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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学自控:做人贵在自我管理

曾国藩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后来在老师的影响下,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在学习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待自己的错误,深刻反省,坚决改正;对待自己的情绪,能掌控自如,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善于自我管理,不断地超越自我,这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1.对读书的自我管理

现在有些官员,喜欢读书,追求高学历,但并不是为了长学问,而是给自己“镀金”。在曾国藩那里,读书可不是为了“镀金”,而是为了吸收知识,他从读书中获益匪浅,并将其视为人生的一大乐趣。

可以说,曾国藩并非是天资聪颖,他的天赋并不高。据说,曾国藩小时候,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读了很多遍,还是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屋檐下,想等他睡觉熄灯后下手捞点好处。可是曾国藩翻来覆去地背那篇文章,就是背不下来,所以一直不睡觉。贼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非常生气,走到屋里,说道:“这种水平还读什么书?我在旁边听你读都能背下来了!”说完把那篇文章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曾国藩虽然记忆力不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读书的兴趣,以及从书中获得知识。他读书重理解,而不重记忆。他在家训中曾经说过:“读书时记忆平常,这不要担心,要担心的是:第一,没有恒心;第二,随笔点过,并没有看得明白,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确定是看明白了,那么时间久了必然能体会出一些味道。如果心中有愉悦的感觉,那自然会大略记得了。”

曾国藩自己的记忆力不强,他的儿子曾纪泽也同样如此,所以,他也并不要求儿子能背书,而是根据儿子的特点,指导其如何读书。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儿纪泽读书,记性不好,悟性不错,如果要他句句读熟,并且责令他不能再生疏,那他会越读越蠢,将来仍然不能读完经书。于是我请予植兄把泽儿没读的经书,每天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讲解一遍,让他读十遍,不必要能背诵,不必要经常温习,等到草草地做完之后,将来看经书的解释,也可以十分熟练,如果是一味地读、一味地记、一味地温习,时间久了肯定不可能熟练,白白浪费时间罢了。”

现在许多人,把读书当成一件苦差事,并常用“十年寒窗苦”来形容,曾国藩却没有把读书当成苦差事,而是当作人生的一大乐事。关于读书心得,曾国藩有一句精辟的论断:“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在他眼里,在书海遨游是人生的乐趣,更是读书人必有的心态。曾国藩一生重视读书,他推崇南宋朱熹教人读书的方法:“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曾国藩这样解释“涵泳”:“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曾国藩认为,读书就应该把书看作水,把自己的心看成花,看成稻,看作鱼。读书是一个使自己吸收营养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使自己身心得到愉悦的过程。

早年,曾国藩给自己书房取名为“求缺斋”。有一次,他深夜之中高声朗诵古文,在前人的妙辞巧构和自己的抑扬顿挫声中进入一种艺术境界,领略到极大的乐趣。他想起孟子说过“君子有三乐”的话,总结出自己的三大乐趣: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一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二乐;勤劳而后憩息,三乐。曾国藩一时高兴,就把“求缺斋”的名字改为了“三乐书屋”。在读书时,曾国藩非常注意从中吸取学问,为我所用。在他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深为汉高祖称赞萧何、韩信、张良的一段话所吸引。他想,刘邦起事前,不过泗水一亭长,文武两方面都平平,后之所以有天下,不过是倚仗三位豪杰之功;而使三杰各尽其才,这便是刘邦的才能。他联想到自己,认为自己在带兵打仗这方面,既无才能又无经验,今后务必要让身边的人充分施展其才,还要多多发现、物色人才。

在治学方法上,曾国藩总结出了“四多”,也就是要想有所成就,必须要多读、多看、多写、多作。多看,就是指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涉猎,多读就是要对文章吟诵得又细致又熟练。关于看与读,曾国藩是这样认为的:“看”可以使人每天都知道自己的短处,“读”可以使人“经月不忘记自己所学的东西;“看”就要像商人求利,闻风就去,只求越多越好;“读”就像富人攒钱,日夜盘算,只希望存得越多越好;看如攻城夺地,读像守卫防关。二者截然不同,不可以混淆。关于写与作,曾国藩也有自己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写字不多就不熟练,不熟速度就不会快。而作文靠的是心的灵机。心常用就灵活,不用就滞塞。所以他建议多写字,多写作。他认为这个道理就像泉在地下,不凿井取水就得不到甘露,就像玉在璞中,不切磋琢磨就不能成大器一样。曾国藩还举出了许多名人为例,他认为像韩愈、欧阳修的文章,范孟、韩信的事业,程子、朱子的道义,如果不是因为长时间做文章,就不可能会有所成就的。

