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
1060500000070

第70章 中央全会枪声骤响……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将在南京召开。晨光社义士们摩拳擦掌,准备做最后一搏。在华克之的指挥下,各项筹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可是,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一大难题。

四届六中全会与四届五中全会的会议背景不太相同。

四届六中全会原计划是在9月20日召开,由于以西南派为代表的反蒋势力的抵制、拖延,使会期一推再推。9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四届六中全会最后定在11月1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变,仍按原计划于11月12日举行。蒋介石表示,要“力谋团结”。但西南派并不买账。

9月8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致电南京,批评南京方面颁布的“五大”议题“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9月25日,胡汉民等人再次致电南京,提出在“五大”召开之前,先实行两件事:一是履行本党“人民有言论及出版自由权”之政纲,容许一般人民对于政治、外交之建议及批评;二是厉行本党民主集权制,中央委员及海内外各级党部党员对于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应有充分建议、讨论及批评之完全自由。西南派频频叫号,各地实权派群起响应,让蒋介石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迫不得已,他派遣戴季陶、马超俊等人,飞往各地游说,封官的封官,许愿的许愿,要饷的给饷。费了吃奶的劲,总算把各地诸侯“摆平”。西南派表示“放弃打倒独裁”计划,两广中委愿意前往南京出席会议,阎锡山、张学良先后到京,久居泰山的冯玉祥也下山南来。于是,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出现了蒋、冯、阎等南北合作的大团结景象。

但是,蒋介石对各路诸侯带着卫队进京参会,心生疑虑。不让他们带卫队吧,他们会担心受到暗算,不能按时到会;让他们带卫队参会,谁知道这些亡命之徒心里是怎么想的,卫士手中的枪械可不是吃素的。万一哪个亡命徒借机行刺呢?于是,他将戴笠、陈立夫和叶楚伧叫到一起,要他们严格审查,以确保会议安全。

叶楚伧(1887—1946)是著名的南社诗人,“南者,对北而言,就是反对北廷的标志”。江苏吴县人。1916年,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奋力抨击袁世凯称帝。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执委员。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等职。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六中全会的具体负责人。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他立即把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国防宣传处处长董显光叫到办公室,严肃要求:“此次六中全会,你们万万不能粗心大意。蒋先生有话,宣传工作应加强审核,要有一个严格的发证标准,不能像以前那样,什么人都可以参会。国内记者由彭处长审查,外国驻京记者由董处长审查,尽量控制到会记者人数。”

彭革陈、董显光不敢怠慢,按照自己的业务范围,分别起草了几条核发特别记者证标准,经叶楚伧批准施行,最终确定发放62张。晨光社属于小社,不具备领证条件。

怎么办?没有特别记者证,插翅也难以飞进丁家桥16号,一切刺杀计划都会化作泡影。于是,贺坡光天天去找彭革陈软磨硬缠,华克之登门请李怀诚帮忙;贺坡光还找到老熟人吴璜(中央党部事务助理)、周希龄(中宣部总务处文书科科员),李怀诚又去找徐忍茹……

11月1日早晨,张玉华派谷梓峰(晨光社职员)将寄存在好友卢庆麒家里的皮箱取回,从箱子里掏出“掌中宝”和六发子弹,交给孙凤鸣;贺坡光再去中宣部,催领特别记者证;孙凤鸣收拾得像过节似的,穿着一件新大衣,把华克之赠送给自己的派克金笔回赠他,又将“掌中宝”压上子弹,并在一个乱坟岗试射了一发,然后,打的士到丁家桥16号门口等候;华克之、张玉华等人则按照事前计划,将所有书信文件焚毁;通知家具店,将租来的家具搬回;华克之还特意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

