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魔爪伸向台湾
劝工大楼之痛还没有消退，海峡对面的台湾又“祸起萧墙”！这起惨案的实施者，还是中统局第二任局长叶秀峰。
1945年10月25日乃台湾“光复”的日子，所谓“光复”，就是收复失地的日子。台湾人民历经50年的殖民统治后，终于可以当家做主了。但是台湾“光复”后，物质匮乏，物价飞涨，粮荒严重，治安环境恶劣，百业萧条，失业人数暴增……国民党当局并没有认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而是采取了错误的管理方式。正是因为如此，台湾地区的矛盾激化，问题似乎比“光复”前还要严重。国民党当局的错误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专制独裁
曾有社会学家分析：专制独裁才是导致矛盾和战争的根源所在。蒋介石是总裁，所谓总裁，就是专制独裁的意思。日本人投降之后，国民党当局就接管了台湾。可以说从司法、立法、行政、军事等完全照搬国民党那一套。于是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深了台湾地区的各种矛盾，而“战争”似乎也一触即发。
二、政治上排斥台湾人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地域歧视。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国民党似乎总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清剿异党，总是靠利益集团选择用人。蒋介石如此，他的手下也是如此。自从国民党接手台湾，蒋介石便派遣自己的部下管理台湾，而台湾当地人却鲜有机会与政治挂钩。于是“天平”向一侧倾斜，这种不公平令台湾人怨声载道。
三、利益冲突
日本统治台湾长达50年之久，遗留下来的日伪资产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几乎占据台湾GDP的90%。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当局将日伪资产统统劫收上来充公。也就是说，谁控制住日伪资产，谁就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后来国民党还在台湾设置了贸易局和专卖局，对贸易、烟酒等实行政府专营！种种行为下，都与台湾的民间企业、财团等发生利益冲突，更加激化了“问题”的矛盾。
台湾人本以为“光复”之后，便能过上当家做主、富裕丰饶的生活。没想到国民党的统治不但没有带来改观，而是每况愈下。于是无数的失望变成了绝望，无数的绝望又变成了仇恨。他们恨大陆人，更加恨国民党。
1946年，蒋介石参加了台湾光复一周年的庆典活动，作为总裁，他如滔滔江水一般大侃、神侃。结果台下听众反应平平，甚至连零星半点的掌声都没有，此事令蒋介石非常失望。
更搞笑的是，蒋介石刚刚离开台湾，便有人挂出一幅漫画：“狗去肥猪来”，用以讽刺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
后来还有一台湾大学教授发牢骚：“你们美国人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宏大量，而对于我们台湾却如此残酷？你们只给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却给台湾放下比两颗原子弹厉害1000倍的蒋介石。”
说到这里，还要提一个人物：陈仪。此人是光复后的第一任台湾“省长”。陈仪，字公侠，绍兴东浦镇人。此人与蒋介石是同学，私交不错。1941年12月，此人就任行政院秘书长兼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1944年，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收归台湾开始做准备。台湾光复后，蒋介石命令他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上任之后，可谓是大权独揽，十分跋扈张扬，蒋介石为了制衡他，只好派CC系成员李翼中来台湾。但是台湾党部成立之后，身为国民党党员的陈仪，与国民党内的CC系成员一向不睦。他任用了很多与省党部不合作的人士，如宋斐如、刘启光、沈仲九、周一鹗等，排挤CC系成员李翼中，于是令台湾省党部与市党部工作难以开展，令制衡他的李翼中十分苦恼。后来李翼中打报告给中央党部，要求约束陈仪。不过陈仪是个独断分子，他没把李翼中放在眼里，而台湾也变成了陈仪一个人的政治舞台。
与陈仪相比，CC系成员李翼中却实实在在做了点“好事”。为了让国民党在台湾扎根，李翼中组织访问团率领张兆焕、林紫贵等人去新竹、台中、苗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苏澳、宜兰、淡水、北投、台北、基隆等地视察工作，历时三个月，足迹遍及整个台湾。访问团本着“宣传重于组织、了解重于开展”的原则，慰问台湾群众，宣扬三民主义，宣达国民党中央，同时招纳优秀分子入党。李翼中多次举办“三民主义宣传大会”，与地方士绅及农工等各界领袖进行沟通，并择优介绍地方领导入党，成立区分部。后来一些大陆来的政客“汲引私人、乘机舞弊”，引起台湾民愤。1946年7月21日，李翼中在“国父纪念周”上分析了台湾省政治现状，并找出官民隔阂的症结，勉励台湾群众协助政府肃清贪污，共同建设幸福美好的新台湾。李翼中还成立了一个清查团，专门清理台湾各党派组织里的贪污腐败案件，后来竟然查出许多令人发指的贪腐案件，其中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变卖政府财产，获益几十万台币；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案等等。
台湾不是政治“演练场”，岂能让这些政客折腾来折腾去？就连上海《观察周刊》也如此报道：“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果不其然，暴动终于发生了！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得到“走私消息”，于是派叶得根、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傅学通六名查缉员前往缉查。当他们抵达淡水时，仅仅查获了五箱走私香烟。后来，一个“眼线”举报说：“走私货已转移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于是叶得根等人便去缉查、抓人。下午7点30分，当他们来到那个地点时，走私贩早就闻讯逃跑了。他们仅查获一位40岁寡妇林江迈和她的几包公私烟。叶得根等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暴力执法，将林江迈的公私烟和现金全部加以没收。林江迈仅仅是个寡妇，几包公私烟恐怕就是其全部家当，于是她跪下来向叶得根等人哀求：“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的香烟还给我吧……”但是叶得根置若罔闻，不予理会。当时围观的群众非常之多，纷纷替寡妇林江迈求情。林江迈情急之下，一把紧紧抱住了缉查员的大腿。
“放开，再不放手，我可就动手了？”叶得根目露凶光。
“请你们高抬贵手，给我留一条活路……”林江迈继续跪在地上哀求。
缉查队员的“暴徒面貌”毕露，挥起拳头雨点般地朝寡妇林江迈打去。林江迈寡不敌众，被打昏过去。此时围观的群众急眼了，怒斥缉查队员的暴行。
