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宪藏制造假币，大肆开展“杉工作”
那么，山本宪藏的“杉工作”究竟是怎样展开的呢？
军统特务们经过细致认真的调查，终于查出了“杉工作”的来龙去脉。
在1938年12月，东条英机下达了全面推进“杉工作”的命令后，不到一个月，也就是1939年年初，以阪田诚盛名义注册资本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一家名为“诚达公司”的机构。该公司迅速扩张，没多久，就在沦陷区建立了53家分店，所谓的“诚达公司”，其实就是“杉工作”的秘密联络站，是“杉工作”得以全面实施的机构保障。
接下来，山本宪藏从面额较小的5元法币入手，开始制作第一批伪币。他迅速回到日本，找到井上源之承，与其一起研制了面额为5元的法币的印版，然后在日本国内伪造了数十万的5元法币，通过“诚达公司”输送到中国，妄图将这些伪币大量投入中国市场，以换取军用物资，扰乱中国市场。
然而，有趣的是，山本宪藏原本以为，选取面额较小的5元法币制作假币，投入市场后，不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也不容易引起百姓们对于假币的警惕。然而，等这些伪造的5元法币运到中国后，山本宪藏才发现，这种5元法币，早就已经作废了。也就是说，这种5元法币早就不在中国市场上流通了。谁叫山本宪藏从来不去中国市场上亲自购物，使用中国的法币呢？结果，这第一次“杉工作”的成果——伪造的数十万5元法币，就变成了一堆废纸，山本宪藏和井上源之承一起被日本高层领导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在伪造5元法币失败后，山本宪藏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潜心研究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终于在1940年，他胸有成竹地故伎重演了。1940年4月，山本宪藏在日本国内，成批伪造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1元、5元、10元面额的伪币，共计500多万元。这一次，山本宪藏的确下了一番功夫。他并没有将印制好的伪币直接通过“诚达公司”投入中国市场，而是经过二次加工，将这些崭新的假币，变成了看起来皱皱巴巴的旧票，然后通过“诚达公司”的物流系统，运往了中国。经历了伪造5元法币的失败，山本宪藏变得极为狡猾，假币运抵中国后，他吩咐“诚达公司”总部以及各个分公司，将所有的假币和市场上流通的真币混杂在一起使用，以免引起国民党和百姓们的关注。
于是，日本的各个侵华机关，包括“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 松林党”，还有日本在沦陷区建立的各个“商社”，都开始使用这些假币。
然而，虽然山本宪藏小心再小心，谨慎再谨慎，还是被军统的特务们发现了蛛丝马迹，并且顺藤摸瓜，查出了“杉工作”的整个来龙去脉。
军统与日特的假币之战
戴笠听到这个惊天的秘密后，格外重视，不仅迅速上报蒋介石，而且专门成立了“对敌经济作战室”，派出大量军统特务，查抄假币，并且严厉打击妄图利用假币抢购中国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日本特务机关。
于是，军统针对日特的“杉工作”，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假币之战。
针对日特的“杉工作”，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以假对假”的反击策略，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实施，全力阻击日特的金融掠夺。
虽然军统和国民党其他相关部门积极应对假币，但日特伪造的法币，还是在短时期内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抗战初期，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就是法币。追溯到1936年，当时100元的法币就可以买一头牛，然而到了1940年下半年，因为日特在中国市场大量投入伪造的法币，套购中国物资，导致法币严重贬值，物价不断上涨，法币越来越不值钱。当时，百姓们手里的钱，竟然会在一天内变得“薄”起来，上午还可以买20斤大米的法币，到了下午，就只能买12斤大米了。
更为恶劣的是，日特机关，比如“杉机关”，还利用“诚达公司”为凭借，从某些一味贪图钱财的中国商人手里购买大量的汽油、药品、火药等战时稀缺物资，以至于国民政府的军用物资紧缺，稀缺物资价格疯涨。
针对日特假币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匮乏，在军统局局长戴笠的提议下，国民政府决定对法币的防伪技术进行改进。
然而，山本宪藏却根据法币防伪技术的改进，一次次改进伪币制造技术。
当时，照相制版技术已经发明，但山本宪藏发现，照相制版不够精致，做出来的伪钞并不理想，所以，山本宪藏决定还是采用原始的雕刻制版。为了侦破国民政府的法币防伪技术，山本宪藏还特意向上级申请，从日本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这两名雕刻技师，可帮了山本宪藏的大忙，作为成熟的雕刻技师，他们使用放大镜，将国民政府印制的法币的花纹和人像，丝毫不差地雕刻在钢制印板上，伪造出了极为逼真的法币。由于当时中国的法币采用美式规格制造，并不像现在的纸币那样，有难以防止的纸币底纹，所以，在雕刻技师做出了逼真的钢制印板后，经过日本国内在正面进行凹印，背面进行平板胶印，又一次次印制出和国民政府发放的法币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法币。
针对这些情况，戴笠再三斟酌，最后向国民政府提议，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这一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
1941年，国民政府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开始对法币进行大改版。军统和日特的假币之战，愈演愈烈。
事实上，军统和日特的假币大战，并没有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因为日特投入了大量的伪币，国民政府为了应对这些假币，又印制了大量的真币，导致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越来越多，货币量的急剧增多，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一次次升级。从1937年到1944年的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虽然这有效地抵制了日特伪币对当时中国物资的掠夺，但是却造成了中国百姓越来越没钱，越来越穷。
在这场假币之战中，军统局还实施了一个更有趣的“以假治假”的策略。在国民政府的密令下，军统局和英、美两大国的造币公司合作，在重庆的歌乐山秘密建成一座伪造货币的工厂。当然，戴笠并不是要伪造法币，戴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量伪造日本钞票，以扰乱日特的“杉工作”。
蒋介石也非常支持军统的“以假治假”的策略，不惜重金从美国造币公司进口纸张和设备，还支持戴笠从中国银行造币厂里挑选技术精英到歌乐山伪币厂，全力推进伪造日币的进程。
然而，歌乐山伪币厂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时日本只有一家发钞银行，那就是日本银行，日本银行所发行的日币，不仅使用了桑皮纸，而且还在这种纸张里加入了一种只有日本本土才有的植物纤维，所以，日币非常难以仿造。
但不管怎样，通过改版法币，加大法币的投入量，以及“以假治假”的策略，军统终于在与日特的假币之战中占了上风，以至于山本宪藏在假币之战中，感慨万千，说“中国实在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