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发起组成立后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华人的地区。根据俞秀松自传所述："陈独秀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据俞秀松自传披露，当时只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这3位发起组成员留在上海，尽管人数极少，但实行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陈独秀是书记，但事情必须集体讨论然后决定，由发起组决定执行。所以称陈独秀是"被委派负责四个大城市"。
要建立一个个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对确定为地区主要负责人的同志有相对的了解，这就必须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获得信息和取得联系，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毫无疑问具备了这个条件。他知人善任，逐个落实，并亲自到广州重建了广东早期党组织。
在北京，陈独秀对北大的人士，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很了解。陈独秀和***是深交。但不能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各自分别建党，更不能因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必联系、甚至认为可以抛开陈独秀来谈建党，北京恰恰是陈独秀负责的重点。在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8月底，张国焘（7月中旬到沪，住陈独秀处）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即"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
在长沙，陈独秀致函毛泽东，要求组织湖南长沙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是怎么确定让毛泽东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五四运动期间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主编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极其推崇陈独秀，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上连载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在北京由陈独秀任职书记及编辑之责的《每周评论》，评论毛泽东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20年春季陈独秀开始定居上海。是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请愿团到上海造访陈独秀，与陈讨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并向陈介绍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在对毛泽东了解的基础上，于1920年8月间致函，说明组织共产党的原委，请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组织党的事项。1920年11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作为长沙创建党的发起人。成立后，毛泽东先推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他强调"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他们在清水塘租赁了房屋作为中共秘密机关，慎重地在学生、工人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
在山东，陈独秀曾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王乐平是山东省议会议员，他把陈独秀的来函交给了正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王尽美等人，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筹建济南共产党组织，他本人没有参加。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派出由维经斯基、马马耶夫及杨明斋等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该小组自北京去上海途经济南时，根据***的介绍，与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会面，商谈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为济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其成员罗章龙与邓恩铭、王尽美取得联系，***还派陈为人去济南介绍北京的建党情况，指导济南的工作。《曙光》杂志社也透过人员、信件往来对济南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施加影响。经过组织与思想理论方面扎实细致的努力，1921年春天，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了，成员有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人。从此，在山东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武汉是李汉俊负责的地区。但由于李汉俊离党，陈独秀作为负全责的领导者，也派刘伯垂去帮助建党。据董必武在谈武汉建立党组织情形时说:"一九二○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年九月组成。"
此外，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还函约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早期地方共产党组织。党的一大召开前，旅法党的早期组织有3个成员，即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旅日党的早期组织只有两个成员，即施存统、周佛海。
1920年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领军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收复广州，主政广东。12月5日，他致电邀请陈独秀南来广州执掌教育工作。陈独秀去函征询***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意见。***表示赞同。
于是，陈独秀就有了广州之行，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维经斯基和别斯林、米诺尔在广州建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直接转为共产党，实际全部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到达广州后就立刻要重组广州共产党，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广州共产党在1921年的报告称:"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В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
"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1921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1920年10月）、武汉（1920年秋）、长沙（1920年11月）、广州（1921年初）和济南（1921年初）等5个支部相继成立。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维经斯基之后，苏俄、共产国际正式派到中国的代表是荷兰人马林。而正是马林，在来华之初即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马林，本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长期在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国际执行委员，1921年根据列宁推荐，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但奇怪的是，马林从来没有提到他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细节。相反，他对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似乎都没有作出任何积极意义的评价。他的看法是："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显然，马林来华时并未负有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到上海之初即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事先有准备、自觉的行动。
既然马林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并不成熟，也并未负有这方面的任务，那么他为什么要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呢？我们分析，这同另一位参加党的一大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有关。
尼克尔斯基生于1898年，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1919年到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党国际机关行政工作。随后不久，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委派来中国，此外他还受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根据现有资料，尼克尔斯基来华前和维经斯基有过接触，而且正是受维经斯基的派遣来华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组织。因此，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接头以后，就立即开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事宜。
现在史学界一致公认，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惠僧回忆说:"马林才气横溢，对马列主义的修养有相当高的水平......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12位代表。他们是：李达（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等。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7月23日正式开会。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马林斗争经验老到，意识到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提议代表们立即疏散。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代表们决定转移会场，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圆满结束。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对同住的好友萧子升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子升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可仅仅是28年之后，预言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