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万秋在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路》中，对此有很生动的表现和很深刻的批判。梅如玉身为中国人，身上打上了中国烙印、流淌着中国血液，但是因为出身于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长期浸淫在日本奴化教育的氛围和场域中，她被形塑成了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对历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国家只认同日本，不知道有中华民国，彻底迷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因为生长环境的形塑，因为中国历史文化"先行结构"的缺失，她的现实立场便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迁，并导致了"民族身份"与"思想认同"的分裂，中国成为了她厌恶和规避的"他者"，而日本则成为了她珍爱的对象和认同的归宿。
梅如玉的案例，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理论可以得到透彻的解释。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在一个场域内部，场域与惯习之间存在"本体论的对应关系"。这种"本体论的对应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是种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或一系列彼此交织的场域，它们彼此交融或离异的程度，正是惯习的内在分离甚至土崩瓦解的根源）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值得你去投入、去尽力的世界。......知识的关系取决于制约的关系，后者先于前者，并塑造着惯习的结构。"
梅如玉"生长在奉天金州，从小即受日本所办的小学教育"；长大以后，又"在日本人办的旅顺师范学堂读过五年书，她不知道A、B、C怎么样读；读中国文，也是完全仿照日本读法，由下往上颠倒着念"；"她和别人通信，也从来没有写过中文，通是用日本文。她的中国话，虽然也能说，然而她谈话总是用日本语。"甚至连对自己籍贯的书写，都是符合日本意识形态的"关东金州"，而不是中国人所惯称的"奉天"。这一切表明，她从来未曾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也未曾思考过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归属。
相反，由于日本文化教育的影响，在潜意识中她总觉得自己是个日本人，并且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一种西方对东方的"看"与"被看"的关系移植到自己和中国人的关系上，以一种"东方学"的眼光打量中国和中国人。"她脑筋中没有中国，只有一个腐败的支那，这支那是人人吃鸦片，各个女子都缠小脚，各个男子都拖着长辫，读书人都是弯腰驼背的老迂腐，所以她从来看不起中国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日本殖民教育塑造出来的怪胎，是在到了东京留学之后，因为遇见许多中国人，才开始了"中国意识"的启蒙，"才知道有所谓中华民国四个字"。身为中国人却在域外接受"中国意识"的启蒙，不难看出小说于荒诞滑稽之中也融入了叙述者犀利的批判。
接受了"中国意识"启蒙之后的梅如玉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痛改前非，她对中国的态度仍然一如既往。唯一的变化，是她对中国人的看法与以前不同了。因为经过实际的亲密接触，她发现中国人有一个好处--作为阔少的中国人花钱很大方，能够满足她的穷奢极欲和恣意挥霍。
梅如玉本是来自金州的一个"半城半乡"的女子，来到东京之后，突然置身于五彩缤纷的现代化大都市中，由于虚荣心作祟兼以对物质生活孜孜以求，她难免产生了一种"都市的眩晕"。正像都市小说惯常描写的主人公那样，她在东京留学，总共没读几本书，学业上无所进展，但是在生活上却迅速地都市化了。而现代都市的高消费和作为普通留学生的贫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她只能别无选择地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易的筹码以获得物质上的享受。
