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治水史诗》
潘凯雄
水，这个由H2O组成的物质与人类的关系实在是太奇妙，人们时而以万般柔情来赞美它，时而用肆虐无情来诅咒它；人类离开了水无以生存，人类又常因水而流离失所甚至失去生命；缺水的千方百计找它，水大了又得想方设法治它……围绕着这一“找”一“治”，古今中外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出现了多少宏伟而悲壮的水利工程，而这一个个水利工程的连缀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谱就了一部人与自然寻求和谐共处的人类文明史。
几千年来的这部人类文明史延绵不绝地以物化的形式静静地存在于大江南北，她们或因年代的久远而消失而残破，或因工程的壮观和旖丽而变异为一种景观。人类是多么需要一部由文字记录下来的这段人与水交流的文明发展史，这种真实的文字记录将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也不会因自然的变异而发生功能的转移。这样一部文字的历史将永恒而深刻地镌刻下这样一个鲜明的主题：人与自然当如何友好地和谐共处！
现在我们终于读到了这样一部厚重的历史，不仅是史，同时也是一首悲壮的诗，她就是由叶选平先生任总顾问、杨钦欢先生任总策划、何建明和程贤章先生主编、全国众多作家联袂完成的《中国治水史诗》。
有意思的是本书的总策划杨钦欢先生既非水利专家也不是史学家，而只是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位实实在在的企业家，尽管梅雁确以治水为公司主业，但企业也罢、企业家也好，主业应该都与修史无关，而杨先生之所以执著于此，确因为他自身的认识，且听他的夫子自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哪个明君不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夏禹的传说、都江堰和灵渠，都记载着当时明君名臣名人的千秋功业。我想，今天讲发展，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然而，我们呼唤的声音还不够强大，常常被市场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我想求助于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会不会唤起某些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良知呢？这就是我要策划此书的初衷。”黑字白纸，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良知与社会责任跃然纸上。
同样有意思的还有本书的主编之一程贤章先生，论他个人专长，著小说写纪实没的说，但于水利则着实谈不上工于此，且又年近八旬，但这位老人在听到杨钦欢先生的设想后，竟不顾自己的专业与年事已高等种种客观不利条件，不仅主动“接招”，而且还是真接实接，那架势颇有点拼了老命的味道，带着一两位年轻的助手，迎酷暑、战严寒，上天山、闯关东，足迹踏遍祖国的名川大河和著名的治水工程，不辞辛劳、不厌其烦地找全国各地的一流作家组稿。如此之“痴”，似乎也找不出别的什么解释，唯有作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使然。
就这样，一位企业家与一位老作家的心有灵犀，全国众多位作家的志同道合，这本洋洋250万字的《中国治水史诗》应运而生。比之于遍布于祖国各地那大大小小的治水工程，这又何尝不是别一项庞大的“治水”工程。
这部《中国治水史诗》分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西部和东南七卷，举凡中国重要的江河湖泊和驰名的水利工程以及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重大的抗洪抗旱的战役尽入囊中，名川大河设专卷，次之者以区域涵盖，除去不多的篇什着力于华夏治水文化的回眸与追思外，其余莫不立足于当下，因此这部《中国治水史诗》更是一部新中国的治水史诗。收入其中众多作家的73篇作品，尽管角度各不相同，文字长短有别，但一一读来，却不约而同地将我们引入一个共同的思考方向：即人与自然当如何友好地和谐共处？
曾几何时，国人更多地为一种思维所缠绕，那就是人定胜天，诸如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喝令三山五岳改道……不能说这样的思维就一无是处。当老天爷长时间滴水不掉，大地干涸、植物枯萎、人畜断饮，你不想方设法地找水打井又能咋办？当大水一次次袭来，良田被淹、房屋坍塌、人畜冲走，你不千方百计地筑堤修坝还能咋办？特别是我们毕竟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东边日头西边雨、今夕旱完明朝涝的情形比比皆是，更是加剧了国人的这种思维，人定胜天，总是意欲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让大自然臣服于我。
还有，我们曾经以自己身处一个地大物博的环境而自豪，但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物虽博却架不住人均，地虽大却经不起平衡，能源的紧缺无可避免地凸显出来：缺水、缺电、缺油、缺煤……于是，就想办法让水变电、让煤变电、让水变油……如此挪来倒去，终究还是改变不了能源总量短缺的窘迫。
于是，对自然过度开发过度索取的一幕幕在“人定胜天”的思维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轮番上演。平时口头上一再以辩证法为真经的我们此时却忘了，人有时可能能够胜天但未必能够永远胜天，在这种条件下能够胜天但在另一种条件下又未必可以胜天，自然可以为人类所开发与索取但也需要人类的呵护与滋养，对自然一味地开发与索取则必然要遭到它的报复与惩罚。现在我们不时要遭遇到的水土流失、风沙肆虐等所谓自然灾难有的的确可以归咎于自然，有的又掺夹着多少人祸呢？
《中国治水史诗》中所再现的一项又一项水利工程，无论是找水的还是治水的；所展示的一条条名川大河，无论是治堵的还是拓宽的，目的功能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殊途同归，那就是但凡遵循科学适度的就顺利就成功，反之则曲折则失败。这个道理用科学的、严谨的专业语言来讲固然更准确更周密，但一般人则未必能看懂，而《中国治水史诗》则以文学的形式予以生动形象地再现和展示，所能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或许更能达及大众。这也是该书书名中的那个“诗”字所独有的功效而使之不同于一般的“史”。
作为这则小文的结束，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可谓生逢其时正逢其时。众所周知，当前全国人民正在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共同奋斗，和谐发展、环境友好、绿色生存、节能减排、低碳消费等一系列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新观念正逐渐地植入民心，而这些科学发展的新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搏斗”了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后所换来的血的教训，以往那条不尊重科学、不敬畏自然，先建设后治理、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再也走不下去走不通走不得了。然而，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并接受这样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一些单纯的“为政绩”者更是还在顽固地走着畸形“发展”的老路，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或听到种种悖离科学的野蛮“发展”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治水史诗》也可谓是对科学发展理念一次实在的践行，一次生动形象的推广与普及，这对造福人类惠及后世功莫大焉，为此，我们尤应向杨钦欢与程贤章两位致以特别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