曾国藩在读书方面有一套规律,他在读书时“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他还坚持“读书不二,一书不点完,断不看他书”,而且要“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他给自己立下的读书课程很多,而“每日读史十页”终身不断……曾国藩把读书当作一生的事情。1871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读书。他还写了这样的几句话:“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觉得人到老年身体不好,是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事,但是读书贵在坚持,并不能因此而停止。他还认为如果不读书,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了。

曾国藩在读书生涯中,精心地读出自己的发现,乃至对生活的感悟,并以此浸润和融入人生。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益友,学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曾国藩有着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十分合理、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历来为后来者所借鉴,尤其是其读书之道,更是影响深远,他的治学品格为后人广为效仿、传颂。

【跟曾国藩学做官】

关于读书,曾国藩得出许多认识,他说过:“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还曾经这样说道,“读书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未完,勿换彼书耳。”

2.对错误的自我管理

曾国藩是“内圣外王”的成功典型,我们知道,“内圣外王”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很多人都以此为目标,但是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和他严格自律、善于自我管理分不开。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很严,有这样一个小例子,当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新造出了四艘轮船后,曾国藩特别高兴,分别给它们命名为威靖、惠吉、操江、测海。这一天,他还带着手下人,亲自来看这些轮船。看着制船业不断地发展进步,曾国藩非常高兴。在乘坐威靖号时,大家议论着这艘船与别的船的尺寸差异。曾国听完后转身,扶着船舷边的铁链,迈着大步向船尾走去,一直不说话,大家都默默地跟着,到了船尾,他抬头问负责人:“威靖号大概有二十丈长吧!”

“哎呀,老中堂,你真是神人,猜得很准,威靖号的精确长度是二十丈五尺。”负责人兴奋地说。

“哪里是猜!”曾国藩微笑着说,“我是用脚步量出来的,我走六步为九尺,走了一百三十二步,估计在二十丈左右。”

大家听了很觉惊奇。旁边人问道:“老中堂,你平时走路都这样吗?”

“我从道光二十三年跟着镜海先生读《朱子全书》以来,便为自己的行坐起居制定了一套规矩,二十多年里,只要不生病,都基本遵守了。”

镜海先生就是曾国藩的老师唐鉴。曾国藩很善于捕捉学习的榜样,当年,道光帝接见唐鉴时,曾国藩恰好在旁边,听到道光帝称赞唐鉴,他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如果学成这样,也同样会得到皇上的赞赏。于是,事后他就直接来到唐鉴家里,拜其为师,向唐鉴“取经”。唐鉴也很欣赏曾国藩,耐心指点他。唐鉴有写日记的习惯,写日记时将一天的事情如实记载,决不欺瞒,夜晚与老妻亲热,亦记于日记中。唐鉴告诉曾国藩,自己的修身秘诀就是写日记,这是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从此以后,曾国藩便就开始写日记了,在日记中,他记下自己一天的事情,然后对自己做错的、做得不好的,进行反省和批评。

不仅如此,自从跟着唐鉴学义理之学后,曾国藩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严加修饬,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自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他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碾儿胡同谒见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看后连声称赞道:“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唐鉴翻到二十八日那一页,见上面写着:“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唐鉴面露欣色说:“好!就要这样不讲情面地痛骂,方才改得掉恶习。”说罢,转过脸来审视曾国藩,问,“足下昨夜所梦何事?”

“昨夜梦见何绍基放广东正考官,考完回来,得程仪五千两,皇上又赏他一千两,私心甚是羡慕。”曾国藩红着脸答道。

唐鉴没有顾及曾国藩的表情,而是严肃地说道:“这是好利之心未全然湔除之故。《中庸》上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可贵,就在于慎独。‘独’尚能审察,世人能见之不善岂敢为乎?涤生,你今日回去,就作一篇《君子慎独论》,下次带给我看。”

曾国藩满口答应。临走,唐鉴又送他一本自著《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

曾国藩的生活起居有着严格的规律,对自己“出轨”的思想活动也是严加管束,当然,一些违反规矩、制度的事,他更不会去做了,即使是别人不知道、能隐瞒得住的,他也会管住自己,不会去做。