梅如玉利用自己的色相，牢笼住北洋大军阀的阔少周星庵，仗着他的金钱，"今天到三越吴服店买香水，明日到牛山美容院烫头发，三个月的训练，她已变为纯粹的都市女子，都市的摩登女子。出入于留学生聚集的东亚预备学校，中国留日青年会，使得一般远离故国，感着性的烦闷的独身留学生们，追腥逐膻，于是'留学界的女王'之尊号，便加在她头上"。作为"留学界女王"，梅如玉不脱"腥膻"本色，这种讽刺可谓入木三分。既然身为"留学界女王"，梅如玉每天要收到十多封求爱信。虽然她对这些求爱信多不屑一顾，但是为了稳坐头把交椅，就必须使得那些追求者对她保持持久的兴趣。为此，"她很乖巧，一方面要利用周星庵的经济资助，但一方面又不和他同居，表示她是独身，使得追逐她的人不灰心，她的女王之宝座，永远不会失掉。但在夜间，周星庵可以常常宿在她那里"。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梅如玉丑恶的品性和德行终究露出了狐狸尾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界，梅如玉的形象一落千丈，甚至彻底走向了她所期望的反面，从"留学界女王"蜕变成了"烂熟的妖星"。梅如玉从一个"半城半乡"的姑娘成为"留学界女王"的过程，是一个都市化的过程；而从"留学界女王"蜕变成"烂熟的妖星"的过程，则是一个道德堕落的过程。小说这样刻画梅如玉的形象，明显具有将梅如玉"妖魔化"的倾向。尽管由于潜在的国家意识、民族立场和道德取向使叙述者赋予了梅如玉这一形象以否定性含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现代留学生文学和留学生形象中很少具有这样"都市化"的角色。来自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度的中国学子，一般总是与异域都市社会格格不入，而梅如玉却以"反道德"的方式如鱼得水融入其中，也算少有的典型了。
推究梅如玉被叙述者"妖魔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在"身体"上堕落成了一个隐秘的荡妇，更主要的是因为她在"思想立场"上堕落成为了汉奸。对金钱和享受的渴望，加上多年奴化教育所导致的对中国没有感情和缺乏认同，因此她很轻易地就被日本间谍所收买，将灵魂卖给了洋鬼子。这样刻画的梅如玉，便有了双重的堕落：在都市中出卖身体，在国难中出卖灵魂。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本来，对"此垂亡之国，翼翼爱护之，犹恐不至，独奈何引盗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哉"？而梅如玉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对国家存亡无动于衷，甚至认为沈阳被日本侵略者所占领对于她来说有益无损，因为她反而"扩大了做事的地盘"，所以她不愤慨，不恼怒，也不痛苦。孟子说过："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但在"有奶便是娘"的实用理性主义支配下，日本侦探堀田只用区区三千日元的一张支票就把她收买了。本来民族意识就很淡薄，在接受了他者的"嗟来之食"之后，她不惜认贼作父，成为了出卖灵魂的汉奸，成为了一枚日本人埋伏在中国留学生中间专门侦查留学生动向的不定时炸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报纸的号外不遗余力地报道了日本连战连捷的消息，而整个中国再次掀起了排日风潮，在这种语境下，日本帝国主义也抓紧了刺探中国情报的工作。留日学生作为一个深入日本国内的群体，在某种意义上说堪称是战斗在最前沿的一族，因此自然在日本间谍关注的范围之内。堀田对梅如玉下达的任务就是：刺探"东北驻日代表办公处，对于这次事件取何种应急手段，是不是要鼓动全体留学生大举归国？在军事上是不是更加积极侦察日本的秘密？以东三省留学生为根干的同人俱乐部会不会暴动？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这三派将有何种策动？三派会不会结成联合战线"？对这些日本间谍急于知道的秘密情报，梅如玉积极获取，她积极地筹划搬家，准备住进中国留学生麇集的中华女生寄宿舍，以便"多得些留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反馈给日方机构。由此可见，梅如玉作为"烂熟的妖星"，其妖孽不仅在于玷污了自己的身体，更主要的是危及了国家和民族利益。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这种书写，也折射出了男权主义的视角，是古代"女人亡国，红颜祸水"的现代版本。
