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灰蒙蒙的。风，倒挺凉爽。胡友松到梳妆台前整了整头发，顺手披了件坎肩，便准备陪李宗仁到楼下院子里去散步。
他们刚走到楼梯口，陈贵咚咚咚地急步上了楼梯，神情有些紧张地对李宗仁说：“李先生，北大的红卫兵已经进了我们院子，现正在楼下客厅里等着要见你。”
“天哪！”胡友松刚才还和丈夫谈到红卫兵“造反有理”，没想到十几分钟后，那些“造反有理”的人，居然把反造到家里来了。她确有些谈虎色变，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两脚发抖，不由自主地瘫坐到沙发上。
“陈——贵！”胡友松吓得舌头都有些打颤，“我求求你，求求你！李先生不能下去，他刚从医院回来不几天，他受不了批斗，受不了……”
陈贵没有作声，也没有理会胡友松，他一直盯着李宗仁，注视着李宗仁的表情。他也不知道红卫兵为什么要见李宗仁。
李宗仁毕竟是个将军，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那种生与死、血与火的搏斗，他没少见过。1938年，那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近两万名日本侵略者倒在中华儿女正义的枪口之下。我方将士也尸横遍野，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那是一场多么惊心动魂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大较量，而那场大血战的指挥者，就是眼前这位红卫兵要见的李宗仁。
“若梅，你不必害怕，我下去！”李宗仁话语十分果断，十分坚强。大概，人的素质，人的胆略，常常表现在这样的时刻。
李宗仁走前，陈贵走后，亦步亦趋地下了楼。
胡友松见李宗仁和陈贵下了楼，心都急炸了。她想去拉住丈夫，脚却动弹不得。这一下去，怎么得了？堂堂一个北京市长居然都斗不过红卫兵，你个老朽的国民党前代总统，更是不堪一击了！她头一晕，险些从沙发滚到地板上。约莫过了5分钟，她才从半晕昏状态中清醒过来，强行镇定自己：这种大难临头的时候，不能帮丈夫的忙，反而要他担心，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多不好！她使劲用手背擂了擂太阳穴，又揉了揉脑门，然后支撑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慢慢地移步到电话机前，用抖抖的手，抓起了话筒。
她要拨民革中央秘书尹冰彦先生的电话。这段时间，尹冰彦先生来得少了，但因为自李宗仁回国后，尹先生就是这公馆里的常客，李宗仁对尹冰彦也很相信，所以曾有言相约，万一遇上什么情况，便给他挂个电话，由他向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有关领导反映。由于紧张，脑子乱得像一团无头的麻，胡友松虽然拿起了话筒，却忘记了尹先生的电话号码，平时倒背顺背都一字不差的电话号码啊！
她只好找电话号码簿，可左找右找，却找不见。她走进书房，又走进卧室，又走进她的画室，均不见电话号码簿的踪影。她无可奈何，只好重又走到电话机旁。嗨！那电话号码簿不是明摆在桌上，真是越急越见鬼！
按照电话号码薄的号码，她拨通了尹冰彦先生的电话：“尹先生，尹先生，北大的红卫兵闯进我们家来了，说是要见德公，现在……他已经下楼了，保不定会出意外……”
“嗨呀！这怎么办？”那边的声音也很紧张。
“请你……赶紧和上面……统战部反映一下。”
“好！我马上联系。您过几分钟再给我挂电话，说说情况。”
“尹先生，您可千万不要离开电话机呀！”
胡友松放下话筒，走到楼梯口侧耳细听，想知道楼下发生了什么事，除了听到些营营的说话声外，并没有什么异样的举动。她想下楼去，看看究竟来了些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几次脚已经踏下了一级楼梯，立即又缩了回来。她怕她下去后，给李宗仁又添一份麻烦。大概是看了彭真被红卫兵绑架的小报，有些“闻兵色变”。
胡友松感到口干，可保温壶里的水太烫，倒在杯里马上也不能喝。人急的时候，万事都不顺意。她只好用两只杯子互相倾水，要让水凉快些。
电话铃响了，她险些让开水烫着手。
是尹先生的电话。他先问这边的情况，然后告诉胡友松，他已经与中央统战部联系上了，李先生这里的情况，已经向上面作了反映。
胡友松心里稍稍放松了些，中央统战部已经知道了，总算有了个依靠。要是周总理能知道就好了，可她无法与周总理取得联系。她只好无可奈何地又坐回到沙发上，时而喝一口水，时而又站起来，走到楼梯口听听下面的动静，每隔十来分钟，就给尹先生挂一次电话，一是报告一下这边的情况，同时也给自己壮壮胆。
用度日如年来形容胡友松现在的心理和如坐针毡来比喻她此刻的处境，都是毫不夸张的，一楼之隔，因为她不知道楼下的一幕——
李宗仁和陈贵下楼之后，从容地走进了那个挂着毛主席和他握手的大照片的客厅。6个红卫兵小将在此恭候了他几分钟。客厅里的大照片，当然已经瞻仰过了。毛主席是亿万人民，特别是红卫兵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是最有分辩能力的伟人。毛主席都这么亲切地与这西总布胡同5号的主人握手，至少说明这位主人的地位和所受的礼遇。所以，当李宗仁和陈贵走进客厅时，那些随意坐在沙发上的红卫兵，率先走过来和李宗仁握手，彬彬有礼地寒暄道：
“李先生，您好。我们是北大的红卫兵，今天来打扰您了。”
“欢迎，欢迎！”李宗仁见这些红卫兵居然还很懂礼貌，不像刚才在《造反》报上看到的去绑架彭真的那些红卫兵那么蛮横，心里于奇怪之中又带着几分侥幸。
“我们本不该打扰您。我们知道上了年纪的人多喜欢安静。可这事非打扰您不可，所以冒昧来了。”那个“长袖章”还是站着说话。