在征剿太平军时,曾国藩常年带兵在外,夫人曾经让他纳一个小妾,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部下也都撺掇此事。有人帮着选了一个叫陈春燕的小妾,带到营中。曾国藩突然想起了道光皇帝驾崩还未满百天,按规定是不许办喜事的。手下人说道:“今天刚好是一百天,你就放心吧。”曾国藩信以为真,便将陈春燕留了下来。

当天晚上,曾国藩坐到桌子边,开始写日记,他将陈春燕入室行礼作为一件大事,郑重地写到了日记里。为了确证当天是百日国制期满,他对着日记一天天地掐指头。从七月十六日数起,数到当天,不觉大吃一惊!无论怎样计算,当天也只是道光驾崩后的第九十八天,离期满还差两天!

曾国藩暗骂自己糊涂,忙让手下人过来,带陈春燕到外面的客房去睡。手下人明白了原因之后说道:“大人,何必这样认真呢?姨太太已经进了屋,你就让她在这房里陪你睡觉,瞒两天不公开就是了,何苦要她去睡客房呢?”曾国藩一听大怒,手下人见状,赶紧把陈春燕带到客房。曾国藩吩咐手下人,等到百日国制期满之后,再迎娶陈春燕为妾。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对自己管理很到位,可以蒙混过关的事情绝不去做,也不允许自己的行为有一丝一毫的出格,以免授人以柄。为了遵守国制,他真正做到了“坐怀不乱”。

曾国藩并不聪明,也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但是,他善于自我管理,对自己是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他认为这检点是事关自己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要求得很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曾国藩按照内圣外王、成功官员的标准来经营自己,改掉了一个毛病,就使自己得到了提升,就使自己离成功更近一些,所以曾国藩为后世所盛赞,应该说就是善于自我管理的结果。

【跟曾国藩学做官】

梁启超在评价曾国藩时曾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曾国藩并没有超群绝伦的才华。在当时的著名人物中,他可以说是最不聪明的一个。他的一生,也一直在逆境之中,然而他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的境界,他的成就震古烁今,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一生得力的地方,在于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尽百千险阻而不屈服;他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3.对情绪的自我管理

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番成就,一定要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不要被情绪所影响。对于身处仕途的人,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必须善于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管理和控制,才能做到感情不外露,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这样,一是可以使自己不被情绪所影响,能够理智地行事;另外,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看清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能防止别人利用自己的情绪来“钻空子”。

我们知道,诸葛亮的手中无论是春夏秋冬总是拿着一把鹅毛扇,如果夏天拿扇子扇风可以理解,其他季节为什么也拿着呢?这就是诸葛亮管理自己情绪的一件工具,据说,这把扇子是他的夫人黄阿丑赠送的。

当年,诸葛亮与黄阿丑第一次见面时,虽然听说黄阿丑长得丑,但是相当有才,所以诸葛亮还是很珍惜这次相亲机会,在黄父面前尽情地做了“才艺展示”。当然,他主要是展示的是自己的才学,以及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再加上自己未来的打算,对自己未来蓝图的规划。黄阿丑在旁边听诸葛亮说话,并偷偷地观察他的表情。经过一番“才艺展示”后,诸葛亮成功晋级过关,两人进入交换订情信物的环节,黄阿丑拿出的是一把鹅毛扇。原来,黄阿丑经过观察后发现,诸葛亮虽然一身才能,但是对于自己的情绪管理得不到位,喜怒形于色。当他说到刘备兵少将寡,夺天下困难重重时,便面露难色;当谈到刘备为人忠厚,深得民心,必夺天下时,就面带笑容。虽然在普通人看来这叫率真,可是欲成大事、管理千军万马者,这是一大忌讳。诸葛亮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明白黄阿丑送给鹅毛扇的用意。当黄阿丑把扇子递给他时,问道:“君可知其意?”诸葛亮“抢答”道:“鹅毛虽轻,情意重啊!”黄阿丑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但又不好驳诸葛亮的面子,只好顺着诸葛亮的话说道:“这是其一,君知其二吗?”诸葛亮这回答不上来了,黄阿丑接着说道,“君即将出山,肩负重任,千头万绪,全系一身,遇事必须从容、冷静。古人云:‘喜不大笑,怒不暴跳,乐不轻佻。’我与君交谈时,见君高兴面则喜,畏难面则愁。今赠鹅毛扇,可做遮面之用。”诸葛亮一听,真是遇到高人了,连连点头称是。他出山后,就把鹅毛扇时刻带在身边,不管春夏秋冬,总是扇不离手。如遇喜、怒、哀、乐之事,一看鹅毛扇便尽力克制,不露形色。一时控制不住,当即以扇遮面,以免旁人看出。日子一久他修养成性,遇事总是镇静自若,指挥从容。这就是鹅毛扇的大用场。后来,由于鹅毛扇的作用,诸葛亮练就了“理性、内敛、运筹帷幄、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

