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风光的劳工科科长
纵观季源溥在中统局的岁月，最辉煌的还应该是他担任劳工科科长的那段岁月。1934年冬天，徐恩曾成立了浙赣铁路调查室，任命瞿绥如为该室主任，谌小岑为该室肃反专员。后来这两人随铁道部部长曾养甫一同调至广东任职。随后，徐恩曾派季源溥担任铁道部劳工科科长，打入铁道部内部。
季源溥上任后立功心切，希望短时间内取得成效。
要想立功，首先要抓捕共产党以示决心，于是季源溥开始四处寻找共产党员。
有一天，季源溥来到一个流动书摊，发现此书摊竟然贩卖进步书刊。季源溥怀疑此书摊是共产党办的，于是交代手下对此书摊的摊主进行跟踪调查，以落实身份。
几日后，一个特务向季源溥汇报：“科长，书摊的摊主不是陌生人，而是自己人！”
“什么？自己人？”季源溥皱起了眉头，继续问，“这个人到底是谁？”
“是衡阳车站的黄站长！”
“也许黄站长是共党打入我党阵营的特务呢？”季源溥吩咐道，“你们继续跟踪调查黄站长，发现异常，果断逮捕！”
特务们继续监视黄站长的一举一动。
当时，这个衡阳站的黄站长，为了发泄个人情感，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几篇“反动”文章。这几篇“反动”文章，便成了季源溥将他打成共党分子的有力证据。于是季源溥指示特务将黄站长拘捕，并将其带回劳工科亲自审问。
“黄站长，知道这次请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季源溥眼露凶光。
“不知道！”
季源溥将搜集来的几份报纸摆到黄站长面前：“证据在此，你还想抵赖？”
“你认为我是共产党？”黄站长笑了，“我是赤诚的国民党党员，你说我叛变我就叛变了？现在党国腐败不堪，难道还不许自家人说几句？”
这两句话竟然难住了季源溥，毕竟季源溥还没有黄站长私通共产党的确凿证据。无奈，他反问黄站长：“难道共党分子的脸上会写着‘共党’二字吗？黄站长，我希望你能够好好配合，只要你说出铁路系统的共党分子的人员名单，我不但会放了你，而且好处也是大大的！”
“不是就是不是，凭什么说我是？”
黄站长跟季源溥争吵起来。季源溥恼羞成怒，吩咐特务们对其实施刑罚。但折腾来折腾去，黄站长也没交代出什么来。
此事随即在衡阳铁路职工中传开了，铁路职工们纷纷罢工，向铁道部劳工科科长季源溥施压，要求释放黄站长。眼看“工作”上毫无进展，又找不到丝毫有力的证据证明黄站长是共产党，季源溥只好释放黄站长。没几天，黄站长就申请调离了衡阳火车站。
送走了黄站长，季源溥又迎来了粤汉铁路党部书记徐锡巽。徐锡巽在任期间，因为个人思想倾向的问题，遭到铁道部免职。但季源溥鉴于此人在粤汉铁路上工作多年，有一定的人脉，重新起用他担任粤汉铁路职教委员。
1938年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兵撤武汉。与此同时，沦陷区铁道部的员工们也纷纷来武汉扎堆儿。一时间武汉人满为患，大家纷纷向国民政府开口要救济、要工作。而国民政府立足未稳，只能想办法敷衍拖延。但敷衍拖延也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党部致交通部部长张嘉傲，请张嘉傲拿出个主意。
张嘉傲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季源溥最合适做群众工作，于是找他商议：“汇川啊，近期从沦陷区的铁路上来了一批人，这些人来了之后无事可做，时间一长恐生事端。过去你在党务调查科管理过人事，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您所说的我早已有所耳闻，只是谁来授权我去处理？”
“这个你放心，上级已经发话了，只求稳住这批人，不要生出事端，至于谁去负责，我说了算！”张嘉傲如是回答。
季源溥听了心中十分得意，这正是他借机扩大自己势力的好机会，于是他信心十足地对张嘉傲说：“部长请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绝不会让部长您失望！”
季源溥来到武汉街头，果然看到江边站着一群无所事事的铁路职工。于是他脑子一转，一个计划新鲜出炉：要想笼住这群人，必须成立一个组织，只有成立了组织，这些人才能为己所用。当然，仅仅有组织还不行，还要让他们接受思想改造，只有这样，才能人尽所能。于是季源溥下令，让手下的特务们拿着喇叭号子去街头“拉皮条”，劝说大家到铁道部劳工科来谋出路！在特务们的诱骗下，数百名铁路职员来到了季源溥的办公室的门前。
季源溥挺着肚子，踱着方步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先是一番自我介绍，然后吹嘘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党国创办的这个‘赈济委员会’，就是为大家而创办的，可见党国的良苦用心！当前抗战形势严峻，希望大家体谅政府，凡事以大局为重。”
季源溥讲完话，便将这些铁路职工带到湖南湘潭开始集训。他把前来报名的铁路职工进行编号，然后带着他们来到湖南湘潭，成立了临时训练营，训练时间为三个月。
训练内容主要有两项：
一、政治思想灌输
无非是灌输老生常谈的《三民主义》、《唯生论》之类的书籍上的思想。
二、特务技能训练
此训练质量与中统局的特务训练没有可比性，仅仅是盯梢、乔装打扮等简单技能。
三个月后，季源溥将这群人集中编为交通员工服务总队，这里的“服务”无非是特务工作。总队下又设四个大队，四个大队又下分中队。季源溥任总队长，季源溥的心腹则担任下属大队队长。
那段时间，季源溥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交通员工服务总队上，他几乎天天视察工作，偶尔还会召开总结大会。为了保证培训质量，季源溥还从调统室抽来督察员若干，对大家进行思想监督和学习监督。
季源溥以为，自己这样积极努力，大张声势地行动，一定会令交通部部长张嘉傲放心和开心。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张嘉傲觉得季源溥太出风头，野心膨胀，唯恐自己日后不能控制季源溥，在一年之后，竟然自作主张解散了交通员工服务总队，这令季源溥十分伤心。
