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蒋介石
前面已经说了，力行社草创之时，就把蒋介石视为唯一的领袖。所以，力行社在正式建立之后，它的成员就多了一项业余生活——将蒋介石塑造成神。
把领袖塑造成神的风俗古已有之，要不然也不会有刘邦斩蛇以及大楚兴、陈胜王的说法。虽说当时已经是反封建反迷信讲科学的民国，但是中国人迷信了几千年，还是喜欢精神崇拜那一套的。于是，力行社成员不管男女，一律开始了一项无聊但又靠谱的事业——窜闲话。
在力行社的众多成员的闲话里，蒋介石就是上天赐予中国人民的领袖。力行社的成员们说，在蒋介石出生时，蒋介石家的堂屋正上方出现了五色祥云，还有九条金龙一直在屋顶的上空盘旋，还有一只大鹏鸟停在屋顶上……在蒋介石开蒙念书的时候，还有一只飞虎（也有人说是飞鼠）停在蒋介石家的房顶上。
力行社的成员们还说，蒋介石从小就不怕劳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每天帮母亲挑水浇菜。有一天，小蒋介石在挑水时，看到溪流里面有很多的小鱼逆着水流奋力向上游游去，于是感慨道：“连小鱼都知道不怕困难，力争上游，何况是人呢？”
力行社中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说蒋介石在日本上军校的时候，教官拿出一块泥土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看，这块泥土就是中国，四万万中国人就是这泥土中的寄生虫。”蒋介石听了十分气愤，就拿起很小的一块泥土说：“这一小块泥土就是日本，五千万日本人就是这里面的寄生虫！”……
力行社的成员们就靠着这样的一系列传言，为蒋介石树立了一个非常正面、非常光辉的形象。在这种形象下，蒋介石以及力行社所奉行的“攘外安内”也就成了一种救民、救国、救世界的行为。
几十年后，台湾著名的剧作家、艺术家，国民党将军的后代冯翊纲教授模仿那个时代人们对蒋介石的崇拜的口气，写下了关于蒋介石“攘外安内”的评价：“委员长领导全国青年浴血抗战，在庐山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要把日本牵制在中华大好河山之内，千万不能把战火蔓延到中国以外，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乃至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啊？这要让日本军阀杀到外国去，外国人不够死的！唯有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之下，大家才这么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满打满算不过才死了一百多万中国人嘛，要是死的是越南人，那越南早就亡国了！所以，委员长是我们的领袖，他就是中国的、当代的、拔尖的委员长，他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委员长，最懂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对全中国、全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而言都是有伟大贡献的历史巨人，只有他以世界兴亡为己任，置中国死生于不顾。”
就这样，力行社的成员在对蒋介石的神化中，催眠着民众，也催眠着自己。而那些后来成为力行社、复兴社乃至军统的元老们，也就依赖着大家对蒋介石的推崇和服从，将军统这个特务组织轰轰烈烈地演绎开来。
前面我们提到的康泽，是参与复兴社命名的元老级特务之一。他出生于四川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困。康泽中学毕业后，家里就再也没钱供他读书了。正当康泽决定在家务农时，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到了四川。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康泽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在老师和同学的资助下，康泽凑足了从四川到广州的路费。除了路费，他几乎身无分文，一路要着饭到了广州。在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后，康泽终于成为黄埔三期的学生，成了滕杰的同学。
说起康泽对蒋介石的忠心，要追溯到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的表现。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十分刻苦努力，即使节假日也从不外出，而是独自坐在教室里认真学习。
一个周末，康泽正独自在教室里读书，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康泽扭头一看，只见一位教官和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同走进了教室。
康泽一看蒋介石走了进来，连忙放下书，立正行礼。
蒋介石笑着问康泽：“你叫什么名字啊？怎么周末也不休息啊？”教官说：“这名学生叫康泽，学习一直很努力。”就这样，康泽在蒋介石的心中留下了刻苦努力的好印象。打那以后，蒋介石一直十分关注康泽，并且对康泽十分照顾，这让康泽受宠若惊，感激不尽。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康泽就被蒋介石派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康泽从一个贫苦人家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变成了留洋的学生，这其中除了康泽自己的努力之外，自然也少不了蒋介石对康泽的照顾，所以康泽对蒋介石忠心不二。
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国民党党员有三百多位，其中最有号召力的就是康泽、贺衷寒、郑介民和邓文仪等几位。
后来，康泽、贺衷寒、郑介民和邓文仪等人经过一番周密的计划后，就以留欧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要求发起以贺衷寒为首的国民党旅莫支部，但最终因为遭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校方的严厉制止，未能建立国民党旅莫支部。
