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博爱:胡适人生讲演集
1084900000004

第4章 少年中国之精神 (4)

现在且说第一个例:二千五百年前在喜马拉亚山南部有一个小国——迦叶——里,街上倒卧着一个病势垂危的老丐,当时有一个王太子经过,在别人看到,将这老丐赶开,或是毫不经意的走过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赋有哲学的天才的人,他就想人为什么逃不出老、病、死,这三个大关头,因此他就弃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宫、财货,遁迹入山,去静想人生的意义。后来忽然在树下想到一个解决:就是将人生一切问题拿主观去看,假定一切多是空的,那末,老、病、死,就不成问题了。这种哲学的合理与否,姑不具论,但是那太子的确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他以为比较普遍适用的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睡到夜半醒来,听见贼来偷东西,我那就将他捉住,送县究办。假如我们没有哲性,就这么了事,再想不到“人为什么要作贼”等等的问题;或者那贼竟苦苦哀求起来,说他所以作贼的原故,因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元处谋生,迫于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没哲性的人,对于这种吁求,也不见有甚良心上的反动。至于富于哲性的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有多少?为什么社会没得给他做工?为什么子女这样多?为什么老病死?这种偷窃的行为,是由于社会的驱策,还是由于个人的堕落?为什么不给穷人偷?为什么他没有我有?他没有我有是否应该?拿这种问题,逐一推思下去,就成为哲学。由此看来,哲学是由小事放大,从意义着想而得来的,并非空说高谈能够了解的。推论到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也无非多从活的人生问题推衍阐明出来的。

我们既晓得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哲学,而且略会看到两者的关系,现在再去看意义在人生上占的什么地位。现在一般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看人生种种事实,和乡下人到城里未看见五光十色的电灯一样,只看到事实的表面,而不了解事实的意义。因为不能了解意义的原故,所以连事实也不能了解了。这样说来,人生对于意义极有需要,不知道意义,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这班人,终日对物格物,终于找不到着落,就是不从意义上着想的原故。又如平常人看见病人种种病象,他单看见那些事实而不知道那些事实的意义,所以莫明其妙。至于这些病象一到医生眼里,就能对症下药;因为医生不单看病象,还要晓得病象的意义的原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单靠事实,还要知道意义!

那末,意义又从何来呢?有人说:意义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积累得来,是愚人取得意义的方法;一种是由直觉得来,是大智取得意义的方法。积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觉的方法是走捷径。据我看来,欲求意义唯一的方法,只有走笨路,就是日积日累的去做克苦的工夫,直觉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直觉是积累最后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贯通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有一次演说,他说,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见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来,不出汗决不会出神的。所以有人应付环境觉得难,有人觉得易,就是日积日累的意义多寡而已。哲学家并不是什么,只是对于人生所得的意义多点罢了。

欲得人生的意义,自然要研究哲学史,去参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过还有比较更重要的,是注意现在的活的人生问题,这就是做人应有的态度。现在我举两个可模范的大哲学家来做我的结论,这两大哲学家一个是古代的苏格拉底,一个是现代的笛卡尔。

苏格拉底是希腊的穷人,他觉得人生醉生梦死,毫无意义,因此到公共市场,见人就盘问,想藉此得到人生的解决。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去打官司,他就问他,为什么要打官司?那人答道,为公理。他复问道,什么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结舌不能作答。苏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却不知道你不知呵!后来又有一个人告他的父亲不信国教,他又去盘问,那人又被问住了。因此,希腊人多恨他,告他两大罪,说他不信国教,带坏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来的时候,对告他的人说。“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们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路罢!”后来他就从容就刑,为找寻人生的意义而牺牲他的生命!

笛卡尔旅行的结果,觉到在此国以为神圣的事,在他国却视为下贱;在此国以为大逆不道的事,在别国却奉为天经地义;因此他觉悟到贵贱善恶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他以为从前积下来的许多观念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多是乘他思想幼稚的时候侵入来的。如若欲过理性生活,必得将从前积得的知识,一件一件用怀疑的态度去评估他们的价值,重新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这怀疑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与哲学的贡献。

现在诸君研究佛学,也应当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他的意义,是否真正比较得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决不会真有价值。我希望诸君实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牢记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这句话。那末,诸君对于明阐哲学,了解人生,不觉其难了。

给求真学社同学的临别赠言

今天承求真学社诸同学的盛意欢送,我非常地感谢。但是谈到我个人以往的努力情况,我却觉得非常惭愧。我从前留学美国,当时忽想学农业,忽想学文学,终于转到哲学的路上去。可见得当时我对于自家所学的志愿,已经是很漂浮无定的。到了回国以后,以少年气盛,对于国家的衰沉,社会的腐败,很不满意,故竭力想对于这种行将倾颓的社会国家,作一番大改造的功夫。可是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社会国家里,想把这两千年来所聚累的污浊一扫而空,把这已经麻木不仁了好久的社会打个吗啡针,使它起死回生,真不容易。