在交通员工服务总队被解散后，季源溥成立了“中国劳动协会”。成立了劳动协会后，季源溥不遗余力地奔走各地，积极地拓展自己的“劳动分会”。不久，他与粤汉、湘桂铁路中统室的特务们开办了第一个劳动分会：衡阳劳工分社。该社一成立，便大肆扩编。季源溥说：“一定要按照‘组织发展组织，人发展人’的思路扩大分社规模！”事实上，衡阳社后来发展了数百名“特务”，成为中统外围组织的一股重要力量。
1943年，季源溥的劳工社已颇具规模，季源溥在重庆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劳工社代表大会。
各地分社成员在接到开会通知后，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到重庆。
会议期间，季源溥还选出了劳工社理事会的理事长和理事，季源溥本人出任理事长，理事则是由几个中统特务担任。
会议结束后，有特务偷偷问季源溥：“会长，你为何不另起炉灶，自立门户呢？”
“这当然不可以，我们是中统的中坚力量，一定要效忠中统局。”其实季源溥说的都是违心的话，他正在为自立门户努力奋斗着。
不久之后，季源溥便在广东、福建、兰州、上海等地开设了“劳工分社”。尤以上海劳工分社在抗战胜利后劫收日伪资产方面“贡献”突出。
上海分社成立后，季源溥将劳工社的日常事务交给上海工运组组长吴光远处理。吴光远也很给力，在国际电台和电信局发展了十多名成员，并将上海工运组改名为“劳工协进社”。该会打着“劳工”的名义，监视搜集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为中统局提供进步人士黑名单。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劳工组织，季源溥还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劳工协进社理事会议。中国劳工协会愈发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然而，劳工协进社却屡屡因为缺乏资金而运转不灵。因此，吴光远多次向季源溥提及，季源溥却无可奈何：“国难当前，资金紧张，党部不给拨款！”
后来，季源溥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开动脑筋，四处寻找商机。当时上海滩流行三样东西：美国的玻璃丝袜、胡蝶的电影以及梅兰芳的京剧。季源溥是个京剧迷，于是他打算向“京剧”下手。
经过一番思考，季源溥吩咐吴光远：“既然协会缺钱，那就筹办义演进行募捐！”
“义演？”吴光远皱着眉头问，“这样能行吗？”
“肯定行，你负责找个剧院就成了！”
随后，季源溥假借建立劳工组织的名义，派特务李永祥去请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京剧大师参加义演。这三位京剧名伶都是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当局颇为不满，一致拒绝参加义演。
李永祥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就向季源溥汇报：“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这三个老东西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不就是唱出戏吗？让他们义演算是给足他们面子了！没想到这帮人还真拿自己当回事，端起架子来了！科长，你说咱怎么办？”
“看来，还真是给脸不要脸了！”季源溥目露凶光，“我倒要找座大山来压一压他们的气焰！”
随后，季源溥致电叶秀峰和陈立夫、陈果夫，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邀请名伶们来参加劳工协进社的义演。
在季源溥的游说下，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答应了他的请求。
季源溥随后又派李永祥再次到三位大师的家门前送请帖。李永祥使出浑身解数，加上陈立夫、陈果夫和叶秀峰的电话邀请，梅兰芳、周信芳和马连良三位大师终于同意参加劳工协进社的义演。
义演设在上海市西藏路皇后大戏院，这家戏院是当时上海设施一流的大戏院，许多名伶都曾在这里登台演出过。季源溥还找来上海滩最好的设计师，制作了几张巨幅海报，悬挂在皇后大戏院的两侧，招揽观众。
此次义演，演出阵容强大，堪称上海滩有史以来最豪华、最有实力的“京剧名伶秀场”。演出门票也贵得很，据说每场门票15万新法币一张，普通人是绝对看不起的。
义演连续演了三天，场场爆满，三天的门票收入可谓一笔庞大的财富。这是季源溥筹划的最为风光的一次活动，不仅名利双收，而且让陈立夫、陈果夫和叶秀峰都对他啧啧称赞。
然而，上海劳工协进社的发展并不顺利，协进会在争夺上海工人工会实权时，与上海另外一家工会上海工人福利委员会（简称工福会）发生了矛盾。工福会声称，工人社会福利的问题本该工福会管理，与劳工协进会无关，可季源溥怎肯放手上海工人工会。
后来，工福会的人还跑到国民党社会部部长吴开先面前告状，吴开先不是中统局的人，所以对特务出身的季源溥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吴开先下令终止了上海劳工协进会的一切活动，并且勒令上海劳工协进会收缩规模，不得开办支社。
季源溥因此大怒，背靠CC系的他，根本就没有把社会部部长吴开先放在眼里，吴开先的命令激怒了他，他更加努力地开挖工福会的“墙角”！
最后，吴开先无奈，出面道歉，将工福会的头头陆京士和季源溥拉坐一桌，协商“共存”。然而季源溥却不买账，表面笑呵呵，背后藏暗箭，最后竟然击垮了“工福会”，独霸上海工人工会的实权。
然而好景不长，历史的车轮很快就推进到了1949年，国民党最终退守台湾，尽管季源溥后来当上了中统局的局长，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