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博爱:胡适人生讲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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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少年中国之精神 (1)

上回太炎先生谈话里面说现在青年的四种弱点,都是很可使我们反省的。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少年人:(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二)不要妄想凭藉已成的势力;(三)不要虚慕文明;(四)不要好高骛远。这四条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一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和各位同志商酌商酌。

一 少年中国的逻辑

逻辑即是思想、辩论、办事的方法。一般中国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正当的方法。因为方法缺乏,所以有下列的几种现象:(一)灵异鬼怪的迷信,如上海的盛德坛及各地的各种迷信;(二)谩骂无理的议论;(三)用“诗云子曰”作根据的议论;(四)把西洋古人当作无上真理的议论。还有一种平常人不很注意的怪状,我且称他为“目的热”。“目的热”就是迷信一些空虚的大话,认为高尚的目的,全不问这种观念的意义究竟如何。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和平”,大家齐声喝彩,就请他做内阁总理;明天又有人说:“我主张和平统一”,大家又齐声叫好,就举他做大总统;此外还有什么“爱国”哪,“护法”哪,“孔教”哪,“卫道”哪……许多空虚的名词;意义不曾确定,也都有许多人随声附和,认为天经地义,这便是我所说的“目的热”。以上所说各种现象都是缺乏方法的表示。我们既然自认为“少年中国”,不可不有一种新方法,这种新方法,应该是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我在这短促时间里所能详细讨论的,我且略说科学方法的要点:

第一,注重事实。科学方法是用事实作起点的,不要问孔子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康德怎么说;我们须要先从研究事实下手,凡游历、调查、统计等事都属于此项。

第二,注重假设。单研究事实,算不得科学方法。王阳明对着庭前的竹子做了七天的“格物”工夫,格不出什么道理来,反病倒了,这是笨伯的“格物”方法。科学家最重“假设”(Hypothesis)。观察事物之后,自然有几个假定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每一个假设所涵的意义彻底想出,看那些意义是否可以解释所观察的事实?是否可以解决所遇的疑难?所以要博学,正是因为博学方才可以有许多假设,学问只是供给我们种种假设的来源。

第三,注重证实。许多假设之中,我们挑出一个,认为最合用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是否真正合用?必须实地证明。有时候,证实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必须用“试验”方才可以证实。证实了的假设,方可说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张、东哲西哲的学说,若不曾经过这一层证实的工夫,只可作为待证的假设,不配认作真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

二 少年中国的人生观

现在中国有几种人生观是“少年中国”的仇敌:第一种是醉生梦死的无意识生活,固然不消说了;第二种是退缩的人生观,如静坐会的人,如坐禅学佛的人,都只是消极的缩头主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胆子,不敢冒险,只求平安,所以变成一班退缩懦夫;第三种是野心的投机主义,这种人虽不退缩,但为完全自己的私利起见,所以他们不惜利用他人,作他们自己的器具,不惜牺牲别人的人格和自己的人格,来满足自己的野心,到了紧要关头,不惜作伪,不惜作恶,不顾社会的公共幸福,以求达他们自己的目的。这三种人生观都是我们该反对的。

少年中国的人生观,依我个人看来,该有下列的几种要素:

第一,须有批评的精神。一切习惯、风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点批评的眼光。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的习俗,都最容易陷入机械的习惯,到了“机械的习惯”的时代,样样事都不知不觉的做去,全不理会何以要这样做,只晓得人家都这样做故我也这样做。这样的个人便成了无意识的两脚机器,这样的社会便成了无生气的守旧社会。我们如果发愿要造成少年的中国,第一步便须有一种批评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不是别的,就是随时随地都要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

第二,须有冒险进取的精神。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很多危险的,是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语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拼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这个世界岂是给我们静坐旁观的吗?那些厌恶这个世界,梦想超生别的世界的人,更是懦夫,不用说了。

第三,须要有社会协进的观念。上条所说的冒险进取,并不是野心的,自私自利的。我们既认定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又须认定人类的生活全是社会的生活,社会是有机的组织,全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全体。社会的活动全是互助的,你靠他帮忙,他靠你帮忙,我又靠你同他帮忙,你同他又靠我帮忙;你少说了一句话,我或者不是我现在的样子,我多尽了一分力,你或者也不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我和你多尽了一分力,或少做了一点事,社会的全体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便是社会协进的观念。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把人人都看作同力合作的伴侣,自然会尊重人人的人格了。有这个观念,我们自然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社会有关,自然不肯为社会造恶因,自然要努力为社会种善果,自然不致变成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机家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不可不时时刻刻保存这种批评的、冒险进取的、社会的人生观。

