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出人意料的是，"我是中国人"的国民身份并没有成为陶晶孙小说主人公的"阿喀琉斯的脚踵"，相反，这种民族身份成为了他的一种保护色--因为弱者的身份更容易激起日本女性的保护欲，进而得到日本女性的青睐和喜爱。在小说《独步》中，"我"对有着"清冷的，Sepia色的眼睛"的日本女子说："要请你了，不过我是中国人。"没料到对方居然"微笑了，极温暖的微笑"。本来"我"在银座只是因为寂寞无聊才寻找女性解闷的，而对方却很真诚投入，由于她从小学起就认识我，倾慕我，和我握过手的，并且称赞我"在高等时候是漂亮少年，中学时候很可爱"。甚至我从前有一次送她回家，她送我一个十字架，我吻了她的手这些尘封的细节，都成了她记忆中的珍宝，即使时过境迁也仍然铭记不忘。而现在重逢，她感到"真是好运气了"。从这种叙述中可以看出，日本女性并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就对"我"加以白眼和轻蔑，相反，有着美好形象的"我"一直都是她心仪的对象。
在小说《两姑娘》中，"晶孙"晚上在银座街上散步时，"他的手里忽然感觉着一个女性的手了"。当他说出："先要同你讲好，我是中国人"时，对方告诉他，原来是早年曾经被他"饱看过"、接收过他的情书的情人。她虽然经历了世事沧桑，但是对他"不醉而活泼"的"好看的模样"仍然倾倒不已，并表示他即使和别人结婚，她也愿意留在他身边。在《菜花的女子》中，"我是中国人"的身份和在日本坎坷的求学经历，不但没有遭到富有的银行家小姐的歧视，反而引起了她聆听我的"故事"的兴趣。
在《音乐会小曲·春》中，那位像大姐一样呵护他的女友真诚地邀请他到家里来度周末，听他说"我是中国人，你又是--"时，马上回应说："我也晓得，但这有什么妨碍，若是有碍，我们早已不能天天见面了。"看来，对于"中国身份"的顾虑，在陶晶孙的小说中完全是多余的，反倒显得中国学子小家子气，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太低估日本女性的境界了，因为明确无误地亮出自己的国民身份，绝对不会带来任何不利的后果。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虽然"中国身份"是"弱国子民"的标志，但是陶晶孙企图对此进行颠覆和解构，他的小说多书写了"弱国子民"身份的"白马王子"的故事，这有点像"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童话，尽管有许多不现实的成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郁达夫对于"弱国子民"留学生形象伤痕累累的书写，充实和丰富了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
陶晶孙小说中中国留学生成为了东瀛女子"白马王子"的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他的现实婚姻。在日本箱崎海岸郭沫若居住的抱洋阁，曾经对中国人抱有偏见和歧视的佐藤操对风流倜傥、多才多艺的陶晶孙一见钟情，她排除阻碍于1924年和陶晶孙在仙台结婚。当时佐藤父母秉持"家里出了和支那人结婚的女儿，愧对祖先"的执念，若非爱得真挚，佐藤操和陶晶孙这种跨国婚姻是很难达成的。日本作家武田泰淳也说过："T先生（指陶晶孙）就是忍不住地喜欢日本女人"，而滨田麻矢则推测"可能日本时代的他还有许多风流韵事"。可见陶晶孙小说中"中国白马王子"的幻想，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潜在的现实支持。
肯定陶晶孙小说具有现实支持，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小说中想象因素的存在。华莱士·史蒂文斯在论述诗的本质时，认为想象和现实是平等而不可分离的，"不仅是想象依附于现实，现实也依从着想象，二者的本质就是互相依赖"。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陶晶孙的创作，许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陶晶孙自己的道白，也可以印证这种观点。陶晶孙曾经说过："我想，如小说，如戏剧等就是一种幻想的谎语......不过人都会梦，有时那梦倒含有些风味的，用笔纸来抄它出来，那梦幻有时也会变为一个创造。"陶晶孙就是激扬"幻想的谎语"，创造了一个新异的"纸上现实"。而这个"纸上现实"为他提供了庇护所。"原来，罗曼主义是国家意识昂扬时代的国民的热情之反映，所以罗曼主义者惯以飞跃的精神，走着向上之路，也不忘自我之意识。
