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由杨钦欢总策划的《中国治水史诗》
陈晓明林品
当今时代，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地震灾难频繁，干旱无情，洪水泛滥，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说，这都是人类走向现代发展带来的后果，但到今天为止，人类远没有征服自然环境，而是遭受着自然环境灾害更严重的威胁。气候变暖导致的后果，在今天并非难以预料，而是人类根本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后果。
于是，在这样的境遇面前，读到《中国治水史诗》厚重宏大二百多万字的二卷本著作，就让我们心情难以平静。这部大书，书写的是中国数千年的治水历史，思考的则是当下中国人乃至于是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着力处就在于为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修史立言。其精神可嘉，其功夫可敬，其价值可贵，其意义深远，功德无量矣！
这部书的策划动议源自于梅雁集团董事长杨钦欢先生与广东著名作家程贤章老先生的交谈，二位贤达十分有社会责任感，基于水电工程建设可能也会对当地的生态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忧虑，他们产生了要编写一部涵盖古今、纵横南北的治水史的想法。贤章老德高望重，是一位极重情义的文坛前辈，在文坛一呼百应，因而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作家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也实在是一项创举。贤章老显然是有备而来，他对治水史有非常独到的思考。他在后记里写道：“中国自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以来，尚无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水经注》其实写的都是山水文章，虽也文采风流，但极少写治水的文章。”编写这部《中国治水史诗》，正是意在开治水史之先河，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它既是弥补历史空白的学术贡献，对中国当代的现实意义也非同小可，于了解水文现状、因地制宜地选择治水方案等等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参考价值。
这部大作博采众长，匠心独运，既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又呼应了当下最新的历史学动向。说它传承了中国古代群贤修史的传统，是因为有唐以来，设史馆、修国史已成为盛世的象征。如魏征监修的《隋书》，广邀经史大师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等博学之士群策群力，更以文人修史著称，不拘一格，文采斐然。《中国治水史诗》也是能人牵头，聚群贤而著书，根据程老的回忆，他们收到的治水文章，90%以上都是全国最优秀作家的手笔，无怪乎书成之后，漫卷才气扑面而来。
如果说群贤修史正沿袭了自古盛世修史的传统，那么，“史诗”的形式恰也暗合了历史学的前沿发展——让历史回归故事。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论断：“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学。”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中国的左丘明开始，历史著作就是以讲述故事作为其基本特征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鲁迅对太史公的《史记》之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双重高度评价。写就不朽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师爱德华·吉本也曾经骄傲地宣称“每个女子的梳妆台都摆上自己的著作”。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在经历学科化的过程中也被塑造成了以“分析”为重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等方法被援引进入历史研究中，寻得历史普遍规律成为了治史的主要目的，历史成了社会科学的大杂烩。所幸的是，“讲故事”的历史写作并未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而销声匿迹，反而在今天重新展现了它的魅力，并且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通过叙事，历史过程再一次回到了自身。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对14世纪初法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宗教生活进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也作为畅销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当我们观望着西方史学界“叙事的复兴”之时，回头一看，恍然发现《中国治水史诗》这样一部史诗性的著作，竟不自觉地呼应了西方历史叙事的当代潮流，以文学的历史叙事展现了中华民族治水的浩瀚画卷；也使中国文学在历史反思与现实关怀的交合处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一、纵横：讲述中国治水的宏大历史
