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国治水史诗》，看到它对《水经注》的继承，固然欣赏；意识到它对《水经注》的突破，更是欣喜。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一个突破，是水文地理记述范围的突破。
首先是中国江河水系范围的突破。按今天的地理视野看，《水经注》40卷30万字，共记述了1252条大小河流，范围基本为黄河、长江、海河、珠江四大流域所覆盖，其中，对黄河水系记述尤详，对长江水系虽有涉及，但记述明显单薄。郦道元为北魏人，为写《水经注》，他的足迹遍及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这在1500年前，已是奇迹。然而，1500年后的今天，郦道元的实地考察范围及其《水经注》的河流记述范围都已经被突破。《中国治水史诗》共7卷249万字，不仅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海河、辽河、松花江传统意义上的七大水系，还包括了西部与东南江河水系，记述范围远远大于《水经注》。显而易见，辽河、松花江、西部和东南江河水系基本不在《水经注》水文地理的记述范围，《中国治水史诗》对这些水系的记述，是对《水经注》水文地理记述范围的明显突破。
其次是各个江河流域范围的突破。具体而言，即便在《水经注》已经覆盖的水系，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中国治水史诗》的记述范围也有了巨大的突破。以长江为例，战国末期《禹贡》关于长江有这样的记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认为长江的上源在四川岷江。西汉初期《山海经·海内经》关于长江的上源已经上溯到金沙江。东汉时期《汉书·地理志》关于长江的记述则推进到岷江与金沙江的汇合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大大突破了《汉书·地理志》的范围，虽然它仍然把岷江作为长江的正源，但却记述了金沙江的上流淹水、中流泸水和下流马湖江，“实际上已经把长江上游的干支流分布记载清楚了”。郦道元著、陈桥驿、叶光庭、叶杨译注《水经注全译》（修订版）82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中国治水史诗》显然有了进一步的推进，王宗仁曾经上百次到过长江源头，他对长江源头的记述是这样的：
长江正源沱沱河出于青海省西隅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山西南侧姜根迪如冰川，……各拉丹冬是一片起伏连绵的雪山群，主峰海拔6621米，为巨大深厚的冰川覆盖，雪线海拔5820米，冰川末端海拔5400米。源头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主流由南向北两侧先后汇入30多条融水，形成源头段纳钦曲。纳钦曲经过冰川槽谷，出峡11公里与源于各拉丹东雪山北麓的切苏美曲汇流后称沱沱河。这便是长江的正源。还有南源当曲和北源楚玛尔河，它们组成了江源区。
我上百次到过长江源头，主要就是指沱沱河、当曲和楚玛尔河。这三条源头河呈扇形分布在唐古拉山下。我的双脚踏踩过或听说过的它们的主要支流有解普勒节曲、北麓河、英曲、牙哥曲、科欠曲等。“曲”在藏语里即河的意思。
显然，郦道元关于长江的记述基本还局限在四川境内，王宗仁关于长江的记述已经延伸到青海境内，对长江做了一个彻底的正本清源。
再次是水的范围的突破。《水经注》所记水文地理主要是陆地之水，主要是江、河、湖泊，包括泉、井、伏流、瀑布等，较少涉及海洋之水和冰川之水。《中国治水史诗》则专门写了海洋之水和冰川之水。张炜、李亦的《大河徙——黄河口笔记》、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话珠江》、刘兆林的《辽河入海水轻清》、谢富强的《钱塘东去》都因为河流入海而涉及海洋之水。南翔的《香港澳门供水、治水（治污）、填海造地侧记》、蓝博洲的《曹公治水——一个河南人在台湾成神的传说》、商震的《正说南渡江》、刘钦伟的《万泉河：一端是五指山，一端是博鳌港》则直接写中国海岛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岛之水。此外，主编程贤章还专门约请邓刚写《面对大洋之水》。1983年邓刚以中篇小说《迷人的海》一举成名，不仅获得了当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而且，从此成为当代中国作家在海洋题材小说写作方面的高峰。以中国最好的海洋题材作家写海洋治水文章，真正是好钢用到了刀刃上。文章中，他放眼世界，孟加拉国、菲律宾的热带风暴、中美洲的米奇“飓风”、印度洋的大海啸、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都在其视野范围；他胸怀祖国，中国自鸭绿江口至北仑河口18万公里的陆地海岸线和14万公里的岛屿海岸线尽收其眼底。以这样的视野写风暴潮、海啸、海水倒灌等海洋灾害，写江河之水与大洋之水的殊死决斗，程贤章先生称邓刚这篇文章是“大气魄，大手笔，文采飞扬”。诚哉斯言。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二个突破，是以治水作为全书的核心主题。《水经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水文地理著作，《中国治水史诗》才是真正的治水书。
首先，《中国治水史诗》将写作的重心与焦点放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治水工程。从古代四川的都江堰、广西的灵渠、贯通南北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江苏的范公堤、台湾的曹公圳、新疆的坎儿井到当代河南的红旗渠、重庆的三峡工程、改变中国南北水资源格局的南水北调工程、广西的红水河梯级电站，可以说，《中国治水史诗》努力将中国从古到今的重要治水工程几乎一网打尽。