7时40分,离大会正式开始只有20分钟了,彭革陈见到贺坡光,被他的毅力所打动,再加上好多人帮忙说情,实在磨不开情面,就指示登记科长孙思努,给他发了一张。

贺坡光领到特别记者证,连忙打的士到丁家桥16号,把证件交给孙凤鸣,两个人相拥无语,作为永别。

孙凤鸣匆匆走进中央党部,大会已经开幕,大礼堂门口戒备森严。他想到特别记者证上的名字是自己,而照片是贺坡光的,警卫一看,就会露馅,便急中生智,好像无事一样,朝四周看了一遍,只见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架设了几台电影摄影机。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他知道开幕式后,中央委员们要集体合影,就决定守株待“蒋”。于是,他利用中央委员们尚未出来的时间,走进了一片小树林,做了最后的战斗准备……

9时20分,中委们各就各位,第一排中间有两个空位置,很显然,一个留给蒋介石,另一个留给汪精卫。会场叽叽喳喳,像一窝麻雀。几分钟后,汪精卫快步走出大楼,说:“委员长有事不参加照相,我们合影吧。”中委们顿时安静下来,摆好姿势,做好表情,准备留下珍贵的形象。而身在记者中间,与汪精卫面对面只有十来米远的孙凤鸣,却感到晴空霹雳:蒋介石不露面,自己吞下的鸦片已经发作,怎么办?

彭革陈 正在会议现场组织记者采访、摄影。后来,他在《汪精卫被刺目击记》中写道:

开幕式于9时整准时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礼堂可容六七百人,座席前排为中委席,其后为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当时中日关系紧张,日本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均带有照相机,我怕发生意外,便临时关照招待人员,须将记者的照相机暂先收存,始准入内,其他记者亦须查对照片(出入证贴有照片)始得入内。

开幕式由汪精卫主席报告六中全会召开的意义,约二十分钟即告结束,中委即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蒋介石后走。我因照料记者关系,也是后走。蒋离开礼堂之后,即往礼堂大门前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观察一番后,又转往秘书长办公室,找叶楚伧查讯:为什么今天的秩序这样的不好?我随即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照相处照料。

照相分五排站立,汪精卫与张静江、阎锡山、张学良、张继等人均列于第一排,观众对着第一排几乎站满成一个半圆形,中间置有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摄影约于9时35分完毕,各中委随即返身拟上楼走入会场,狙击者突于此时从人群中强出几步,自大衣口袋中拔出手枪,向汪连连狙击……

张学良对唐德刚说:

那天很奇怪,蒋先生没出来,大家都在等他,等委员长出来一齐照相。他为什么没出来?

当大家照完了正要离开时,刚转身,就响枪了。

你知道吗,当年哪,南斯拉夫还不叫南斯拉夫,叫塞尔维亚。我看过一部讲塞尔维亚王子遇刺的影片,枪一响,警察就拿着刀向刺客冲来,大家都往枪响的地方跑去。

但中国人相反,咱们倒好,“聋子放炮——散了”。这一枪打出来,大家是“哗”的一下子散了,跑了,这笑话多着呢,就别提了。

良心话,我是坐山观景,我在高处。在第三排上,我回神一看,这些人都跑了,我一个人在那儿看这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当然,这是刹那间的事儿。只见张继老先生跑过去抱着一个人,抱着这凶手……

我冲下去,我从前学过武,会一点儿,但不是太好。我上去就给那凶手一个绊脚,“叭”的一声,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张继,字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么个经过。

后来,是汪精卫的卫士给了一枪,把他打伤了。不但打了一枪,还踢了他一脚,踩了他一脚。所以,他就不行了。

我佩服他,是有这几样事。这个人真够一位凶手,够一个刺客的资格。汪精卫挨了三枪,一枪打在背上,一枪也打在后头,一枪打在脸上。你听我讲,情形是这样的。汪一转身,他就给汪一枪,凶手是冲着背来的,“叭”就是一枪,这个人枪打得好准呢,在那个时候他不乱呀。你要晓得,一个人在那个情况下,还能够镇定住,不容易。

你就研究他这个人是多么沉着、稳健,他没有乱放枪。所以,这个人够一个刺客资格。他是王亚樵的弟子,这王亚樵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