虽然,曾国藩没有黄阿丑式的夫人来送鹅毛扇,但是他明白自己身为领导,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好情绪的管理。曾国藩年轻时爱发怒,脾气不好,他就抄治心经,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遇到高兴的事时,他也会控制自己,尽量不表现出来。

曾国藩带兵征剿太平军时,最盼望的就是攻下太平军的“老窝”天京,也就是当时的金陵,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这一天晚上,曾国藩批阅完文件之后,想起了弟弟曾国荃前两天来信说,正在准备攻打金陵,心里很惦记。正在这时,手下王荆七送来了一封信,说是曾国荃的。曾国藩一听,担心出什么意外,一把夺过信来,撕开就看。要知道,平日里曾国藩是用剪刀剪开信封的。撕开信之后,见是曾国荃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十六日正午,我吉字大营轰开城墙,攻占金陵外城……”“金陵城破了!金陵城破了!”曾国藩因为兴奋过度,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王荆七一看吓坏了,赶急上前进行“急救”。他把曾国藩抱上床后,见还没有醒过来,就想去叫住在附近的曾纪泽。这时,曾国藩醒过来了,拦住了荆七:“不要去叫别人了,我没事。你也去睡觉吧,明天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刚才昏倒的事,听到了吗?”

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因为曾国藩觉得自己刚才是“丢大人”了,他深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羞耻。平日里他读《晋书》时,曾为谢安一句“小儿辈已破贼矣”,数度拍案叫绝。那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存亡、谢氏家族兴衰的重大战争,而且在作战前毫无把握。谢安在接到侄儿传来的捷报时,神态没有任何变化,一边照样下棋,一边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已破贼矣”。这样的胸襟与气度让曾国藩羡慕不已,他也曾多次设想过,有一天接到九弟从金陵前线来的捷报时,也要像谢安一样,毫不经意地告诉身边的僚属,可是刚才却兴奋得晕过去了。幸好只有荆七一人在旁,连儿子也未看到,不然,必将作为笑柄广为传播,一直传到子孙后代。

第二天一大早,儿子曾纪泽来到曾国藩的房里给其请安,见到曾国藩像平常一样,端坐在书案前,临摹刘石庵的《清爱堂贴》。曾纪泽给父亲请过安之后,曾国藩头都没有抬,像往常一样平静地问道:“起来多久了?今天散步到了哪些地方?”曾国藩规定儿子早晨起床后要到户外去散步,晚饭后也要去。待到曾纪泽一一回答之后,曾国藩仍是一边写字一边说道:“昨夜你九叔来了一封信,金陵已被你九叔攻下了。”他边说边用力写了一横,脸色平静得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九叔打下了金陵!”曾纪泽看着父亲平静的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知道父亲从不跟自己开这种玩笑,于是兴奋万分,高声喊起来:“金陵打下了!”

曾国藩一见,威严地斥责,“大喊大闹,成何体统!”

“是!”曾纪泽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了,因为父亲平日里告诉自己举止要厚重,即使有天大的喜事,也不该又喊又叫的,他马上收敛了自己的行为。

很快,安庆全城都知道金陵已攻下了,这可是一件大喜事。两江总督衙门张灯结彩,鞭炮连天,幕僚们喜气融融,比过年都高兴。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曾国藩始终以素日一贯的凝重、从容的态度接待,对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十分到位。

《韩非子》主张“喜怒不形于色”,不要轻易表达自己的好恶,这并不是要人故作神秘,而是领导者的基本素质。有句话说:“领导者不表现好恶,部下便露出真面目,部下露出真面目,领导者便不至于被蒙蔽。”所以,领导者应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当然,也要管理好自己的表情。

【跟曾国藩学做官】

曾国藩认为:“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顺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马牛为人穿着鼻孔,要行则行,要止则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为马牛者几何?哀哉!”他的意思就是人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否则就被情绪所牵制,犹如牛马一样,这是很悲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