其次，《中国治水史诗》对中国当代一系列治水行为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如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20世纪50年代的黄河大移民、20世纪90年代的三峡大移民。治水工程是人类改造自然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它将长时段地留存于中国大地，看得见摸得着。治水行为则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过程，当行为过程结束，就无法观看和触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治水行为的记录变得十分重要，它将留下一份人类改造自然的精神遗产。今天，我们恰恰是从谢克强的《这也是一场战争——1998年长江抗洪救灾纪实》和阿成的《大江作证——松花江抗洪纪事》中看到了已经时过境迁成为过眼烟云的1998年长江、松花江大水的历史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记录将变得越来越珍贵。因为，大自然的一次任性的行为，必然包含着它的秘密。当人们还不能真正破解的时候，诚实的记录尤其重要，它有可能为人类最终破解自然的密码进行有效的积累。同样，读冷梦的《中国梦幻：黄河水清——黄河大坝与黄河大移民》，则可以看到中国作家对黄河治水历史执著的探究，许多问题也许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答案。然而，历史，或长或短的时间，往往会给人类必须面对的回答。这里面的功与过，幸与不幸，欣慰与疼痛、正确与错误，总会有其承担者。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与思考，人类又怎么能够积累经验和教训，健康地前进？
再次，《中国治水史诗》对那些具有跨时代、超越了漫长历史时段局限的治水行为和治水著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这里说的是置于卷首的熊育群的《大禹治水回望》和置于卷末夏汉宁的《〈水经注〉，一部举世无双的地理巨著》。主编以这样两篇特稿分置前后，构成了极具意味的首尾呼应。前者写大禹，中国第一个治水英雄，神，受命于天；后者写郦道元，中国最伟大的水文地理巨著《水经注》的作者，人，立足于地。首尾圆合，前后呼应，神人沟通，天人合一。《中国治水史诗》策划人与主编者的良苦用心正是在这种极具张力的大书结构中昭然若揭。
《中国治水史诗》对《水经注》的第三个突破，是呈现了人类在治水、用水和人水关系理念上的演进。
这种演进，原因在于人类面临的水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在西方基督教的大洪水传说和中国的大禹治水传说中，洪水是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水问题。在《水经注》里，郦道元记述过洪水泛滥、以水代兵、缺水致亡等水问题。如今，人类面临的水问题早已超过了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在《中国治水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水问题的记述。
如果说洪水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水灾记忆，那么，缺水则是今日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陈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转述了《沂蒙九章》关于缺水的描述：
水成了沂蒙山缺水乡村珍贵的礼物，山民走亲探友时带的是水，干部下乡扶贫车屁股上驮的是水，解放军进山支农汽车上拉的是水；沂南县王山村有个老支农模范，耕田时，渴疯了的黄牛狼奔豕突，竟把老人活活拖死；沂水县大崮村刘老汉，筲里的水洒在了地上，他居然扒下棉袄在地上浸了又浸，然后拧出水喂猪；高山子村会计挑一年水走的路，正好能去一趟哈尔滨，全村一百户，一年挑水的路程差不多围着地球绕一圈儿……
这种缺水并不是因为自然的原因，因为沂蒙有大小河流两千多条，可采淡水资源为山东之最。沂蒙成为缺水地区是因为乡镇企业的超常发展，对水资源的恶性开采，导致地面河流趋于枯竭，地下水位日渐下降。陈桂棣写的虽然只是沂蒙，但沂蒙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中国比沂蒙更加缺水的地方比比皆是。
河水断流使缺水现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邓刚记述1997年的黄河全年断流高达7个多月，“断流河段从沿海河口一度回延至河南开封，山东境内黄河全线干涸。被称作‘中华民族摇篮’的大河，5000年来一直桀骜不驯的大河，就这样叹息一声蜷进了内陆”。
水污染是现代最令人类困扰的水问题之一。陆永基、管毓鹏《太湖——水鉴》专门写了建国以来最受国内国际关注也最有震撼力的水污染事件——2007年5月太湖大面积暴发蓝藻。《淮河的警告》回顾了1994年7月28日江苏盱眙县遇到的淮河污染情景：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盱眙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盱眙，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沫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眼睛，像在怒问苍天。