“请坐，请坐！”李宗仁频频招手让他们坐下，“我年纪虽然大了，可不喜欢孤独寂寞，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谈。”
坐定下来，李宗仁对一旁的陈贵轻声说：“这些红卫兵很懂礼貌，劳你叫勤杂工小王来给他们上些茶。”
坐在近旁的一位女红卫兵听到李宗仁和陈贵的讲话，赶紧发言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们是来向李先生调查了解一个问题，说清楚了便走。”
“呃！你们到我这儿来了，就是客人。别的没什么款待你们，茶总该喝一杯。”李宗仁执意要上茶，“再说，我本人喜欢喝茶，你们都不喝，我一个人喝，也不礼貌哇！”
红卫兵们没有再说什么，陈贵无可奈何地走出客厅，找勤杂工小王去了。
原来，这些北大的红卫兵是来向李宗仁调查了解何基沣是不是叛徒的问题。
“你们问的，是那位七十七军军长吗？”李宗仁还记得，何基沣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坚决抗日，勇敢督战，衣服被烧坏，腿部受伤，鲜血淋漓，仍坚持不下火线的那位河北籍军官。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即将打响前夕，何基沣与张克侠同率七十七军和五十九军在徐州以北的贾汪、台儿庄防地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李宗仁当然知道。但他不知道何基沣1939年曾经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对，是他。全国解放后，何基沣先后担任过南京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我们所要向李先生了解的，是何基沣起义之前，是否向上司暴露过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或是有过什么自白之类的交待？”
“没有！至少是我不知道！”李宗仁回答得很严肃、很坚决。“虽然1948年何军长起义投诚了共产党解放军，但我以为他始终是个好人，一个爱国爱人民的好军官。”
“既然李先生记得这么真切，请您给我们写份材料，好吗？”领头的那位“长袖章”把问题引入实质性阶段。
“你们把我刚才说的记录下来，我签名好了。”
“也行！”
“长袖章”叫那位女同学用另纸将刚才李宗仁的谈话记录整理誊抄一下，然后便趁空请李宗仁谈起“北伐”、“中原大战”、“国共合作”、“台儿庄大战”的事。
李宗仁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接触过“外人”了。除了院子里的秘书、厨子、勤杂工和警卫人员，他便只能和妻子朝夕相处。与外界的接触，至多是挂个电话。今天，刚看罢《造反》报，便听说红卫兵光临，不免有些惊恐，抱着豁出去的心情下了楼，却见这些年轻人并不野蛮，而且据他们所说，此行造访李公馆，是经过周总理办公室批准才来的。于是他转惊恐为镇定，甚至，真愿意跟他们多说几句话了。
“好，我先给你们说说‘北伐’吧……”
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又刚患了一场肺炎，虽然心里愿意跟年轻人说些往事，但力不从心。李宗仁一边喝茶，一边说起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的事，说说停停，速度很慢，字句斟酌，看得出比较吃力。待那位女红卫兵将李宗仁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长袖章”便即刻转手递给李宗仁，说，“谢谢李先生给我们谈了这么多，现在这份材料整抄好了，请您过目，如果无误，请您在上面签个名。”
李宗仁这才住了口，戴上那副总插在上衣兜里的老花镜，认真地看起那份关于何基沣的材料来。尽管这份材料没有题目，只有某月某日在某处访问李宗仁先生，李宗仁先生说……但他看得出，材料的目的，是要证明何基沣在1939年加入共产党以后，没有叛变过共产党。
李宗仁看毕，向那位女红卫兵要过钢笔，不假思索地在上面签了“无误。李宗仁”。
红卫兵们起身告辞。李宗仁和陈贵把他们送到大门。
红卫兵在李公馆里，整整待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胡友松跟尹冰彦通过10次电话，到楼梯口探听过8次。心，从最先的惊、恐，到后来的急、虑，到再后来的痛、麻……她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红卫兵要抓李宗仁批斗，她甘愿为他承担一切体罚，承受一切折磨！她悄悄地在膝盖上绑敷了一块毛巾，准备去让红卫兵罚跪……
正在胡友松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不顾一切地下楼去时，李宗仁情绪轻松地从楼梯走了上来。
“德公，您……”胡友松见丈夫平安无恙，颤抖着嘴唇，竟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走过去拉住李宗仁的手，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是周总理同意他们来的，打听些旧事。”
“难怪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周总理真了不起，这么乱的时候，还能把他们控制得这么好，这么礼貌。”
“周总理，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