中国文学作品中不乏和梅如玉形成对比的跨文化形象。在冯梦龙小说《喻世名言》中，有一篇《杨八老越国奇逢》，记述了杨八老被倭寇掳去19年，在语言、形貌上都已经充分日本化了，但是正如汉代的苏武和宋代的洪皓一样，他不改汉节，常怀狐死首丘之心。杨八老这种永不磨灭的"中国心"和梅如玉的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像梅如玉这样唯利是图、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假倭"和汉奸形象，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古已有之。清代小说《绿野仙踪》中徐海、汪直、陈东和麻叶等人就是典型。在现代作家中，老舍的小说《东西》也生动刻画了曾经的东洋留学生鹿书香和曾经的西洋留学生郝凤鸣如何堕落成汉奸的过程。小说的标题《东西》就寓含有几层意思：两人贪得无厌，为了获得更多的"东西"，两人皆感到有合作的必要，"东西"指的是"东洋"和"西洋"的联合；更主要的是"东西"寓蕴着反讽色彩，含有讥刺两个卖国贼"不是人"的意思。
当然，在《新路》中无独有偶，与梅如玉一丘之貉的还有王文尤。他与梅如玉是同乡，并且有着相同的经历，也是喝着日本殖民文化的奶水长大的，他的思想认同和价值取向与梅如玉毫无二致。他们一如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雅努斯：身为中国学子，却充当了日本间谍；天生中国人的血统，却具有鲜明的媚日和亲日倾向，也就是说"身体"和"思想"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他曾经向日本当局告密了几位背地里阅读上海一家爱国团体出版物的中国同窗，使得草木皆兵的日本校方当局将他们开除了。另外，他还告密过爱国留学生鞠晚声"莫须有"的罪行，使得鞠晚声遭到日本警察局的审讯和日本暗探的密切监视。
日本战胜俄国占据"南满"之后，把满蒙视为日本的生命线和第一道国防线，为了了解满蒙（更是为了解剖中国），日本人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满蒙研究会"，披着学术外衣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为日本侵华正名，从意识形态上赋予日本海外扩张以合法性。广大中国学子对此义愤填膺，而王文尤却恬不知耻地为"满蒙研究会""尽义务教授支那语"。这不仅是"太不知道分寸"，而且是助纣为虐，引狼入室。因为种种可鄙的行径，他堕落成为了令人不齿的"东洋狗"。假如说"烂熟的妖星"在一定程度上将梅如玉"妖魔化"了的话，那么"东洋狗"则是将王文尤"畜牲化"了。在小说中，叙述者觉得假如单只是将王文尤"畜牲化"未免不解恨，他还意犹未尽地写道："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在大连，都是以当东洋狗而富贵荣达。有狗父，即有狗子。"可见王文尤当"东洋狗"不但是日本殖民文化教育的结果，同时也有家庭环境的影响。正因为其卖国渊源有自，所以这种充满侮辱和鄙视意味的"畜牲化"，不仅及于王文尤自身，甚至被及其祖宗三代。这种"妖魔化"和"畜牲化"，就是叙述者对于梅如玉和王文尤"身体"和"思想"分裂、丧失了民族立场的严厉惩罚。
梅如玉肩负着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使命，但是小说叙述者不忍见其为非作歹，终于安排这匹害群之马在方潜亭忍无可忍的情杀中毙命了。在中国传统说部中，插入诗、词和曲文都有影响小说叙述速度、推动情节发展和刻画人物性格的作用。而在小说《新路》中，传统的诗、词、曲文置换成为了现代化的电影。例如电影《警察与女盗》就为梅如玉牢笼徐博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后来她所施展的手段都是对电影镜头的模仿；在电影《蓝天使》中，方潜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他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影片中男主人公命运原型在现实中的再度演绎；在电影《奈何天》中，葛莱泰嘉宝扮演了一位名为玛泰哈丽的国际间谍，于一战期间在巴黎为德国刺探法国和俄国的军事情报。有着相似经历的梅如玉从女主角身上照见了自己的镜像，而女主角最后东窗事发，被处以极刑，也让梅如玉"有一种不吉之兆"，"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颤"，预感到自己的生命轨迹将步其后尘。也正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她就被方潜亭杀死了，结束了她罪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