三 少年中国的精神

少年中国的精神并不是别的,就是上文所说的逻辑和人生观。我且说一件故事做我这番谈话的结论:诸君读过英国史的,一定知道英国前世纪有一种宗教革新的运动,历史上称为“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这种运动的几个领袖如客白尔(Keble)、纽曼(Newman)、福鲁德(Froude)诸人,痛恨英国国教的腐败,想大大的改革一番。这个运动未起事之先,这几位领袖做了一些宗教性的诗歌,写在一个册子上,纽曼摘了一句荷马的诗题在册子上,那句诗是“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翻译出来即是“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少年的中国,中国的少年,我们也该时时刻刻记着这句话:“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这个题目是我在山东道上想着的,后来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又在唐山的学术讲演会讲过一次。唐山的讲演稿由一位刘赞清君记出,登在一月十五日《时事新报》上。我这一篇的大意是对于新村的运动贡献一点批评。这种批评是否合理,我也不敢说。但是我自信这一篇文字是研究考虑的结果,并不是根据于先有的成见的。

九,一,二二

本篇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赞成现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认为“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

先说什么叫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月二日夜(就是我在天津讲演前一晚),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有两种:

一、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二、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杜威先生极力反对前一种假的个人主义,主张后一种真的个人主义。这是我们都赞成的。但是他反对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害处,是大家都明白的。因为人多明白这种主义的害处,故他的危险究竟不很大。例如东方现在实行这种极端为我主义的“财主督军”,无论他们眼前怎样横行,究竟逃不了公论的怨恨,究竟不会受多数有志青年的崇拜。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主义的危险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觉得“个人主义”还有第三派,是很受人崇敬的,是格外危险的。这一派是:

三、独善的个人主义 他的共同性质是: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这个定义含有两部分:(1)承认这个现社会是没有法子挽救的了;(2)要想在现社会之外另寻一种独善的理想生活。

自有人类以来,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也不知有多少次了。简括说来,共有四种:

(一)宗教家的极乐国 如佛家的净土,犹太人的伊丁园,别种宗教的天堂,天国,都属于这一派。这种理想的原起,都由于对现社会不满意。因为厌恶现社会,故悬想那些无量寿,无量光的净土;不识不知,完全天趣的伊丁园;只有快乐,毫无痛苦的天国。这种极乐国里所没有的,都是他们所厌恨的;所有的,都是他们所梦想而不能得到的。

(二)神仙生活 神仙的生活也是一种悬想的超出现社会的生活。人世有疾病痛苦,神仙无病长生;人世愚昧无知,神仙能知过去未来;人生不自由,神仙乘云遨游,来去自由。

(三)山林隐逸的生活 前两种是完全出世的;他们的理想生活是悬想的,渺茫的出世生活。山林隐逸的生活虽然不是完全出世的,也是不满意于现社会的表示。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却又无能为力,只得隐姓埋名,逃出这个恶浊社会去做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们不能“得君行道”,故对于功名利禄,表示藐视的态度;他们痛恨富贵的人骄奢淫逸,故说富贵如同天上的浮云,如同脚下的破草鞋。他们痛恨社会上有许多不耕而食,不劳而得的“吃白阶级”,故自己耕田锄地,自食其力。他们厌恶这污浊的社会,故实行他们理想中梅妻鹤子,渔蓑钓艇的洁净生活。

(四)近代的新村生活 近代的新村运动,如十九世纪法国、美国的理想农村,如现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见解看起来,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隐逸是没有组织的,新村是有组织的:这是一种不同。隐遁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绝的,故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理想;现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赏玩Rodin同Cézanne的幸福,还能在村外著书出报:这又是一种不同。但是这两种不同都是时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区别。从根本性质上看来,新村的运动都是对于现社会不满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们对于现在“少数人在多数人的不幸上,筑起自己的幸福”的社会制度,表示不满意,自然是公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