1927年10月，康泽由莫斯科学成回国。回国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后升任国民党江西“剿共”宣传大队队长。康泽无论在军队中，还是在宣传大队当中，一直表现突出，忠心耿耿，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后来，蒋介石在政坛上几起几落，康泽也一直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不离不弃。在蒋介石暂时离开政坛的那段日子里，康泽干脆也离开南京政府，在南京街头开了一家医院，一边探听南京政府的情况，一边蛰伏着，为再次出山做准备。
终于，1932年3月，在滕杰、贺衷寒和康泽等人的努力之下，力行社成立了。后来，蒋介石也东山再起，再次回到了南京政府。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力行社迅速壮大。1932年6月，力行社就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此时的力行社，还很年轻，成员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大多毕业于黄埔军校，而且大多出洋留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力行社是一个由高素质的年轻的军事人才组成的军事机构。
力行社的组织结构
力行社的首任书记为滕杰，负责力行社的一切事务和决策；滕杰之妻陈启坤任书记秘书（陈启坤死后，书记秘书一职也随之取消）；陈启坤死后，滕杰就离开了力行社，贺衷寒任第二任书记；酆悌、刘健群和康泽后来分别任力行社第三、四、五任书记，刘健群与康泽在任此职务期间改称“书记长”。
力行社的第一任常务干事有：贺衷寒、桂永清、潘佑强和康泽四人。常务干事的责任和权力是：解释力行社规则，并且监督规则的实施；制订和修改相应的力行社的奖罚措施；监督力行社各部门的工作；根据时局或者时事修改或者制定力行社的相应的规则和纪律；确定各级干部的人选以及选举规则；监督力行社书记的行为，并向力行社的领袖——蒋介石汇报书记的工作情况；决定力行社在全国的分部以及各地代表的任免；决定同其他政府机构或者组织机构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如果力行社的领导机构遭到破坏，常务干事有权履行领导权等其他职权。
在实际工作中，这四位常务干事直接参与重大事件以及重大政策的决策，而且四位中的任何一人都可以直接拍板决定某些紧急事情，特别紧急的情况下还可以越级甚至越权决定。
常务干事之下，还有胡宗南、邓文仪等12名干事，这12个人主要参与常务干事选举以及重大事件的选举和讨论；在12名干事之外，还有干国勋、戴笠等11名候补干事，候补干事的权力和职责与常务干事基本相同，设立候补干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战争状态之下，如果干事不能行使职责的话，候补干事立刻承担干事的责任，避免组织瘫痪。
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之后，就开始广泛召集国民党各部队的高级军官入会，但是，革命军人同志会号召力再大，也有不买它的账的人。不久，国民党部队中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军人就与没有参加同志会的军人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蒋介石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因为担心这种情况会损害正规部队的团结，就勒令该会停止发展会员，不久之后就撤销了这个组织。
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个组织跟力行社之间交集很多，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两个组织可以说是力行社的两个化身。也就是说，当力行社遇到什么灾难或者力行社的某些人员做出什么不合时宜的事情时，力行社的领袖就完全可以把罪过全部推到这两个组织的头上，从而保住力行社。最重要的是，由于力行社乃至后来的军统的领袖一直是蒋介石，所以力行社的成员绝对不能太多，以免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而这两个组织的建立，就可以掩人耳目地大批招募人才。
力行社从建立初始一直到解散，都一直保持着很小的规模，其成员人数满打满算前后不过300人，而且成员的入会资格极其苛刻，不仅对入会者的资历以及背景要调查个天翻地覆，而且任何一个力行社成员在入社的时候都要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批准。
相比较力行社而言，力行社的两个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招纳成员的条件就宽松了许多。革命军人同志会主要招收部队中的高级军官，革命青年同志会主要招收国民政府各机关中级以上的公务员和一般知识分子。但是这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包括边缘知识分子，至少要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进入这个组织，所以跟革命军人同志会相比，革命青年同志会更多了几分知识分子清谈会的味道，比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攻击性自然也就少了不少，这也是在革命军人同志会被勒令解散之后，这个革命青年同志会还得以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统的前身——复兴社是力行社的第三级组织，到了这一级，复兴社的成员的成分应有尽有，鱼龙混杂，有一般的知识分子，也有边缘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帮会分子乃至社会渣滓。在复兴社的全盛时期，其成员总数一度多达50多万。除了复兴社，力行社还有“亚洲文化协会”、“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中国文化协会”、“忠义救国会”等多个名目众多、遍布全国乃至海外的外围组织。除了这些外围组织之外，力行社还设立了“军官高等教育队”等十几个训练机构，训练各种各样的军官为力行社所用，这些训练机构训练出来的人才，后来大部分也加入了军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