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统特务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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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中统头子徐恩曾之一15

15.抗日期间继续反共

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形容两面三刀的徐恩曾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人不仅阴险毒辣,而且擅长见风使舵。

“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纷纷参与到抗日大潮中去。因为抗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准备再度联手,重拳出击。不过蒋介石“消极抵抗”的做法一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他明着抗日,暗中则寄希望于日本人在各个战线上拖垮共产党。蒋介石的心思,像徐恩曾这样聪明的下属怎么可能领悟不了呢?

与戴笠不同,戴笠虽然是间谍之王,但此人还是有自己的原则。比如抗日,戴笠在“抗日”里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戴笠极其反感日本人,他带领军统在抗日战线上做了不少好事,暗杀日本人、锄奸等等。曾经,在一次抗日动员会上,有个记者问戴笠:“中国靠什么来打仗?”戴笠说:“我们中国有两个不亡的道理,一个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个是哀兵必胜。否则,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绝对等不到自由平等的。”但是徐恩曾就不同了,他是个完全意义上的亡国者,他对抗日不感兴趣,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按照主子原先给他设计好的程序继续对付共产党。尤其是1939年以后,中统局表面成立了一个“日伪调查科”,但只负责摘录、整理日伪公告,抗日八年,未曾破获过一个日伪间谍案。徐恩曾还曾对自己的属下说:“抗日不是咱们的事,咱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对付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统仍然把共产党当成主要敌人。所以抗日战争时期,中统特务中,做汉奸的人要远远超过军统。尤其是中统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后来竟然都成了汪伪76号特务的重要成员。“八一三事件”之后,徐恩曾不但消极抗日,还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

徐恩曾为什么这样做呢?仔细分析,原因有三:

第一,徐恩曾骨子里仇恨共产党!

徐恩曾对共产党的仇恨,应该是从龙潭三杰开始的。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曾经都是徐恩曾最信任的人,尤其是钱壮飞,作为徐恩曾的贴身机要秘书,两人可以说朝夕相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徐恩曾之于钱壮飞就如同蒋介石之于陈立夫一样重要。徐恩曾不仅信任钱壮飞,而且还把“正元实业社”的大权都交给了他。私底下,徐恩曾更是离不开这个帮手,甚至连“翻青楼女子的牌儿”这样私密的个人事情,都交给钱壮飞处理。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最信任的人竟然出卖了他,而且害得他差点为此掉了脑袋。如果不是“半路杀出个顾顺章”,徐恩曾恐怕早就人头落地了。因为钱壮飞,徐恩曾的把柄一直被他的对手拿捏着。在国民党内部,他的政敌多次警告他:如果越过雷池半步,我就把“钱壮飞之事”转告给蒋介石。可见钱壮飞是徐恩曾心中永远的痛,想必他也曾经在深夜的某个时刻低吟: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正因为龙潭三杰,徐恩曾认为:共产党是天底下最坏的!所以他开始不停地报复报复再报复,造谣造谣再造谣……当他得知蒋介石也极其讨厌共产党时,他认定,于情于理自己都应该铲除共产党,而且是必须铲除共产党。

第二,共产党正在与日本人开战,应该趁机下手!说白了,徐恩曾就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是典型的小人做法。“七七事变”后不久,徐恩曾便找陈立夫聊天,屡屡试探陈立夫的口风。徐恩曾说:“现在我党积极抗日,情报战线有所疏忽!而共产党似乎想要借日本人的兵力消耗我党,如此一来,就给了他们发展壮大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大行动力度,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虽然陈立夫也坚持“一致抗日”,但他对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也不好表态。最后,他含糊其词地告诉徐恩曾:“抗日也要进行,情报工作也不能放松!现在一致抗日,抗日是主线,搜集情报是虚线!你自己看着办吧!”言外之意,陈立夫放权给他,让他自己决定。徐恩曾想,既然领导都同意了,为什么不加强力量继续打击共产党呢?于是他下令,派高级特务范振中、刘桂、田崑生等人去陕甘宁边区。因为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如果在那里打开缺口,共产党就岌岌可危了!