《中国治水史诗》开卷就能感觉到气势不凡，纵横古今，穿越时间的长河，治水的历史从久远的古代流向当代，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整体性的震撼。这里面记录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水的观察、思考，与水的互动、共生，这部书里叙述的历史，生动地体现了对水的感受与治水的历史，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族精神的生成。
在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中，与水有关的哲言警句可谓比比皆是，先贤们在水的启迪下、于水的意象上构筑了无尽哲思。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魏征谏：“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历代的文人骚客也是喜欢临渊而发，写下了许多流芳千古的诗篇，白居易“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怀恋，李太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慷慨，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怅然，都如那自远古就浸润着黄土地的江水，始终流淌在中国人历史记忆的血管里。
中国自古以来论及水的史书也可谓不胜枚举，若论正史，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开始，到《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都收录有“河渠志”，详细介绍当朝乃至前朝的河流概况与沿岸风俗。若论地理类史著，也有《山海经》、《尚书·禹贡》、《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等。但正如程老所言，中国“尚无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书”。而《中国治水史诗》这部大作名曰“史诗”，无疑透露了编者纵横四野贯通古今的雄心壮志，他们以水道为经、以时间作纬，梳理了华夏有史以来关于治水的文献及传说，走访并实录了祖国大江南北不断涌现的治水事迹，70多位作家每人以约3万字的篇幅为读者展开了一轴宏大的历史画卷。
读这部治水史诗，可以看到中国民族如何在治水的历史中生存发展。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数千年来以农立国，水利当然是农业的命脉，河渠一事自然牢牢关系着国计民生。《中国治水史诗》记叙的诸多史实都证明了治水与治国的深刻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治水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政治经济史，故一部关于治水的史诗也是一部涵盖中华文明演进历程的民族史诗。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便有言曰：“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在这“五害”中，“水最为大”。而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则从正面论述了治水与治国安邦的良性关系：“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所平。”正如韩婴所言，治水事业总是与国家的有效治理紧密相连，自夏王朝的创始人大禹治水起，始皇帝开凿灵渠疏通粮道，秦皇汉武移民实边在河套地区引黄灌溉，京杭大运河“为后世开万世之利”，西夏依赖农田水利割据一方，直到新中国的黄河大坝、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利。
除了关注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等大江大河的治理历史，这本书还收录了关于西部与东部一些相对较小的水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治水史的作品。从这里倒是勾画了中华民族治水更为丰富生动的历史侧面。董生龙的《三江源》追溯了4000年来西藏治水的历史，作为古老华夏大地母亲河——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三江源的治水历程经历了远古的神话色彩、古代的曲折、民国的艰难与共和国时期的辉煌。熊育群则以游记的形式，在《雅鲁藏布江圣水长流》中描绘了一幅藏区圣水的自然人文画卷。董立勃的《英雄多壮志荒漠变绿洲》首先简要回顾了新疆自从西汉政权将其纳入大中华版图以来历代官兵在此屯垦戍边的历史，继而详述了新疆兵团人远离故乡，在祖国边陲开辟荒原、屯垦治水，利用膜下滴灌技术成功解决西部供水问题的传奇故事。李霁宇、杨红昆的《滇池图》回望了滇池的远古之美，记叙了滇池这汪昆明的母亲湖在贪婪而愚昧的人类野蛮无知的过度开发下所经历过的惨痛劫难和环保困局，以及面对困局昆明政府与人民走过的艰巨而漫长的治理之路，并在生态复苏、水质改善的形势下展望了滇池涅槃重生、美景重现的未来。南翔的《香港澳门供水、治水（治污）、填海造地侧记》则记叙了香港从一味填海以追求经济效益，到投入巨资治理保护海港的转变，以及香港澳门解决供水问题、治理水源污染的历史源流。