罗曼主义者对于永久和无限，有非功利的憧憬，有综合全体的欲求。他们不举空洞的理想，他们立在现实，但也知道现实之苛酷，因此做自己的架空，虽在逃避于架空之中，但也切实供给自己以出路。"陶晶孙的小说创作，在"现实的苛酷"里逃避于"架空"之中，不注重性的描绘，却瞩目于爱的营构陶晶孙在戏剧《尼庵》中说过："性不是人生的全体，要爱才是人生的根本义。我们由纯洁的爱求个近于美，近于真，便是人生的目的。"，在"幻想的谎语"中描述了一男两女的"齐人之福"模式和"俄狄浦斯"模式的爱，在神秘奇幻和感伤迷离中逃避现实，并获得一种替代性满足。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他的小说有很多是写爱情的，可他的爱情描写从未接受过严峻的现实洗礼，仅仅是在迷离恍惚的臆想境地，在恋爱双方或其中一方的纯粹审美的观念世界中，朦朦胧胧，如一团雾纱，披几匹云彩，稍有风吹草动，便烟消云散，留下几缕情思，留下一片洁白。"
跨国恋情在留学生写作中始终是一个敏感的主题，由于"弱国子民"身份、现代化程度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这种书写总是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如性的苦闷、爱的饥渴、变态、疯狂和自杀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陶晶孙的小说塑造了"东瀛女儿国里的贾宝玉"形象，为黑暗的留学生世界增添了一线光明。当然，这种显得有些"另类"的留学生故事和留学生形象，并非陶晶孙文本世界所独有。像徐志摩、郭沫若和张闻天，也都写过和陶晶孙相类似的小说。
徐志摩虽然是个诗人，但是也涉猎过小说创作。在小说《春痕》中，就写了中国学子逸跟日本姑娘春痕学习英语，结果二人产生了爱情，春痕主动送逸一副"红玫瑰"的水彩画以表明心迹。有意思的是徐志摩的创作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其主人公的生活原型正是他的朋友林长民。
尽管郭沫若与郁达夫一样写过不少"弱国子民"悲惨遭遇的留学生小说，但是在他的中篇小说《落叶》中，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国留学生洪师武成为了日本姑娘菊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洪师武因为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国式婚姻不满，东渡日本之后便开始自暴自弃，患上了软性下疳，结果却被蓄意诈骗财物的日本医生说成是患上了梅毒。这对于洪师武来说无异于判了精神上的死刑，从此万念俱灰。而一位年轻的日本看护妇菊子姑娘的出现，让他产生了不可遏制的爱情。但是洪师武因为自觉罪孽深重，感到自己不配享有美好的爱情了，为了爱她和尊重她，于是拒绝了她的真情。而菊子姑娘则因为自己的爱情没有回应，便含着莫名的悲哀匿迹于南洋，成为了一片"委身于逝水的落叶"。
在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历史语境下，中日之间没有任何阻碍的跨国恋情，"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的谎语"，菊子姑娘执著于自己的爱情，无疑受到了太多的阻拦。身为牧师会主席的父亲逼她割断情丝，邻人对她指指点点，同事也对她表示了不加掩饰的歧视，而她"苦闷着挣扎着要自己造出我的位置和未来"，为了爱情"把父母也弃了，弟妹也弃了，国家也弃了"。整个小说由菊子姑娘的四十一封信组成，情真意切地倾吐了她的爱、恨、哀、怨，铺陈了她的焦虑和悬忧、追求和幻灭。
用小说叙述者的话说："菊子姑娘的四十一封信，我读了又读，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每读一次要受一次新颖的感发。我无论读欧美的哪一位名家的杰作，我自己要诚实地告白，实在没有感受过这样深刻的铭感的。菊子姑娘的纯情的，热烈的，一点也不修饰的文章，我觉得每篇都是绝好的诗。她是纯任着自己的一颗赤裸裸的心在纸上跳跃着的......菊子姑娘的精神在我们有文字存在着的时候，是永远不会死的。"《庄子·渔父》中说过："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小说叙述者之所以直接站出来作如此议论，无疑是为菊子姑娘对中国学子洪师武的真情所感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学子深得日本女性的芳心，成为了她心仪的白马王子。
张闻天的小说《旅途》虽然不是书写留日学生的故事，但是因为情节模式和陶晶孙小说有些接近，在此不妨介绍一番。在小说《旅途》中，中国学子王均凯在美国西部亚罗镇的工程局从事紧张而单调的工作，没想到克拉先生的女儿--健康活泼、年轻貌美的安娜小姐，为王均凯不凡的举止和高贵的气质所折服，对他一见钟情。可是因为对故国女子蕴青有着刻骨铭心的爱，王均凯无法移情别恋，只能以疏远安娜和更加紧张工作的方式来麻痹自己。但是在克拉先生举办的一次家庭舞会上，王均凯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兰西文学科的女学生玛格莱相遇，刹那间撞出了心灵的火花，宿命般地相爱了。