他们喊着：“阿山不合理！”
也有人怒斥：“猪仔太可恶……”
此时缉查队员也慌了神儿，而穷凶极恶的缉查队员傅学通掏出手枪鸣枪警告，竟然击中了无辜。此时围观群众的火气完全被点燃了，他们砸烂了缉查队员的卡车，强烈要求警察局枪毙傅学通。
2月28日一早，广大群众联合起来，他们一边敲着锣，一边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走到台北专卖局的时候，情绪一下子失控了。他们冲进专卖局，对专卖局的职员进行殴打，结果打死了两名，打伤数名。而此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宪兵队人数有限，所以未敢轻举妄动，此事马上就传到远在南京瞻园里办公的叶秀峰的耳朵里。
“台湾调统室来电，台北民众围攻专卖局，我们怎么办？”叶秀峰的机要秘书将电报递给叶秀峰。
叶秀峰并不以为然：“让他们闹吧，形不成气候的！”
“我们是否回电？”
“不，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做定论！”叶秀峰拿起旁边的报纸，悠然自得地喝着茶水，此事并未引起叶秀峰的重视。
但是台北街头，形势却进一步恶化！下午1点，一批群众来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希望陈仪站出来讲话。陈仪有些惊慌，由于他将自己的部队悉数调回大陆，担心“暴民”反水，于是进退两难。此时人群中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三人，伤三人，顿时乱作一团。民众开始高呼：“打死人了，政府给予说话！”甚至还有人喊：“推翻他们，把他们赶回大陆……”
下午2时，广大群众在中山公园聚会，进而占领了台湾广播电台。广播电台先后用闽南语和日语向广大民众发布：“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当年的台湾，无线电广播相当普及，民间收音机达数万台。台湾各地民众听到后无不义愤填膺。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抵抗风潮”很快在整个台湾蔓延开来。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得知“台湾民变”，立即掉头返回了上海。台湾广播电台被民众控制之后，长官公署失去了舆论导向，使台北一隅的事件迅速蔓延至全岛。事件发展早已超出陈仪的预料，他只得将所有部属连同家眷等尽可能集中于公署大楼。由于军备不足，军械仓库缺乏足够警卫兵力保护，原本无武器的群众抢夺武器弹药，清洗了台北军火库，与台北国民党军形成武装对决之势。
此时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叶秀峰终于坐不住了。他拍桌子发飙：“因为几盒私烟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看来不采取措施是不行了！”他站起来，焦急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事关重大，他决定采取行动。他决定先向蒋介石汇报一下，然后拿出自己的措施。
他匆匆来到总裁室，此时的蒋介石脸色也不好。蒋介石见叶秀峰来了，便直言：“台湾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吧？这群民众也太无法无天了！围攻政府，这不是准备造反吗？既然你来了，就讲讲自己的看法吧！”
“陈仪将自己的部队悉数调回大陆，他身边的军警人数有限，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依我看，要出兵控制一下。”叶秀峰十分冷静，对于民众暴动，叶秀峰向来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
“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必须要有措施。这个陈仪，调自己的兵回大陆，简直是开玩笑嘛！你说派多少人过去最为合适？”
“三个师！”
“好吧，我这就安排部队火速前往台湾！如果掌握到新信息，你要及时汇报，以免贻误战情！”蒋介石接受叶秀峰的建议，于是电令驻昆山21军：“全军开台平乱，146师从吴淞直开基隆，145师从连云港开高雄，限3月8日前到达。”
得知蒋介石派兵，叶秀峰十分有成就感。回到中统局，特务们问他结果如何？叶秀峰笑着道：“平复之事，向来以枪杆子解决问题！总裁是顶顶聪明之人，怎能按兵不动呢？”
不过此时，台湾民众已经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群众，处理大纲32条，旨在“台人治台，高度自治”，要求长官公署接受他们的要求。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台北市中山堂为应对“二·二八”突发事件进行紧急磋商，并成立“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大会推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七人为代表谒见陈仪，要求撤销禁令，释放被拘民众。下午5时，陈仪向全省发出广播，答应黄朝琴等人提出的要求，派民政处长周一鹗、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与台北市参议员等台湾当地代表等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3月2日，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等一千多名师生联合起来，对陈仪进行严厉谴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增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民间代表林献堂和《自由报》社长王添灯等人举行首次会议。无奈之下，陈仪向全省发出第二次广播，宣布宽大措施四条：
一、参加事件的人民一律不加追究；
二、被拘捕者准予释放；
三、伤者给付治疗；
四、死者优予抚恤。
但此时并未得到台湾民众的正面回复，局面有愈演愈烈之势。
3月3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与柯远芬等人商议，成立宪警民维持治安联合办事处。与此同时还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治安，随后台湾各地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分会。
3月4日，中央社台北分社致电南京：“记者根据截至今日9时，分访各方面之观察，目前危机依然重重。适自军方获得消息，台中宪警均被缴械，嘉义暴民刻正包围军队，而掌握全省电力之台电公司，现已全由台人控制。倘各地情势再行恶化，倘台北刻已无米可购之市民，一旦变为饥民，则未来局势，更将不可设想。欲谋解救眼前之局面，多方面均认为中央宜及早处理，不可失之太迟，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且宜即派大员莅台，协助陈长官处理。但尤堪考虑者，即台省地方政府威信已失，中央出面处理时，必须步步稳健，不可再使中央政府失去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