这部“治水史诗”以极为丰富的史料，以作家特有的敏锐，书写了中华民族浴水奋斗的漫长而卓绝的历史，这无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还是面对今天的水患水荒，都是一部宝贵的借鉴。
二、铭刻：记录中国治水的艰难历程
中国虽是水利大国，却也久经旱涝之灾。因而，在《中国治水史诗》这部讲述中国治水宏大历史的巨著中，自然灾害与对抗灾害的主题始终贯穿其中。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作家们是以饱含苦痛与同情的笔墨，去书写中华民族走过的艰难的生存道路。正是在大河上下，中华民族与水的抗争，书写着自己民族特有的生存悲歌，因为这样的悲歌，从古唱到今，让我们今天要严肃去思考环境的问题，思考中华民族生存的使命。
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其美丽丰饶在书中得到了详细的描绘，而它的险要也在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深入的书写。张炜与李亦的《大河徙——黄河口笔记》记录道，从先秦至民国期间，黄河共决口1593次，改道26次，频繁的改道让身处中下游的人们苦不堪言。进入20世纪中期，生态环境的恶化更是让黄河一次次频繁而愤怒地决口，黄河两岸的人民在不断挫折与不断抗灾中艰难地推进着历史。1947年堵复花园口没有给黄河口带来长久太平，改道刁口河又导致河口水位上升，最终总算找到了清水沟作为相对入海口。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险工”一词，它指的是建立在黄河事故多发地带的工程，正如作者所言：“几乎每段‘险工’上都有悲惨的故事。‘险工’凝聚着河口人的血和泪。‘险工’这个词在黄河人那里从不敢轻易提起，这个词就是河口人伤口上结的痂，讲一遍伤口都会疼。”
在荆歌的《天堂水》中，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平静温婉的苏州水，也会突露狰狞，仅在宋元的近400年间，就有30多次关于大水灾的记录。明代到解放后的史料中更是屡见水患记录，荆歌将这些史料细心地组织陈列下来，似乎不带感情色彩的地点、时间、数字，却都坚硬而沉重地敲打着记述者与阅读者的内心。
珠江在全国众江河中，算是脾气不大的了，但是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花珠江》告诉我们，珠江的自然灾祸也不少：洪水、干旱、台风、咸潮，风不调雨不顺的年头绝非罕见。尤以鸦片战争到新中国那段时期为甚，仿佛在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年代灾难也跟着起哄，在民国四年更是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水灾之后又往往是干旱，田地龟裂、禾稼失收、淡水缺乏，若遇天文大潮，海水倒灌，饮水都成问题。北江作为珠江的第二大水系，当然遭遇了1915年的特大洪水，李钟声与刘迪生在《涛声如歌——北江治水纪事》中叙写了广州市区因此遭受的空前水灾，全城三分之二受淹，“死人塌屋”情况严重，加上十三行商民午炊失慎，酿成火灾，市民就这么处在了前遇洪水，后遭火灾的困境之中。1915年之后，北江流域又经历了诸如1994年6月、2005年6月等多次严重水患，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红色防线”北江大堤的庇护下，凭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英勇无畏的抗洪抢险斗争，沿岸居民的受灾程度得到了有力的控制。
《中国治水史诗》对当今国家在治水事业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了全方位介绍，同时也用客观的纪实点出了缺陷所在。我国在预防水患的同时，还发展了灌溉、发电、旅游等事业。然而，水污染的问题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严重。针对这个问题，赵丽宏在《为了上海母亲河的清澈》一文中提出了“水伦理”这个概念，它涉及的是人与水的关系：“从水伦理的角度看，人类要承认水的价值和权力，认识到水的生命主体地位和道德地位，将水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对水资源直接担负起伦理责任和义务。”20世纪初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而变得黑臭的苏州河、太湖等河道，在20世纪末得到了重视与关怀，人们开始截污、建闸，并动用了大量的科技力量和行政力量。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日益提高和政府对环保事业的高度重视，相信越来越多一度污浊的河流将如苏州河一般重新恢复清澈。
三、写意：展现中国治水的英雄气概
华夏大地上水旱灾害屡见不鲜，给治水事业带来了诸多艰辛，却也由此更衬托出了治水过程中涌现的英雄传奇。《中国治水史诗》的作者们用饱含敬意的笔触，将英雄事迹娓娓道来，惊险处让人屏息，挫折处让人扼腕，高潮处让人拍案。
《中国治水史诗》这部鸿篇巨制以“黄淮卷”起首，又以熊育群先生的《大禹治水回望》作为“黄淮卷”的开端，无疑用意深刻。大禹之名可谓妇孺皆知，在后人眼中，大禹因为治水功业而兼具神性与悲剧性，然而熊育群以扎实的史料做基础，在有声有色而又有理有据地讲述故事的同时，也让大禹的形象从天上落回了人间。在作者笔下，一个立下丰功伟绩而又富有人性的大禹形象被成功地塑造了出来，这也可以说是书中治水英雄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