第三,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行事!不管什么时候,蒋介石都认为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威胁,即便是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也没少提防共产党。“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答应了抗日,共产党也暂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蒋介石却施了一计,把杨虎城和张学良囚禁起来,借机成立了一个“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刚刚形成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就这样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化解了,可见蒋介石的深谋远虑,既可以撤掉两个不听话的属下,又可以跟共产党针锋相对。当然,毕竟国共合作已经成形,蒋介石不敢盲目翻脸,于是他转换思路,由“清剿”改为封锁。而此时,曾经的陕甘宁边区主席张国焘竟然偷偷密会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似乎想要借机谋求发展!张国焘就在那个时期,脱离了共产党,叛变了革命。作为蒋介石的下属,徐恩曾当然要替主子分忧解难,他深知,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机密国民党大都一清二楚,在中统档案室,甚至还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会议的会议记录。但抗战后,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了延安,距离南京数千里之遥,中统特务很难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增派特务人员去陕甘宁边区。于是他在抗战后,依照蒋介石的思路,在陕甘宁边区做起了特务工作。

不过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是蒋介石,“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曾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就是说,在他的统治道路上,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于是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故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吾国当此内忧外患之来,军事与外交当局所恃者,唯有耿耿一片爱国之赤忱,竭其愚忠,尽其职责,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毁誉荣辱,更非所计。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选自《蒋介石传》)但是后来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才慢慢放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对抗共产党。此时,中统局成立了“日伪情报科”,这个名字仅仅是一个幌子,中统局的主要对手还是共产党。

“日伪情报科”成立后不久,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竟然通过了一项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而此后,国民党又陆陆续续通过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方案。得知蒋介石推出这一方案,毛泽东亦是震怒,他说:“此方案完全是针对共产党的,这样的做法不但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团结,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是蒋介石如此回应毛泽东:“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搞割据,况且大战在即,显然共产党的队伍素质较低,目无军纪,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甚至开始向外扩张,壮大力量,企图推翻国民党!”蒋介石一本正经,脸不红心不跳,淡定自若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徐恩曾也开始积极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于是国民党内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尤其在1939年的4月至1940年的3月份,逮捕杀害共产党数千人。其中1939年4月,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200余人;1939年6月,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的部队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杀死八路军400余人;1939年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同年12月,阎锡山也响应蒋介石的反共大旗,制造了著名的“晋西事变”,阎军孙楚部暗结日伪军,进攻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千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

16.中统力量的瓦解

一系列的反共事件也在刺激着徐恩曾,他有些坐不住了。说句不太好听的话,他开始眼红了。作为中统局的头头,他既没有胡宗南、阎锡山的兵权,也没有“军统”那样的特殊权力,他只能按照既定的方式层层渗透,东边点把火,西边放声枪。而此时徐恩曾觉得,既然“攘外”不重要,那就更加应该“安内”了。但是他考虑到共产党的根据地搬至千里之遥的延安,而“中统”的力量在西北、西南地区是比较薄弱的,他只能调整“棋局”,将原来上海、汉口、江苏、天津、北平等地的特务(尤其是暴露过身份的)撤出一部分,补充到西南、西北战线上。

与此同时,他还将中统进行了一定的扩充和整编,着手对上海地区的特务机构进行改革。叶秀峰曾经的下属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郁闷了许多年后,竟然神奇地得到了徐恩曾的重用。其中徐兆麟被任命为上海区区长,陈宝骅被任命为上海特派员。徐恩曾最相信一样东西:电台。信息战离不开电台,所以他增派了一批玩电台的高手补充力量,加强特务的战斗力。这些通讯员分布在上海不同的角落,逐渐将上海布控成一张电台网络。中统的各个通讯员在保密期间都各自为单位,从不横向联系,这也是徐恩曾建立中统特务帝国的一大特色。但是化整为零也有化整为零的风险,由于这些特务常年奢靡成性,早已不是特务训练班时候的特务了。为了一点银子,冒着生命去干活儿,他们觉得有些不值。于是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兼职”,想办法赚些外快。找来找去,这些特务找到了三个门路:第一个门路,重新加入帮派,跟着帮派老大混,比如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第二个门路,跟着日本人混当汉奸,当然这个活儿也不容易干,日本人一向比较残忍,而且擅长过河拆桥。第三个门路,加入汪伪政府76号。起初徐恩曾还十分自信,他认为依照过去的经验和人脉,想要在上海滩做出点成绩并不太难。然而机关算尽的徐恩曾没有想到,连李士群、丁默邨这样的大特务都纷纷转投汪精卫门下,其中周佛海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邨和李士群则担任“特工总部”正副主任。这些人不但了解中统,甚至和徐恩曾私交甚密。在他们的招揽下,小鬼们纷纷前来投靠,大批中统特务投奔汪伪76号,其中:原上海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苏成德成为汪伪76号的第四厅厅长,原中统局财政部的马啸天成为日伪政治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原上海平绥路特务室主任胡均鹤、上海特区区长张瑞京、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先后投奔汪伪76号,随着越来越多的中统特务改换门庭,中统在上海的力量基本瓦解,所谓的对日伪的情报活动反而成为替日伪效力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