也许是我个人的学问不够,经验不足,努力了这许多年,转眼去看看社会,还是一无所动。而且看看这两年来的情形,政治愈演愈糊涂,思想愈进愈颓败。此外如人民的生计,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没有一件不是每况愈下,真是有江河日下之势。曾记得有一个故事,这里很可以引来谈谈,就是以前牛津(Oxford)大学里,有一种宗教运动Oxford Movement。Newman、Keble等结合了一班同志,组织了一个类似你们现在所组织的“求真学社”的团体。他们把每回讨论的东西和他们写的宗教诗,都集到一本小册子里去。在这小册子的头一页,Newman引了荷马(Homer)的诗,做他们的格言(Motto),这诗译成英文为: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我现在用白话可以把它直译如下:

现在我们回来了,

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他们这种运动,据我们看来,虽不大对劲,但是他所引的这句诗,却很可以做我们的一个针砭。我常说牛曼(Newman)所引荷马的这句诗,应该刻在欧美同学会的门匾上,作为一种自警的格言。现在我们都已回来了,然而社会的腐败机轮,依然照旧地轮转着。

然则从这样看来,不是很可悲观的吗?不,决不!丁文江先生常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我自信我个人是有我的宗教信仰的。我所信仰的宗教,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默示(revelation),实在说来,人只要有一种信仰,便即是他的一种宗教。佛教不是没有神没有上帝的一种宗教吗?所以我对于我自家的信仰,也就叫做我的宗教。我相信一切有意识的,本凭良心的努力,都不会白白地费掉的。All conscious and conscientious endeavour will never be wasted!我们如果拿莱勃尼慈(Leibnitz)的话来说,更能够把这句话的真意表现出来。Leibnitz在他的Monadology(《单子论》)第六十一节中说得很好:

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Plenum,为真空vacuum之对),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动,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地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

诸位都是曾经读过哲学史的,在哲学史中这种事例很多。在哲学史中,往往一个哲学家思想的结果,当时或当即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当地看不出什么影响来,但是过了一时,或换了一地,却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动。在历史上许多的大转机都是这样。我们远看希腊大哲苏格拉底(Socrates)的牺牲,当时的社会,且以他的学说为邪说诱众,毒害青年;然而他们又哪里知道此后希腊的哲学思想都导源于苏哲呢!次如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Republic),他的共产制的社会,人家都莫不以之为理想的乌托邦(Utopia),然而到了现在,却成了社会改造运动的目标。

我们再近看马克思(Karl Marx)的唯物史观,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主义,人都视彼为洪水猛兽;然而这一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都染着红色的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不但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独立联邦共和国为然也。再看达尔文(Darwin)的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而天演竞争优胜劣败之说,轰动一世。于是,向之人为上帝所独造,为万物之灵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受极大的打击。所以,当时的宗教界也都以“洪水猛兽”视达尔文;然而自然主义的信仰,由此更加巩固。哲学上玄之又玄的东西,更现出“海市蜃楼”的模样。就这样看来,只要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那么你这一分的努力,就有一分的效果。虽然这一分的效果,就宇宙的大洪流里头看来,也许有“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然而这安知这一分的效果,一分加一分,一点复一滴,终于变成滔滔大浪的江河呢!语云:“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而爝火倒可以燎原。固知我们的力量有非我们自己所能预料的。我曾给我的朋友做了一副联,联云:

胆欲大而心欲小,

诚其意在致其知。

这副联的上文,即是说一切都是一点一滴小小心心地做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功夫决不会空费的。这就是我的不朽的宗教,也就是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原因。

现在我快到欧洲去了。此时我所得的经验,当然要比以前“初出茅庐”时要多,而向之只能景仰不可攀望的大人物,此时也有机会和他们接触。所以我将来到欧洲时,也许我的做学问的欲望勃兴,从事学业的工作也未可知。因为我看西洋人作哲学史太偏于哲学的(philosophical)了,往往是把那些不切紧要的问题谈得太多,而惊天动地改变社会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哲学史上反没有位置。例如,一部哲学史翻开一看,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Hegel)的东西,已占了差不多一半,而达尔文、马克思、赫胥黎和托尔斯泰,反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是太冤枉了吗?照我的意见,作哲学史当以其人的思想影响于社会的大小为主体,而把那些讨论空洞的判断(Judgment)命题(Proposition)……等不关紧要、引不起人家的兴趣的问题,极力删去。