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二九惨案”
为了向蒋介石表明自己的忠心，叶秀峰屡屡举起屠刀！其中以上海制造的“二九惨案”最为震惊全国。
日本投降之后，国内人民迫切希望过上和平稳定、没有硝烟的生活。但是国民党当局却不断与美国进行勾结，置全国人民意愿于不顾，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不仅是最大的工业城市，而且还是民族工业集中地，其受冲击的程度可想而知。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该条约表面看似平等，而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的远洋运输及生产技术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国实现其中规定的权利。按照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的一句话说：“中国全部领土，全部事业一律对美国开放。”签了此条约之后，美国货排山倒海般进入中国，什么花旗蜜橘、克宁奶粉、玻璃丝袜、牛肉罐头、美国服装等消费品真是琳琅满目。
美国货大批量涌入上海，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崩溃。美货成了“美祸”，而中国的剩余物资也无人问津，成了大量的“剩余灾祸”。据统计，1946年8月至12月期间，整个上海市倒闭工厂1000多家，失业人口有20万之多。以制袜业为例，上海原有制袜公司500余家，自美国丝袜大批涌入上海之后，由于美国丝袜质量好、价格低、款式新挤垮了上海的民族丝袜行业。上海的制袜厂最初每天只能开工2～3个小时维持，到了后来索性通过歇业来减少损失。以罐头业为例，当时上海的各大商店、市场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国罐头，而上海本地工厂生产的罐头却大量积压，以致变质、发霉。原本170余家罐头厂到1947年2月之前，只剩下50余家，其他行业也是如此。可以说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堆着过去当作“奇货”的美国货。美国货如同洪水猛兽般冲击着中国的市场，当时上海的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国货五大公司的销售额大幅度缩水，已经濒临破产。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迫切希望成立了一个组织，为自己争取利益。
在此之前，上海工人与日本人以及国民党政府进行过多次抗争。
“七七事变”刚刚发生后，上海百货业职工曾经发起组织过战时服务团，参与了战地救援、灾民救济、广播抗战新闻等工作；1939年，上海百货职工还曾经因“改善生活待遇”与汪伪政府进行过对抗；1945年9月至1946年3月，上海百货业职工进行了第五次“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通过历次斗争的磨炼和经验积累，上海百货业职工已经摸索出一种“保护自己、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法。
1947年2月，上海百货工会提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口号，此口号恰逢中国国货公司成立14周年，颇有纪念意义。2月5日，上海百货工会召开了百货业职工积极分子座谈会。座谈会上，积极分子们纷纷发表意见、看法，与此同时便成立了一个“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简称“爱抵会”。
2月6日，“爱抵会”发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宣言，并说明抵制范围仅限于奢侈品、消费品以及国内厂商所生产的产品替代品。
2月7日，“爱抵会”向全上海的公会和工商单位发来请柬，邀请他们于2月9日在新都剧场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成立大会。
2月8日，“爱抵会”又发表了“告各界人士书”，号召大家不能坐以待毙，必须拯救自己的命运。就当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时，新都剧场的老板遭到中统特务威胁，竟然打来电话说剧场另有他用，不再外借！无奈之下，只能临时将会议地点改为南京路劝工大楼三楼的一个会议室里。
2月9日一大早，许多爱国群众早早就向南京路劝工大楼出发了。早晨9点，会场里已经坐满了人，甚至一些有名望的社会名流也来到劝工大楼参加大会，其中就有郭沫若、邓初民等。会场气氛庄严热烈，五百多名百货业代表开始齐唱《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和《美国货，害人精》等歌曲。歌声落下，郭沫若、邓初民便应邀上台讲话。
远在南京瞻园里办公的叶秀峰接到中统局上海办事处发来的电报，电报称：数百人百货业代表图谋不轨，借机闹事！叶秀峰感到事态不妙，于是致电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大会召开。叶秀峰担心季源溥工作出现纰漏，还专门致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与他互换了意见。
当郭沫若等人刚刚放下话筒，三楼会场大门突然被一群手持棍棒、铁尺的流氓、特务撞开。会议招待为了维持秩序，于是走过去劝他们道：“会场已经挤满了人，不好意思！”此时暴徒们瞪圆眼睛，如同疯狗般狂吠道：“为什么他们能进，却不让我们进？你真是狗眼看人低啊？”伴随着一声“打”，暴徒们不分青红皂白举起凶器便向无辜群众身上打去。此时许多人联起手来一边反抗，一边掩护女同志撤退。
永安百货的员工梁仁达愤怒地质问暴徒：“我们爱用国货，你们为什么打我们？”
当梁仁达刚刚说出这句话，便被暴徒拖出来，从三楼追打到二楼，又从二楼追打至一楼。梁仁达抵不过暴徒的棍棒和铁尺，脑袋被打出一个大洞，最后气绝倒地。
郭沫若和邓初民在众人的掩护下，翻墙进入劝工银行避凶。而在场的其他人则联合起来，握紧拳头开始向暴徒们反击。棍棒、桌子腿、烟灰缸等等统统成了随手可得的武器。最后暴徒们控制不住局面了，随着“一声枪响”，特务们开始纷纷撤退。挨打的人们乘胜追击，他们高呼：“下楼抓特务了！”人们从会议室里冲出来，结果又遇到早早埋伏的大量的特务和打手。有人回忆道：“当时真是惨不忍睹，许多员工被暴徒们拖到街道上继续围殴，地板上、楼梯上、墙上、门扶手上到处都是血迹！”新新公司一名职工被暴徒拖至劝工银行门口进行暴打，几个暴徒还跳到他的身上猛踩。中国国货公司的年轻职员高宗耀被暴徒打得脸部浮肿，满嘴是血。后来街头上的路人也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暴徒们的无耻行径。
整个暴力事件大概进行了40分钟，除了暴打无辜职员和街边群众外，他们还抢劫了与会职员的财物，其中包括大衣、皮鞋、西装、腰带、金戒指、手表、钞票等等。街头巡逻警察见此场景，不但没有逮捕他们，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地走开了（很显然他们是一伙的）。后来暴徒们丢下木棍、铁尺等纷纷上了吉普车逃逸。街上到处都是受伤倒地的职员，哀号声连成一片。
暴徒刚刚离开，被叶秀峰安排好的河南路黄埔分局的警察出动了。警车来到劝工大楼门口，目的竟是为了抓人。他们把那些受伤的职员强行带上警车，有的职员伤势严重，也没有得到“特殊对待”。后来警察局还致电上海各大医院，声称这些职员统统都是政治犯，禁止给予治疗。
被捕的21名职员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候审室里，由三个特务进行轮班看守。这21名职员彼此并不熟悉，却因为“一致抵制美货”而被关押于此，真是有点难兄难弟的味道。一个职员叹了口气道：“没想到爱国也要遭此劫难，这个政府完蛋了！”另外一个职员则说：“这些无耻浑蛋只能欺负自己人，算什么本事？”
审讯的问题也不外乎那么几个，诸如：“你叫什么名字？”“你为什么参加演讲会？”“唱反美歌曲是谁指使的？”“爱抵会的发起者是谁？”等等。由于被捕的职员坚强不屈，审了大半天也没审出个名堂来。警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无罪释放被捕的百货职员。此次“劝工大楼事件”共导致一人死亡、百余人受伤，一时轰动了整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