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加8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一个她不仅没听说过就是做梦也梦不着的地方——湖北沙洋。这是汉水流域的一个小镇，镇附近有个农场。那时，农场变成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根据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五七指示”命名的。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干校！北京的政协、统战系统的人员，需要改造锻炼的，多在这里锻炼改造。
像前几年人家觉得农村太可怕，不肯到农村医疗队去，而胡友松却偏偏不怕到农村去一样，短短几天工夫适应了环境之后，她倒也不觉得是一种“劳改”。她采棉花、挖菜地、挖河塘、挑土方……尽管一天劳累下来，她那本就虚弱的身体，感到腰酸背疼筋骨散，但她却没有像受到养母虐待那样去寻短见。
她记得她的德公在世时常跟她说的一句民谚：“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土平瓦盖的房子没有天花板，下雨天四处漏雨，晴天满床是灰，这哪能跟北京西总部胡同和北总布胡同的地毯、花园、红旗车相比？胡友松没有去比较，她反而觉得这地方虽然远离都市，但水很自然，山很朴质，土很厚道。除了工作、劳动时不得不集体行动外，她不愿与人为伍。她喜欢劳动后的安宁和孤独时的思考。
因为离开北京时去向不明，行色匆匆，更因为她属于“改造对象”，不许带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件，她当然无法将李宗仁那尊铜像带来。家具和其他东西在她离开北京之后到哪儿去了，她全然不知，也无法打听。因而，她常常惦念着那尊铜像，那件李宗仁临终前叮嘱她保存的遗物。一次，她梦见铜像不慎被摔坏，猛然吓醒过来，竟一身冷汗，心中不住地念叨：“德公、德公，你可要原谅我哟！”
尽管如此，她还是带来了德公的照片——德公单独照的，他们结婚时在西总布胡同的寓所里照的，蜜月里在北戴河照的。回味，对于曾经幸福过的人是一种幸福的延续。胡友松经常沉浸在这样的回忆里。然而，回忆与现实相比，当然又是痛苦的，她痛苦得有时只一个劲重重复复地轻唱一首歌——那首妇孺皆知的《太阳出来磨盘大》。很难想象，一个曾经要被选去当电影演员的人，一个业余学习过朗诵的人，在丈夫死后，居然两年多沉默寡言，极少说话。如今，她可以对着旷野唱歌了。“要唱要发音啊！”她想，不然，声带就要变硬了。
劳动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能够创造世界，还在于它确实能够改造人。在北京时显得文雅纤弱的胡友松，经过痛苦的磨炼，能够连续挑两个月的土方，并且大碗地吃饭了。
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事物的巧合，胡友松下农村的时间总待不长。1972年5月，她在农村劳动了整整一年之后，便被通知返回北京。
那天傍晚，收工回来，她已经困不可支。这天，她整整干了10个小时的活儿，挖地、平土，活路很重。随意在饭堂里打了些饭，吃过后洗了把脸，她便倒在床上睡了。劳动真好，失眠症不治自愈。她睡得很熟，睡得很香。
突然，一阵紧急的叩门声，把她从酣梦中惊醒。她睡眼惺忪地开了门，来人是干校的最高长官——军代表。“胡友松同志，上面有指示，你明天回北京。”军代表一进门，便开诚布公。
“回北京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回去准会有安排的。你来这里是革命需要，回去也是革命需要嘛！”
“我怎么回呢？”
“这事你只管放心好了。我们派人派车送你到武汉，回北京的火车票都已经派人买好了。”
胡友松确实有些莫名其妙：来时是一批人，走时却只有她一个。她为什么获得这个特别？不说她，就连那位在农场里权威过人的军代表，也莫名其妙！
时间，使胡友松成了一粒棋子。当然，她这粒棋子并不普通。
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的小屋早已另有新主，机关事务管理局只得给她就近腾出了间旧办公室。可是这位起居惊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却只捞上了个北京无线电元件九厂检验工当。一个连厂里也不明不白为啥要塞进来的工人，这个人不叫胡友松，而叫王曦。
胡友松决定趁这次返回北京改名王曦。这个胡姓，本来就是那个跟她养母作有名无实的夫妻的胡勇义的姓，与她毫无血缘关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再说，她已经确切地探得，她那生身父亲姓王，她是王家的女儿。
胡友松（请允许我仍然把她称作胡友松，这样才不至于影响读者的情绪——作者注）开始了她继学生、护士、知名人士夫人、无业者、农场场员之后，一段新奇而又特别的工人生活。
这时候，胡友松33岁。
胡友松还是有福气的。正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岁月，她当上了工人。
北京无线电元件九厂，原是生产军用物资的，后来改成生产民用电子元件——电容器。胡友松的工作是检验出口的元件，主要是用眼观察元件的外观：粗糙、变型、不规整，或是有任何一处不顺眼的地方，她都可以判它“不合格”。这事儿对胡友松来说，简直是太容易、太容易。“宁严勿松”是她的检验标准。零件一拿到手上，前后上下左右看看，便决定取舍。胡友松很随便，因而被她卡下的“次品”、“废品”特多，比一般检验员要多上好几倍。有的工人说：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王检验员太严，她一来，我们的出口任务恐怕就完不成了。头一道工序的人倒也机灵，他们把胡友松检验时扔进“次品”、“废品”筐里的元件，悄悄地又混进未检验过的产品里，转到别的检验工手中，结果，大部分都合格通过。
胡友松觉得工厂的活路比农场要轻松多了，农场里的人，一个个都苦着脸，工人却常常说笑。她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个单身女人。于是，那些乐于做红娘的刘姐张姑们，常找她谈心，问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自告奋勇愿帮忙，可胡友松每每避开这事，顾左右而言他，或是像她十多年前那样，说是“暂不考虑。”
胡友松喜欢跟比她年龄小的工人一块玩儿。侃大山，说笑话，或是谈样板戏。她觉得跟比自己小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得年轻些。她感到年轻的工人很有趣，特别是北京的那些方言俚语，一说就好笑。什么“没治了”、“盖了帽了”……她不仅几天工夫就学得烂熟，而且说起来比别人更有趣，更富韵味。
胡友松似乎改变了她由于李宗仁逝世变得沉默寡言的状况，然而她内心却依旧思念着故去的亲人。她觉得自己眼下的一切变动和处境，依旧与她那位德公微妙相连。
中国工人的工作，并不是太忙碌太紧张的，尤其是在1972年那样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车间里的工人对胡友松的到来，始而并不介意，工人嘛，调出调进是常事；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开始猜测起她的身份来：这王曦究竟是什么人？上班那么随便，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爱来不来。
纸，终于包不住火。更何况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在一起的工人之间。胡友松到北京无线电元件九厂工作两个月之后，有人慢慢从驻厂军代表那里打听得王曦有些来头，曾经是个什么大人物的老婆。厂里是把她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接收的，这个三十来岁的单身女人，居然住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办公室里，那是一般人能住得进去的吗？还有人探得有关部门正在为她物色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