作者陈桂棣告诉我们：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排放总量每年高达340亿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密如繁星稠如树叶的乡镇企业。而黄河平均径流量才187亿吨，这意味着我国每年有超过两条黄河的污水泄向江河湖海。
咸潮以及陆地的沙漠化和盐碱化同样令现代人头痛不已。沈仁康的《天高水长话珠江》写咸潮袭击珠江三角洲，城乡人民饮用水的含盐量高出一倍。邓刚在《面对大洋之水》中专门写道：“21世纪初，大连四大海水倒灌区已危及城市上亿立方米的地下库存水……一旦苦咸的海水贯通地下水库，将污染上亿立方米库存水，‘灾难性地逆转水资源生态平衡，使受灾面积加速扩展’。盐碱化的土地使良田变成赤地，庄稼根枯叶黄，粮食颗粒不收。一些地方，老百姓已经不能直接喝从井里打上来的水……”。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的水问题，导致了人水关系理念的变化。导致了人们治水、用水观念的变化。赵丽宏在《为了上海母亲河的清澈》中告诉我们：
中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淡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上名列110位，已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中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已经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健康。中国的江河湖泊成了倾倒有毒废水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9000多万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的水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中华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
严重的水问题造就了现代的水伦理。水伦理涉及的正是人与水的关系。邓刚在《面对大洋之水》中说：“如果说过去治黄的首要目标是防洪水、防决口，那么今天，‘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已成为科学治黄、依法治黄、和谐治黄的新目标。”李钟声的《梅江在我心中流——梅州儿女治水壮歌》专门叙述了梅州治水观念的大飞跃：“从过去几十年水利建设的拦水、堵水，变为导水、亲水。”梅州人提出了建设“生态水利、民生水利、活力水利”的水利发展新路子，强调科学治水、人水和谐，把生态水利作为水利建设发展的最高目标。那么，什么是生态水利，李钟声在文章中有很好的表述：
搞“生态水利”既要考虑到水利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又要密切关注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处理好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系统演变的关系。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配置中，在提高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水平、节约用水的条件下，保证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和良性发展的途径和措施。因此，生态水利是把人和水体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要素来考虑，照顾到人和自然对水利的共同需求，通过建立有利于促进生态水利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和维护的运作机制，达到水生态系统改善、优化，人与自然和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水，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人的身体都需要大量的水，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食物。水可以饮用，水可以灌溉，水可以交通，水可以洗涤，水可以发电，水可以审美。一句话，人类离不开水。
千百年来，人类饮水、用水、治水，但是，有多少人想到爱护水、珍惜水，想到水也是大自然的一种生命存在，想到水的终结，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终结？
程贤章先生走遍中国东西南北、大江大河，他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无论南方北方，所有江河都进入了苍老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情感，程贤章先生才能从杨钦欢先生关于水的谈论中感受到忧虑和责任，才能焕发起“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激情和勇气，以80岁的高龄，足行万里，走遍万水千山；思接千年，以郦道元著《水经注》为楷模，主编了《中国治水史诗》这部大书，这部新世纪中国的《水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