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民国第一侠王亚樵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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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两广事变草草收场

自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施行独裁政治以来,反蒋运动此起彼伏,从没停歇过。蒋介石按下葫芦起了瓢,从没过过几天平安无事的日子。经过东讨西伐、南征北战,或者是软硬兼施、恩威并举,无论是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李济深、许崇智,还是各地封疆大吏陈铭枢、唐生智、程潜、阎锡山、冯玉祥、柏文蔚、方振武、石友三等等,一个个对手都被他打下擂台。但是,西南派一枝独秀,还是让他吃不香、睡不实,不除不快。

西南派的确与其他反蒋力量不太一样,它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分会等机构为据点,以胡汉民为旗帜,以两广实力为后盾,远离中央,蒋介石只能站在石头城上望“广”兴叹。

1935年12月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在胡汉民远在欧洲、并未参会的情况下,胡汉民与蒋介石等九人一起当选为中常委,并成为主席,蒋介石任副主席。蒋介石对胡汉民更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愤恨。

1936年1月19日,胡汉民由法国回到香港,受到国民党中央以及西南军政要员的热烈欢迎。同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不去南京,定居广州,西南派欢欣鼓舞,认为胡汉民取代蒋介石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人算总是不如天算。

5月5日,南京立法院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主要内容包括:总统在政府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控制着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且不受国民大会约束。任期六年。行政院长和各部长由总统任命,并对总统个人负责,总统随时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总统有紧急命令权,即在必要时,可以以命令代替法律或变更法律,如果法律和紧急命令相抵触,法律则暂时失效。这一条款就是允许蒋介石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

5月9日上午,胡汉民拍案而起,向记者发表谈话,批评这一《宪法草案》,坦言南京国民政府不能领导全国抗日救亡,颁布宪法更是荒唐。下午3时,他为义女钟慧中题写了一副对联:“与影有情为日月,遇红无礼是泥尘。”晚上,他前往广州颙园(今广州东风路省政府大院内),到妻兄陈融家喝酒,潘景夷、冒鹤亭等人作陪。老友相见挺投机,胡汉民兴致颇高,多喝了两杯。饭后,又与潘景夷对弈。

胡汉民爱下象棋,而潘景夷则是岭南象棋高手。双方约定,三局两胜。两个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杀得难解难分。第一局,胡汉民险胜;第二局,胡汉民决心乘胜追击,连下两城,一吐近期心中的不快。他平炮、跳马、出车,连连发起进攻,略占优势。但潘景夷沉着应战,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胡汉民的优点是办事认真,缺点是办事太认真。他见自己的棋局不妙,便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棋盘,冥思苦想。不知不觉,酒劲悄悄涌了上来,他面红耳热,额头上冒出晶莹汗珠。观棋不语真君子。何况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皆屏气凝神,心中暗自为他焦急。潘景夷看见对手没有破招良策,脸上渐渐露出喜悦之情。

就这么僵持着。旁观者谁也不敢随便走动,只有时钟不紧不慢地转着自己的圈儿,发出“咔咔”的声音。

20时许,胡汉民喊了一句“我头很痛”,便脑袋一歪,身子从椅子上滑落。大家赶紧动手,把他抬到床上,并打电话叫来医生杨子骧、陈翼平。经过检查,他的高压135,低压110,左侧半身瘫痪,诊断为右侧脑溢血。医生赶紧抢救,却回天无力,12日晚上7点40分,胡汉民停止了呼吸。

胡汉民葬礼颇为隆重。在中山纪念堂设立灵堂,挽额直书:“聪明正直。”两边的挽联是:“一代楷模当尊李杜,千秋功业人仰伊周。”对胡汉民的学养、人品、公德,给予了很高评价。广西省政府派遣前教育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李任仁 为代表,乘坐专机,前来吊唁,并作为代表,在私下里与陈济棠商议联合反蒋事宜。

