么不告诉立夫?还任立夫去帮他忙。”我说。介石又不作声。

迟一会儿,才说:“胡先生,你反对我的约法呢。”

这句话,我不听则已,一听,就动了我的真气。我便严厉地问:“你的约法吗?你有你的约法吗?你的约法给我反对了吗?开国民会议是一回事,约法又是一回事,我在立法院纪念周上公开演讲,遵依总理遗教,召开国民会议,这有错误吗?不依总理遗教来开国民会议,可以冒牌算总理主张的国民会议吗?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的话,有谁说我不合总理的遗教?我说总理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但没有说国民会议当编订约法,关于约法并不是我个人反对,稚晖、季陶、亮畴和你,又何尝赞同。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即使是我首倡,但也附和了,既经成为党的决议,便不是我个人的主张。再退一步说,你前四天,不还是赞同不要约法吗?何以你今日又变卦了,到底是今是而昨非,抑或是昨是而今非?”

接着我又说:“人的历史,自己创造,自己毁坏;自己不毁坏,没有人可以代替毁坏。自己毁坏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补好,这是我创造的格言。这句格言,可以用之于你,也可以用之于我,甚至可以用之于世界人人。去年组庵在时,我已经说过不干了,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介石即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为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甚,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一面说,一面拍胸脯。介石向来擅长发誓,我笑笑不作声。

介石走后,这一晚,我没有睡,第二天早上,便写了一封辞职书,内容很简单,只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

就在29日上午9时,由吴思豫、邵元冲等以十余兵警,送我到汤山……

蒋介石的荒唐之举,毫无悬念地受到各派反蒋势力的口诛笔伐。

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干出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随后,又接连发表文电,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及“恢复民主集权制”号召反蒋派系联合起来。

4月30日,古应芬、林森等四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

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立即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5月21日,孙科与唐绍仪、许崇智、陈友仁等秘密离开上海,在香港与汪精卫、白崇禧等商议成立西南反蒋阵线问题。他说:“蒋不是寻常老鼠,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则全国皆亡不可!”汪精卫则表示了与胡汉民言归于好、同舟共济的决心:“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5月27日,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5月28日,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与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宣言》指出:“蒋中正假训政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施行于党则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施行于政则民主势力受到摧残。”并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内下野。随后,非常会议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同时,组建了由陈济棠为总司令、缪培南为参谋长的第一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的第二集团军。

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着不慎,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再次出现了宁(南京)粤(广东)两个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两个军委会的对峙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