这位气质高傲、思想激进的美国女子，使中国学子感情的"马奇诺防线"一下子崩溃了；而这位东方学子身上美国青少年所没有的深沉和脱俗，也让玛格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均凯曾受过封建礼教的伤害，玛格莱也是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的牺牲品，面对现实的黑暗和不公正，他们都崇尚革命，崇尚力量，崇尚打碎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新世界。"对于革命的共同的热忱，对于相互的过去的共同的怜悯，对于未来的共同的奋斗，把他们俩--均凯与玛格莱--的命运连绾在一起了。"后来，安娜因为承受不了失恋的痛苦而投湖殉情；而玛格莱在与王均凯一起奔赴中国的途中"中道崩殂"；中国学子化悲痛为力量，一个人回到祖国，投入血与火的战斗，最后在为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战死沙场。
中国学子王均凯在异域虽然受到多个女性的追求，但是他拒绝安娜而选择了玛格莱，其实也就隐喻了一种道路和历史的选择。在作者的想象中，王均凯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民族英雄，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因此仅仅只有"恋爱"而没有"革命"这一维度，对他来说将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王均凯拒绝安娜的爱情，就是因为这种爱情仅只停留在人生的享乐和两性的情欲的层次上，缺乏深沉超迈的精神内涵。对于极具抱负、"超我"格外发达的王均凯来说，这种爱情是无法满足的。而与具有革命倾向和叛逆冲动的玛格莱相爱，则可以满足这种深层次的精神需要。在当时的国际秩序中，作为"弱国子民"的中国学子已经深深地认识到了革命的价值--革命是一种"大爱"，个人一己的爱情只有附丽于它，人生才有意义。
诚如李兆忠所说，这是一个极为稀罕的国际版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其中所涉及的恋爱虽有多角模式，但是都是精神之恋，有着"灵"的馨香，没有"肉"的气息。特别是中国学子成为了美国女性白马王子的想象，是对"弱国子民"现实的解构，把"弱国子民"的压迫和沮丧一扫而空，另外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现实"。张闻天于1922年8月赴美留学，1923年底回国，留美时间大约为一年零四个月。在现实生活中他和留美的闻一多、梁实秋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弱国子民"的身份，文化上都有着"咸水鱼投在淡水里，如何能活"的格格不入的悲哀。在《由美国寄来的一封信》（张闻天寄给汪馥泉的信--引者注）中，张闻天在美国的孤独生活可见一斑："这里的朋友，不知什么缘故，我终交不惯。他们以愈虚伪愈妙，像我这样当然和他们'交'不起来的了。
我要找像你和泽民这样的人，简直找不到。我恐怕在美国永远是孤独的人。女子方面更不可得。总之，都看不惯！外国女子，我底同学，好的不少，但是我是黄人，支那人，我没有资格去巴结他！"从信中可以看出，白种人作为上帝的骄子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无处不在，张闻天在美国的实际生活也过得并不如意，这段时期堪称"苦闷期"。而对照作者的生活现实，可以发现小说《旅途》有一种"语言物化的冲动"，经过大胆的艺术虚构，满足了现实生活中未能达成的愿望，同时也造成了文学艺术与生活现实的错位和脱节。然而，也正是这种错位和脱节，使得概念化的国际版的"革命加爱情"的创作模式得以形成，一厢情愿的中国白马王子才得以登台亮相。不过，把它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大环境中，这并不是什么孤立的事件，在一个以艺术充当救国宣传工具的年代，文学遭扭曲和被异化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节"反认他乡是故乡"
一、文化上的"亲日"倾向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留日反日"，意思是凡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子，大抵都会成为反日派。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留欧亲欧"和"留美亲美"。两相比较，中国人对于欧美和日本的态度，"亲疏"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