胡汉民尸骨未寒,西南派就得到消息:蒋介石决定快刀斩乱麻,借西南派大旗刚倒、群龙无首之机,一举消灭“割据”势力。

先动手为强,后动手遭殃。两广将领决心先发制人,死中求生。经过广泛联系,各地反蒋力量闻风而动,“山东主席韩复榘,同情两广的异动,主动联合负责冀察军政全权的宋哲元,于六月二十一日通电呼吁和平,反对中央用兵;云南省主席龙云,下令封存中央银行钞票,停止收受通用,从经济的事务上,为两广声援;四川省主席刘湘,也有乘机背离中央的企图。何况,两广的军力,合计不下四十万众,海陆空兵种俱全,实力强劲”。

可是,1936年6月1日,西南派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尚未与蒋军正式交手,便毫无悬念地重蹈“福建事变”的覆辙,仅仅热闹了不到两个月,就宣告失败。

作为起事的两大主角之一,李宗仁对“六一”运动(也称“两广事变”)耿耿于怀,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将失败的责任全都归结到陈济棠的身上:

迷信也是促使济棠妄动的因素之一。原来济棠兄弟行中,他最敬佩的便是大哥陈维周,济棠对他可说是言听计从。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唯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据说,维周某次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察看洪氏祖茔,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据维周及其堪舆朋友们推断,秀全的祖茔可惜葬高了一些,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及身而败了。维周认定此一墓地的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允,但经不起维周的威胁利诱,就将墓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安葬,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但环顾陈家上下,余子碌碌,除掉济棠还有谁呢?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此后不久,维周便衔乃弟之命,去南京与蒋委员长做促膝长谈。这又给维周一个最好的机会,替蒋先生“看相”。据维周回粤语人,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先生的相倒是给维周看中了。当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先生丧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身上,而不是陈济棠罢了。

又据说,在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维周曾约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他卜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要“应”在蒋先生身上。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济棠既预备发动,乃于5月间拍电至南宁给我,谓我们应在民众抗日高潮之下,要求中央立刻抗日,不可畏首畏尾。

我既知无法挽回,乃于5月底飞往广州。在广州,我也见到元老萧佛成先生。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济棠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表示仇恨与决心。萧佛成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以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1979年10月,由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出版、费云文编撰的《戴雨农先生传》之《巧妙策动,化解两广事变》一节中,却提供了另一个版本:

(两广事变)如不及早设法遏阻化解,一旦战事触发,恐将酿成大患。戴先生办事,反应灵敏,机警迅捷,决不犹豫观望;尝以“要有剑及履及的精神”与同志共勉。他分析两广当局的称兵犯上,系只凭武力,对中央形成威胁,企图达成他们自私的政治目标……只要策动他们深明大义的军队,反正效顺,就可以釜底抽薪地化解巨变。于是,戴先生命令郑介民赴香港,就既有的联络基础,策动这项工作。

陈济棠在陆、海、空军连续背弃他的打击下,知道大势已去,乃宣布下野,经香港出走国外。

广西方面,虽然已因广东的失败、陈的下野而孤掌难鸣,但以虎头蛇尾为可耻,仍不甘心。戴先生侦知李宗仁、白崇禧等于七月十九日召开集团长以上将领会议,决定抵抗到底,并以桂林、柳州为最后死守区。虽然,当时中央以雷霆万钧的压力,武装解决广西的变局,易如反掌;同时,广西的若干陆军和空军也已经戴先生策动成熟,正在待机反正。可是,蒋委员长仍不主张用兵,而以谋国至诚,感悟反复。乃迅即亲往广州,挽请中央要员赴广西,劝商李宗仁,亲来广州谒晤蒋委员长,请示解决办法。

事后,一直参与宁桂谈判的陈诚 在《西南异动》中颇为得意地说:“西南问题这一个不祥的名词,在中国政治上闹了不少的年数,有些过分悲观的人物,更认为是中国政治之癌,完全是一个不治之症。现在经几个月来,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竟把这个不治之症,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且还是和平解决的。”

宁桂握手言和,反蒋运动半途而废,王亚樵立即陷入了孤独无援的绝境。他闷闷不乐地抽着香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