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我以为用〈石头记〉好些）新叙》初刊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
中土小说出于稗官，意在善述故事；西洋小说起于神话，亦意在善述故事；这时候小说、历史本没有什么区别。但西洋近代小说受了实证科学的方法之影响，变为专重善写人情一方面，善述故事一方面逐完全划归历史范围，这也是学术界的分工作用。
我们中国近代的小说，比起古代来自然是善写人情的方面日渐发展，而善述故事的方面也同时发展；因此中国小说的内容和西洋小说大不相同，这就是小说家和历史家没有分工的缘故。以小说而兼历史的作用，一方面减少小说的趣味，一方面又减少历史的正确性，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
我们中国历来私人的历史家很少，留心记载当时历史材料的历史家更少；因此，我们要研究前代社会状况，读小说往往好过读历史。但是这种小说家兼任历史家的习惯，终是小说、历史两方面发达的障碍。
我们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状况的纯粹历史家出来，专任历史的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许多留心社会心理的纯粹小说家出来，专任小说的工作，分工进行，才是学术界的好现象。
拿这个理论来看《石头记》，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写人情两种本领都有。但是他那种善述故事的本领，不但不能得读者人人之欢迎，并且还有人觉得琐屑可厌；因为我们到的是把他当作小说读的人多，把他当作史材研究的人少。
《石头记》虽然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作者没本领，乃是因为历史与小说未曾分工的缘故；这种琐屑可厌，不但《石头记》如此，他脱胎的《水浒》、《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样的毛病。
今后我们应当觉悟，我们领略《石头记》应该领略他的善写人情，不应该领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们更应该觉悟，我们做小说的人，只应该做善写人情的小说，不应该作善述故事的小说。
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了批评文学作品的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的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
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语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
一九二一年四月叙于广州看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